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200年前的公元805年，他被贬永州，因而与永州结缘；20年前的2005年，我挂职永州，因而与永州结缘。我们与永州结缘的时代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但同为文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理解他的寂寞，他理解我的执着。《寂寞柳子》是我挂职时奉献给他的一篇小文，现在再将它奉献给我的朋友们，请大家批评指正。

寂寞柳子

欧阳斌

       公元805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季节。

       就在这年冬天，一辆破旧的马车带着一家老小悄然地离开了大唐繁华的都城长安。因为破旧，这辆马车行走在长安繁华的大街上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正是这辆不被人们注意的破旧马车却注定要走进一段大唐的历史，走出一段令人痛惜、令人怀念、更令人敬仰的历史。因为，这辆马车上坐着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刚刚经历的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而他即将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的仍将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他，就是刚刚结束的 “永贞革新”的主将、堂堂的大唐礼部员外郎、后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

       此时柳宗元的脸上已经读不到“永贞革新”时那种春风得意的神态，大唐礼部员外郎的衣冠也被他当作一种纪念，悄悄地塞进了马车上那只旧木箱的底层。柳宗元此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放逐远方的贬官。永州唐时被称为蛮荒之地，柳宗元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那个地方，可是，现在命运却不容分辩地在将他往那个地方引。柳宗元愁容满面地坐在那辆马车上，与他同行有他年迈的母亲卢氏、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和他那不满五岁的女儿和娘。一路上，他对自己的命运作过种种猜测，他在内心祈求着皇上迅速开恩，让他很快回到都城长安，因为，他有宏大的报国之志，也有太多的报国之才。柳宗元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是十年。

       这本应是他生命力最为旺盛的十年，是他应该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的十年，可是，这十年他却注定要在寂寞与冷清中度过。

       十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十年啊。

       柳宗元走出都城长安时刚好三十三岁，等他重回长安时，已经四十四岁了，这十年耗掉的是他生命中最为珍贵的岁月，而这一切都是源于那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

       翻开大唐的历史，“永贞革新”是谁也绕不过去的一页。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适驾崩，以王叔文、王丕、柳宗元、刘禹锡、韩泰、吕温等为代表的革新派拥立太子李诵做了皇帝，是为唐顺宗。李诵继位不到二个月，在改革派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即全面铺开。永贞革新的内容包括强化朝政，巩固中央；打击宦官，抑制藩镇；减轻赋税，革除弊政；打击酷吏，选用贤能等。在这场革新运动中，新任礼部员外郎（正六品）的柳宗元是位得力干将，他不但承担了大部分皇帝诏书的制作，还承担了许多内外联络工作。可是，永贞革新大大地伤害了藩镇、宦官等既得者的利益，保守派很快就结成了同盟，杀向改革派。公元805年8月，李诵被迫退位，由太子李纯继位做了新帝，是为唐宪宗。宪宗上台的第三天，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纷纷被贬官、流放，身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州府在今湖南邵阳）刺史。可是，在他们的赴任途中，当权者觉得虽将他们发配到了偏远之地，但刺史还是实职，仍不解恨，于是，又将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韦执宜、程异等八人由刺史改为司马，发配地也更为偏远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他被贬为湖南永州司马，职务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是唐时的中等州，司马的官位是六品上，“员外置”是编制之外的人，也就是只领薪俸不干事的人。“永州司马”从职务上决定了柳宗元到永州之后只能是一个闲人，而“永贞革新”时期的得力干将这一已经过去的历史，又决定了柳宗元是个闲人加“罪人”，许多人将视之如灾星，惟恐避之而不及。

       唐时的永州虽是交通闭塞、文化荒芜、经济落后之地，但地方官员们对于官场中的套路却依然稔熟于心。对于这样一个“闲人加罪人”，官府自然是不会对其有多少照顾的，柳宗元初来永州，一家只得借身在一所佛寺内，此寺名龙兴寺，位于永州面临潇水的千秋岭下。龙兴寺是一所木质结构的佛寺，很容易发生火灾，柳宗元一家住进龙兴寺之后，五年之内竟“四为大火所迫”。大火不但吞灭了柳宗元仅有的家产，也吞灭了他好不容易从京城带来的一些书籍，这些书籍有很多不是在永州可以找到的，从而也使他失去了可贵的精神食粮。

       失去了这些他视之如生命的精神食粮，柳宗元精神变得更加空虚，在这种空虚中，他是多么的渴望与人交流。因为寄住在龙兴寺，柳宗元与龙兴寺的当家师重巽和尚成了好朋友。重巽和尚是天台宗九祖释湛然的再传弟子，在当时的佛教界颇有影响。柳宗元经常与重巽一起切磋佛法。然而，柳宗元思想的主流是唯物的，而且，他的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在一定的程度是把佛学看成与老、庄、墨、申、韩一样，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观、果报观、遁世观虽然对他的思想带来了强烈地撞击，但无法彻底改变柳宗元的世界观。身处佛寺，柳宗元的思想依然在经受着煎熬。

