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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结束

回忆过去

活好当下

前言：

我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台英语部工作的五年期间，有过两次出国访问的机会，一次是以国际台体育记者身份奔赴泰国曼谷采访亚洲第八次运动会；另一次则是作为国际台英语记者身份陪同当时的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访问英国。毫无疑问，我是非常重视那次英国访问的，因为能被国际台选中去陪伴如此高级别国家领导人出访，是我的光荣，那是“组织上对我的无比信任”。但到了伦敦后，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让我直呼“天下哪有如此凑巧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我竟然与两个同年级老同学相遇。虚荣心的我当时我并不觉得我的“职业”和“衔头”比我那两位老同学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最后看到了在“官衔”上与那两位同学的巨大差距。但，后悔吗？懊恼吗？一点儿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我命中注定就是个衣食无忧的一介草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惬意！我说这话是真心的。

今天又一次心血来潮，发表一篇旧作（文章较长，分三次发表），与诸君共享（这是第三部分），望大家喜欢。​

同学，同行，朋友和领导

文/龚如仲（Ralph）

除了与同学、同事、朋友之间巧事、趣事之外，还有一件我和我们领导间的难事也必须在这儿提一提。一看到这儿，您或许会感到奇怪了：“远在英国采访的你，怎么和国内的领导扯上了关系”？说来也怪，这件事还真和我国内的领导有关系。

在伦敦工作的某一天，我突发奇想，瞒着我同伴老张，一个人坐计程车去了伦敦东部的贫民窟。接着，我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在一家低档PUB（小酒店）对几位英国最下层的苦力劳工和欢场女子进行了采访。

在现场采访中，我让他们谈谈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看法和感受。我的本意是：我们访英期间，天天接触的不是英国政府要员、白领精英，就是企业老板和社会名流，听到的都是一些官场话、奉承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听听发自英国最底层的这些人的声音？这也许会让我们采访到出人意外的好内容。

东伦敦贫民区是英国首都最破烂、最贫穷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生活条件很差。但对我这个记者而言，真正令我头疼的是：这些几乎没有上学机会的东伦敦人既不按标准的伦敦音发音，也不按正规的英语语法发言。比如，他们往往会把“HE DOES NOT KNOW”（他不知道）说成“HE DO NOT KNOW”。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时不时地夹杂着一些方言和俚语，让我听起来分外费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非常友好和真诚，而且在采访中能与我积极配合、争相发言。就这样，我完成了一篇采访专稿。

在坐计程车回酒店的途中，我心中暗自得意，盘算着“我这篇专稿发回国内后，一定会受到台里（国际广播电台）和部里（英语部）的好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回到住处时，同事老张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其原因是：我在她的视线下已经消失了好几个钟头。您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外事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出国必须二人同行，一个人的单独行动会被视为严重违规、违纪（会受到纪律处分）。

见我回到了酒店，老张终于松了一口气。但等我一本正经地把事情的始末对她一说，经验老道的老张立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郑重地警告我：其一，我不该一个人擅自外出，犯了大忌；其二，我更不该私下里采访贫民窟的下层人士，更不该接触欢畅女子。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的这个举动是没有先例的。最后，她善意地告诉我：不要把专稿发往国内。然而，年轻气盛而又相当固执的我那里听得进她的劝告？

果不其然，等我们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后，一场风波已经在等候着我了。在台里和部里，不少人认为我擅自一人外出是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应该对我进行“严肃处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碰到了一件怎样的难事。就在这危急关头，是我们国际电台的台长老张救了我。张台长力排众议，说服大家，帮我解了围。

他是一位极其开明的台长。他认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采访的内容也新颖别致。但他也没有一味地袒护我，因为我毕竟是犯了“不照二人同行规矩办事”的“严重错误”。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此稿不必播出，只对当事人进行口头批评，但不作任何纪律处分，算是“功过相抵”，下不为例。就这样，一件难事被老台长张先生摆平了。直到如今，我都忘不了这位思想开明、充满善心的老台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