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木楼

文/曾庆远

       木楼当年是野鸡村村民多棱的希望里最绚丽的一环，他们巴望着自己的子女经由这里飞出这个僻远而又贫瘠的小山村，草鞋换皮鞋，跃出农门，不过，能飞出去的寥寥无几，但村民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美丽的梦想，我是从这木楼里飞出去的寥寥无几者之一。

       而今，木楼已被一栋现代化的小洋楼所替代。在当年，木楼是我们山村最宏伟的建筑：它面南背北，长约34米，宽约七米，高约七米，一楼西头是两间教室，是一二年级的天堂，东头是厨房兼杂物间，中间也应该是两间教室的，但却做了大队的大礼堂，就没有用木板隔开，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大礼堂的功能发挥得不是很好，倒是作为附近生产队的储藏室还要名副其实一点，其间还夹有两间教师办公室兼卧室，一间大队的推销店，一间大队部办公室。二楼依次是三间教室，四间教师办公室兼卧室，最东头的一间是做杂物间用的，准备堆放废桌椅的，但由于当年经费紧张，老师时常提醒我们，谁弄坏了桌椅谁就负责修理，我们就知道一旦弄坏了桌椅，被修理的就不仅仅是桌椅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这杂物间从来就没有发挥过它的职能，它是作为我们摔跤的健身房而纳入我的记忆的。

       我在这木楼里度过了五个春秋，一二三四年级时，我和我的同学爱玩的天性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开发，我入学之初，木楼里的唯一公办教师因病住院去了，尽管是那讲奉献的年月，愿意扎根大山深处发展教育事业的公办教师还是不多的，山外派不进老师，只得请了一个本大队高中毕业生来代课，据说那位代课老师是很有些功底的，但我没能聆听到他的教诲，其余的四位民办老师，他们的功底说出来大家未免要喷饭了，他们都给我上过课，他们中间最高学历的是高小毕业，有两位是当年的扫盲提高班的高材生，有一位是在部队上，学了几天文化的，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四个精彩小插曲：有位老师教我们拼读“国家”的“国”时，把“国”拼成了“guai”，我们这里的方言是把“国家”读作“guai家”的，他是按照方言教我们拼音的，但组词拼读时就更好笑了，他是这样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uai”，反复几次之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该读“guo”还是读“guai”了；另一位老师把黄继光的黄字中间的“由”写成了“田”，并且还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记牢；还有一位老师就是（那位部队学校毕业的）教我们读小数时，把“0.25”读作了零点二十五，当时我好像插了一句嘴，所以他认识我比其他的老师早；那时候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像不是很重要的，老师们如此，我们当然更是如此了，不过老师们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面的精神的，譬如家访，每学年要走访每一个学生的家长，老师们不管山高水阻，他们都做到了的，记得三年一期期中考试后，老师们到我家家访，我父亲问我的成绩，我那班主任（他是扫盲提高班的高材生）说是中等，他也记得我的名字，我明明记得我得语文考了65分，是班上最高的，数学考了75分，也是班上最高的，怎么平均起来就成中等了呢？不过成绩好，成绩差，反正是一个样，所以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老师们上课是我们最好的休息时间，他们既不允许我们提问题，也不允许我们回答问题，一句话，教室里要保持绝对安静，前半堂课，老师们忙于在黑板上抄例题、列算式，或是抄生字生词，课间玩累了的我们尽可以酣然入梦，养足精力以便下一课间再展身手。老师们抄满了一黑板之后，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我们看一阵黑板，做一阵练习，也就到了疯玩的时候了。