       苦闷之中，柳宗元从自己的记忆中翻出一大批世交故旧的名单，试着给他们投书。对于这些世交故旧，柳宗元也将他们分成了几种类型：一是“永贞革新”时期的同党或意气相投者，他们中大多数已与柳宗元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有的甚至更惨，比如说“永贞革新”的主要发起人王叔文就已因革新而丢掉了生命，而另一与柳宗元一样后来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刘禹锡则放逐到了与柳宗元所在的永州环境差不多的朗州（今常德）司马，对于这些过去的“同志”，柳宗元试着给他们写信，可是，这些昔日的战友，或受惊于过去，或恐惧于当前，除了刘禹锡、吕温等少数几个人之外，真正敢于与柳宗元交往的并不多。柳宗元投书的第二部分人是他在长安结识的那些虽不是同党，但自认为有些共同爱好，还比较投缘的故人。可是，这些人同样怀着恐惧之心，没有几个人敢跟柳宗元往来。倒是在“永贞革新”时许多政见与其意见相左，但在文学上仍与其有着许多共同观点的韩愈这时却伸出了“橄榄枝”，不顾个人安危，与柳宗元探讨了许多问题。柳宗元投书的第三部分人就是还在台上的当政者了。柳宗元不是一个奴颜婢膝、甘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在提醒他，在政界要有为必先有位，而要有位又必须先有人看重。到永州后，每逢皇上大赦，柳宗元都是睁大着眼睛，希望能有好运降临到自己身上。当一次次希望被一次又一次失望代替之后，柳宗元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这些当政者写起了书信，甚至一些“永贞革新”的反对者，如武元吉、李吉甫也不例外。他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闷，向他们表达自己渴望重新被重用的心曲。有时，甚至还委婉地、违心地向他们表示自己对于“永贞革新”的忏悔。可是，这些柳宗元用心所写的书信大多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海内甚广，知音几人”，柳宗元的心彻底冷了，他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罪谤交织，群疑当道”。好在那时还有娄图南、吴武陵、李幼清、南承嗣等几位或云游天下的白衣秀才、或同样被贬永州的同病相怜者不顾世俗的束缚，敢于大胆地与柳宗元交往，否则，我真不知道柳宗元要怎样承受这人世的冷漠。

       就是在这种人世的冷漠中，柳宗元的家庭也累遭不幸。柳宗元的父亲早已去世，妻子杨氏也于他们结婚后三年病故，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无人照管，只得跟着柳宗元长途爬涉来到了永州。由于他们举家迁到永州之后只得栖身寺庙，生活艰辛，再加上他们是由北方迁至南方，水土不服，母亲到永州后不久就染上重病，不幸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五月十五日，撇下他难以割舍的儿子柳宗元病逝于龙兴寺。年老的母亲与自己一路颠簸来到这偏远的永州，现在又过早地去了，柳宗元感到悲痛欲绝。然而柳宗元的家庭悲剧还在上演，元和五年，他那不满十岁的女儿和娘又不幸去世了。生活就是这样摧残着一代人杰。毫无出头之日的贬谪生涯，接二连三的生活打击使得柳宗元终日郁郁寡欢，他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初到永州时，柳宗元还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年轻人，三四年过去，柳宗元就已经“丰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或寒、水火互至、内消肌骨”了，三十六七岁的他有时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已经俨然一个小老头了。

       苦闷啊，寂寞啊。柳宗元有时真恨不得伸出一拳将这狗日的世界砸烂，可是，他伸出的拳头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那拳头没有砸烂他痛恨的世界，砸痛的常常是他自己。

       怎么办？要么活着，要么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在寂寞与冷清中死掉，柳宗元冥思苦想了许久，决定还是选取择前者。要活下去，首先得治好自己的病，要治病就得有药，贫穷潦倒的柳宗元研究起了医学，自己上山采起药来。由采药，柳宗元越来越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乐趣，是啊，人世间你争我斗，而山与水却不管这些，它们始终无忧无虑地挺立着、流淌着，十年如斯、百年如斯、千年万年还如斯。柳宗元从山水中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寄托，到永州四年之后，他毅然搬出了龙兴寺，在愚溪东南畔构筑家园，像模像样地过起了田园生活。愚溪原名冉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小溪，柳宗元定居冉溪之后，觉得自己以前都是因为太愚蠢了才招致那么多的厄运，于是，便决定改冉溪为愚溪，居所的搬迁改变了柳宗元的人生态度，也让柳宗元从山水中找到了以前官场争场争斗中所不可能产生的乐趣，他开始终日纵情于山水之间，开始与以前连他自己也不太瞧得起的那些农夫走卒成为朋友。正是在这种接触中，他的文学创作迎来了又一个高峰。从《愚溪对》到《八愚诗》再到《江雪》，从他的游记《永州八记》到他的寓言作品《捕蛇者说》《黔之驴》再到他的传记作品《宋清传》《河间传》《段太尉轶事传》，柳宗元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取了一个个文学的丰收，终于使自己的生命在寂寞中绽放出了迷人的花朵。