       只要我们不顶撞他们，他们是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哪怕课堂上你从后门里溜出去，抓蟋蟀、逮蚂蚱去了，他们也不过是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了事，大耳刮子绝对不会往你脸上招呼的，但你若一旦顶撞了他们，那你就有得罪受了，他们一个个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汉子，四肢强健有力，无论他们的手脚招呼到你身上的哪个部位，都会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得有一位大我三岁的同学，自恃和老师差不多高了，抓蟋蟀去了，老师批评了他，他顶了一句：“老子就不想听你的课！”老师勃然大怒了，抡起蒲扇般的巴掌就扇了过去，两声脆响之后，我那大龄同学就摇晃起来，口鼻更是鲜血迸流，老师完成这道工序，才厉声吼道：“断奶才几天，就敢在老子面前充起老子来了？今天这两耳光给你订个记性片，再敢在长辈面前无礼，重的还在后头！”当然这类事情发生的很少，学生们毕竟是怕老师的！老师们的这种严格要求是深得社员们好评的，因为据说从前那位公办老师的教学理念是不为社员们认可的，他的课堂是要学生们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教室里吵吵闹闹的，邻近生产队的社员们隔几个弯都听得到，上课和下课简直就没得区别嘛，还公办教师呢，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嘛！课堂上就应该掉根针都听得见！

       这当然是当时社员们的意见。他们偶尔给我们做点思想教育工作，那是连大队支书和大队长都被征服了的：他们那时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哪能上学读书？是搭帮了共产党，才学了几个字，没当一辈子睁眼瞎的，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有读书的机会，应该要好好珍惜，尤其是现在恢复高考了，是要凭真本事脱草鞋、穿皮鞋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对得住党、对得住自己的父母，俗话说 ‘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们水平不高，但已经把我们带进门了，我们将来修为的高低，就看我们现在是否努力了，我们应该刻苦钻研，叶剑英元帅不是说‘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但老师们的具体操作似乎与他们的嘴里说的关系不密切，我们自然是左耳进右耳出了。

       课间和中午真的就是我们的天堂，只要我们肚子里的那几个洋芋、几个红薯、几坨苞谷面糊或几块荞粑粑还撑得住，我们就有本领让二楼的楼板震天彻地地响，我们的活动除了追赶打闹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游戏：夏天主要是打仗和摔跤，一般是晴天打仗雨天摔跤，打仗一般是高年级一个班对付低年级两个班，武器制作很简单，砍一根细小的竹子，取中间最长的一节，去掉两端的节，枪筒就做成了，把一根筷子插在有节的一小段竹管中，撞针也就做成了，子弹是我们这里一种乔木的果实，圆而小，极像山胡椒，但不能食用，我们叫它雷公子，射击原理也很简单，用撞针把一粒雷公子送到竹管的一端，然后再装上一粒雷公子，用撞针猛推这粒雷公子，竹管内的气压就迫使停在管口的雷公子弹射出去，射程的远近，取决于竹管的长短，竹管长，内里储存的空气多，气压就大，射程也就远，最好的枪射程可达十几米。夏天，衣服都穿得单薄，那玩意儿打在身上生疼生疼地，大人和老师们也就谆谆告诫我们，不能打脸，怕打中眼睛打成瞎子，我们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但一上战场就忘了那些告诫了，为了迫使对方投降，我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往对方身上招呼，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我们甚至运用了许多军事谋略，诸如迂回包围、两面夹击、分割包围、断敌供应等等，尽管身上赤橙黄绿青蓝紫遍体鳞伤的，但我们仍是乐此不疲，不过从来没人被打瞎过。

       麦秸登场后的阴雨天或是太阳很毒辣的中午，同学们之间的战争就停了下来，开始了摔跤活动，摔跤是没有年纪和班级之分的，多半是自由较技，地点是二楼那间空荡荡的杂物间，我们把邻近生产队堆放在大队礼堂里的麦秸搬上几捆铺将开来，摔跤场就做成了，就自由组合较技起来，以面朝苍天者为输。摔跤除了自由组合的娱乐外，也还肩负着解决纠纷和惩罚的职能，同学之间有了矛盾纠葛，双方各找两个公证人，摔上几跤就解决了；若有同学做了犹大，公推班上的摔跤王把他摔上三天，再由班上的男生两对一的摔上三天，直率的那家伙腰酸背痛腿抽经，保证以后不再做犹大了这才赦免他，若有人得罪了为班上同学做作业的，自然也应该受惩罚了，那惩罚也绝对不会比对犹大轻，因为我们那时受的教育大多是无声教育，那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能勉强动手的也就只有一二人，其余的都是照抄，管他对错！这一二人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大个子男生的保护对象，我当时身材矮小，为了在列强环伺中保全自己的身体不被摔打，就只能选择成为这一二人中的一个。老师们对我们的摔跤活动保持默许态度，直到期末，公社的联校长要来视察工作了，老师们才命令我们把麦秸搬出去烧掉。女生们的活动无外乎就是踢毽子、跳房子、爪子、跳绳，在我们男生眼里特单调无味，不过她们也似乎兴高采烈的。