       然而，即使是这样，即使表面已经纵情于山水无心于政治，但柳宗元内心那份“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愫依然时常在心中荡漾，表面嘻笑怒骂的背后是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重返长安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过。有位长安的朋友去看他，见他终于纵情于山水，以为他还真的“乐不思蜀”了，柳宗元回答道：“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乎？”这段回话将柳宗元的表面已经平静而内心依然寂寞的心境表露无遗。

       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元和十年，即公元815年，京城的诏书终于传到了永州，“八司马事件”中除已去世的凌准、韦执谊，已调用的程异外，其他五人被悉数诏回京城。“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悲喜交集的柳宗元吟出了这样的诗句，诗中透露的是一种惊喜，更是一种不肯降心辱志的情怀。与他同时被贬又同时被诏回的刘禹锡则吟出了“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样的诗句。可是，历史再一次跟柳宗元及同时被召回的五位司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正当柳宗他们兴奋地等待着重新安置的消息时，有人再一次向朝廷告了他们的黑状，朝廷一纸令下，五位司马被贬到更远的地方任刺史。柳宗元的下一个人生驿站是柳州刺史，柳州是当时各方面环境比永州更差的地方。“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书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监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奔赴柳州的路上，柳宗元向同为再贬的刘禹锡赠诗，表达了自己面对更为苦闷的心情。在永州的长期辛劳已经严重影响了柳宗元的身体素质，柳宗元在柳州只工作和生活了四年就离开人间了。

       翻阅柳宗元在永州长达十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他艰难困苦的生活发出一声长长地叹息。是啊，以三十三岁的壮年、正当事业的鼎盛之际而被贬永州，柳宗元所经受的的确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痛苦，他过的真正是有苦无处诉，有话无人讲的寂寞生活。“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这样的藏头诗中所隐含的“千万孤独”，也许就是柳宗元那时心境的最好写照。庆幸的是柳宗元最没有被困难击倒，他在苦难中孕育自己的思想，在苦难中延续自己的创作，在苦难中把一份沉甸甸的思想与文学遗产留给了后人。正是有了柳宗元，永州这块文化的荒地从此才崛起了一座文化的丰碑；正是有了柳宗元，永州这块时常被人遗忘的土地才伴随着“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这样朗朗上口的文字而名扬四海。即使到了现代，柳宗元仍是永州人精神上的偶像，柳子祠仍然是永州人精神上的圣地，而他生活过或游览过的地方如龙兴寺、愚溪、黄江源等，则成为人们最为向往的游憩之地，柳宗元用他十年的艰难与困苦为永州人留下的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像人生有大境界与小境界一样，寂寞也有大寂寞与小寂寞之分，大寂寞是事业绝望的寂寞，是亲朋远去的寂寞，是无人理解的寂寞，只有大寂寞才是心灵深处的寂寞，是长时间的寂寞。而小寂寞则只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或空虚，与大寂寞相比，它给人带来的心灵的痛苦是轻微的、暂时的。在寂寞面前，有的人战战兢兢，生命的意志不攻自破；有的人百折不挠，生命的意志愈战愈勇。寂寞不掩风流，在真正的仁人志士面前，大寂寞更能显示出大风流。司马迁在遭遇宫刑之后，失去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与身体，可谓寂寞之极、痛苦之极了，但他正是在这种寂寞与痛苦中，完成了《史记》的写作，用自己的心血铸就了中国史学的一块丰碑；诸葛亮胸怀大志却隐身隆中数十年，俨然一山野村夫，也可以说是寂寞到家了，可他硬是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等来了刘备的三顾茅庐，终于一展雄才大略，成为了三分天下的主要谋划者；长征途中，毛泽东被削去兵权，日日与单架为伍，也不可谓不寂寞，可正是在单架上，毛泽东仍在苦苦地思索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并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文革”中，小平同志下放到了江西南昌的一个农场，层层监视中，他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农场中的草地都被他走出了一条小路，也不可谓不寂寞，可正是在那种寂寞中，他的心中已经开始孕育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面对寂寞，在颓废与奋发的选择中，柳宗元显然属于后者。正因为战胜了人生这种大寂寞，所以柳宗元最终胜利了，一个人战胜寂寞的过程又何尝不是战胜自己的过程？“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柳宗元在走进永州这块土地时就对自己的命运作了安排。柳宗元最后胜利了，他以他的血泪、他的生命兑现了他的诺言。

        寂寞的是柳宗元，幸运的是中国的文学；

       作者简介：欧阳斌，男，1965年7月出生，湖南衡阳人。曾在衡南县茅市供销社、中共衡阳市南岳区委、中共永州市双牌县委、湖南省旅游局、湖南省旅游集团公司、湖南省纪委、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张家界市政协工作，现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已出版诗集《阳光的手指》、《最美湖南——锦绣潇湘的诗意解读》、《深爱张家界》，散文集《感悟名山》《叩问》等五部文学作品及《中国旅游策划导论》《实划实说》两部旅游策划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