      冬季的那一学期我们的活动更是异彩纷呈，摔跤自然是其中之一，我们偷了邻近生产队的稻草替代麦秸，不过这一时期的摔跤活动除雨雪天之外，大多是一些惩罚性的活动，因为观众不多，所以不相宜。观众不多的原因是我们都想在有限的课间让身体发热，以对付课堂上的那四十分钟，那时节，我们山里孩子的衣衫绝大部分都很单薄，即便是初冬时节，只要没下雪，我们大多数只穿一条裤子，赤着一双小脚，尽管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体验过被地主老财逼着在寒冬腊月放牛赶羊的生活，也不知道什么叫苦，但那寒冷的空气使得我们在四十分钟的课堂上，浑身瑟缩，上下牙齿直打架，有限的课间我们自然要尽情的热身了。于是打飞棒、打得螺（书名应该叫做陀螺），成了这一时期最流行的活动。老师们也是需要热身的，那自然就师生同乐了。

       先说打飞棒，这一体育运动比我们夏季的战争游戏要危险多了，但当时的我们还有老师们都特别钟爱这一运动，我们也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和老师同乐，所以大部分同学都很珍惜这机会的。飞棒这一体育运动的器材简单：由一大一小两根棒、两块比较平整厚薄差不多的石头组成，长而粗大的叫娘棒，短而细小的叫儿棒。打飞棒这一活动要有两人以上才能开展，一般是两组对垒的，也有分成三组四组的，我们当时似乎都乐意与老师对垒，现在想来其原因无非是，只有和老师对垒才能在有限的课间完成一轮小规模的比赛，当然也有点谄媚讨好的成分。老师们通常是以一比五的比例和四年级或五年级的学生游戏的，一般是两位老师联手对付十来个学生，老师们是不和低年级学生玩这类危险的游戏的。

      打飞棒由刁飞、打飞、磕飞三关组成一轮。第一关是刁飞，先把儿棒放在两块石板间，用娘棒使劲地刁飞儿棒，叫刁飞，我们想要淘汰老师，这是唯一的机会，但我们的对手——老师们把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接飞的距离近了，那儿棒就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离得远了，那儿棒就贴地平飞八九米，我们从没有接住过老师们的刁飞，我们也从没有打垮老师们横放在两块石板间的娘棒，也就是说我们从没有在这一关上淘汰过老师们；可我们呢，不是被老师们接了飞，就是被老师们把娘棒打了下来，往往有一半人过不了这一关！下一关是打飞，就是右手用娘棒击打儿棒。接打飞，是最危险的，打飞的人若果力气大，儿棒又被击中要害部位，儿棒就会带着尖啸箭一般地飞射过来，这时接飞的人如果不见机避开，额头就有被砸一个窟窿的危险，你的飞如果打得没有水平而被对方接住了，你这一轮的资格不仅没了，而且你和队友的成绩也化为乌有了，可能是危险系数大，所以奖励和惩罚也就相应的大，老师们力气大，命令我们到二十米以外接飞，打飞，老师们是不使诈的，我们在二十米外扇形展开，但儿棒往往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我们接飞的距离如果再靠后，那儿棒又会在十七八米处着地弹跳，接不了老师们的打飞，想用送飞让老师们吃鸡蛋而淘汰他们那就更不可能了，我们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把儿棒扔到石板边，哪里还有什么准头可言？更何况老师站在石板的某一边，伺机用娘棒磕打扔过来的儿棒！我们扔回来的儿棒往往被老师一棒打飞出去，我们只有眼瞪瞪地看着老师用娘棒丈量儿棒与石板之间的距离（一棒叫一尺），干着急的份！而我们打的飞，不是被老师们接住，把一点可怜的尺数化为乌有，就是打得不远，往往被老师们送了个零尺而被淘汰！然后就是磕飞了，就是把儿棒的一端放在石板上，一端在地上，用娘棒把儿棒刁起来，然后用娘棒用力击打儿棒，打着了就用娘棒丈量儿棒与石板之间尺数，对手也是可以接的，接住了平分尺数，当然也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如果能够闯过前两关，这一关自然是不在话下的，但因为我们的力气和老师们不可同日而语，那成绩自然也就天壤之别了！而最后的奖励，我们只能过过瘾，那是老师们的特技表演：娘棒得从膝盖弯里伸出去刁飞儿棒，而后回过身子来击打儿棒，讲究快和准，老师们的动作优雅得像孙悟空耍金箍棒，获奖的自然是老师们，而我们则笨拙得像刚刚学翅的雏鸟，能够获奖的偶尔才有一人！到了规定的尺数，自然是赢家惩罚输家，惩罚的规矩是：赢家磕飞，输家右手握住右腿，左手拿了儿棒单腿跳（一般是五尺跳一步），这时候惩罚者就用娘棒磕打着石板唱道：“小猴儿乖乖，别把腿儿跳坏！”输家也就很阿Q地说：“笑到最后才是赢家！”跳到规定的地方，用儿棒打横放在两块石板间的娘棒，打垮娘棒惩罚结束，没打垮，惩罚继续，受罚的自然是我们这些小猴儿，我们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在我的记忆中老师们好像从来没有受过惩罚。

       我们除了和老师对垒外，更主要的是同学之间的对垒，老师们常常提醒我们：不要接飞，那太危险了！后来果然有一个同学接了另一个同学的飞，额头上被砸了一个小窟窿，他却浑然不知，得意洋洋地说：“你们的尺数没了！”……这次偶发事件并没有减弱了我们打飞棒的兴趣，只是从那以后，接飞的人怯阵起来，不再那么勇敢了，而老师们也就明确规定除刁飞外，打飞、磕飞不能接！那时候，课间尤其是中午，胜利者的欢呼、失败者的彼此埋怨、经验教训的总结汇成了一部校园交响乐……

       打得螺这一运动则是一人玩，几人合伙玩都可以的。得螺这物件颇似现在小孩们玩的陀螺，只不过我们那时是用木头制成的，我们把硬木的一端削尖，用锯子锯下来，得螺就制成了，再把综树的叶子扯几片下来，系在小木棒的一端，用综树的叶子不停地抽打得螺，得螺也就不停的旋转，只要抽打得法，一个课间只要车转一次得螺，几个人一起打得螺，当然是要较量得螺的性能的，块头大制作精工的得螺在较量中是独占胜场的，我比较爱好的是打得螺，因为我就是那个在打飞棒中额头上被砸了一个小窟窿的倒霉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我不愿和老师们同娱乐。

       我很少和老师们同娱乐，倒不是我和老师们有什么隔阂，说起来还真有一点难启齿的。那时和老师们同乐是要付出代价的，老师们是要打听谁家的烟叶好、谁家的栗子块头大、谁家的核桃树多的，然后就要分派任务了：xxx带几匹烟叶，xxx带点栗子，xxx带点核桃。那时我们四兄弟都在学校读书，只有父亲一个人劳苦力作，家境是相当拮据的，父亲是栽烟的能手，他载的旱烟色正味醇劲大，但数量有限，是经不起索要的，我既不能带叶子烟，更不可能有栗子和核桃带，只好远远地避开，现在想来，当初的家境为啥会是那样的，竟然让我错过了学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最佳机会，看来这辈子是无法学会这门技艺了，哎，时势造英雄，我没能抓住那个机遇！

       我们天堂般的木楼生活，是让一位名叫蔡货盛的公办教师给毁灭了的，虽然当时老师们也给我们讲考大学的好处，但我们没怎么把考什么大学放在心上，我们一直是疯玩，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四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什么叫愁，什么叫成绩好，什么叫成绩差，什么叫理想，什么叫前途，真的是木楼响彻脚板声，社员一片惊愕色，因为升初中要考试起来了，我们前面的两届都是以十比一的比例升学的，这成绩强烈的震撼了公社的校长，更引起了大队社员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蔡货盛老师顺时应运的来到了这栋木楼里。

       蔡老师是自四年前那位公办教师离去后进山来的第一位公办教师，支书和大队长特意召集了附近四个生产队的三百多名社员欢迎他，再加上木楼里的一百多名学生，仪式算得上是很隆重了，我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操场上，就连广大的社员也都屏息敛声，先是大队长致欢迎词，然后让我们热烈的鼓掌，接着支书偕同一个依着朴素中等身材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的中年人走来，那人一脸的阶级斗争透露出满肚子的怀才不遇，他的话很少，也很让大队长和支书难堪：我不喜欢搞花架子，劳民伤财没一点用，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父老乡亲们，我蔡某人可以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明年的升学考试我们绝对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不过，我有个条件，学校的一切都得听我的，信得过我的话，明年的升学率绝对超过三分之二，信不过我，明年就和今年差不多！台下的社员们都齐声说信得过，支书和大队长本来被前一句话搞得很难堪，但后面的几句话也给了他们顺坡下驴的机会，支书又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学生代表也发了几句言，欢迎仪式也就结束了，我们的苦难生活也就正式开始了！

       蔡老师是卧薪尝胆来的，他勇挑重担，我们五年级就归他一人负责了，我们一进教室，他就要检测我们的功底，按照先语文后数学的顺序来。蔡老师让我们的原任老师把他认为最优秀的学生叫上黑板来，听写词语，因为我很少与老师同乐过，当然就不可能是优秀学生了。听写五个词语，两位巾帼英雄错了四个，第二梯队也是五个错四个，总算没有全军覆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黄继光的“黄”字，蔡老师的脸阴沉得要下起暴雨来，幸而也就下课了。

       第二堂课要检测数学功底了，黑板上是三道综合计算题，班上最优秀的三位同学被叫了上去，蔡老师让下面的同学各自完成当面的计算题，数学是我的强项，我看了看三道题目，觉得不是很难，就没拿出笔来，只在脑子里算了算，三条好汉返回座位时我也算出了三道题，一转眼，发现蔡老师正盯着我，我吓了一跳，赶紧拿出笔装模作样地算起来，偏偏蔡老师喝令停笔，让同学们抬头看黑板，看自己的步骤和结果于黑板上的是否相同，如果发现黑板上的算错了，大胆的帮助改过来，算错了没？蔡老师发问了，连问三遍都无人吱声。

       忽然，蔡老师手一抬，食指就笔直地指向了我：“你，上来，帮助改正错误！”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虽然我在班上是矮个子，但四年来我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从来就没有老师提过问，也从来没上过黑板，我茫茫然走上讲台，茫茫然问蔡老师：“都改呀？”蔡老师说：“能都改，当然最好！”我拿起粉笔三下五除二就改完了，然后把粉笔一扔，昂首挺胸地往座位上走，骄傲的就像那只和乌龟赛跑的兔子，正待坐下，蔡老师说：“别急，看看你的步骤有错的没有？”我发现有一道题我把小数点向左移了一位，蔡老师语重心长的说:“粗心大意，如果你是工程师，那将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啊，今后认真点儿，坐下！”我满以为会得表扬的，没想到挨了剋，好生失望，不过转念一想，别人半个都没做对，要不是粗心的话我是都做对了的，就又高兴起来，这时蔡老师问我们的原任老师我叫什么名字，那位可怜的原任老师面红耳赤地嗫嚅了半天，因为我是被老师遗忘了的学生，给我任过课的四位老师只有两位叫得出我的名字，而这位老师是不在其中的，蔡老师也不过为己甚，就直接问了我。然后就告诉我们，下午是要听写上学期学过的词语的，也可能是数学综合检测。

       中午，学校里出奇地静，就连楼下一二年级的小把戏们也不敢大声吵闹，他们默无声息地在东边操场上追追赶赶，犹如一群哑巴，我们三四五年级的同学连上厕所都是蹑手蹑脚的!昔日健身房胜者矫健的身影、弱者狼狈的情形不见了，喧嚣了多年的楼板也得到了休息，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蔡老师的威慑力何以如此之大！

       蔡老师的威慑力，不仅仅只对我们有效，就是那些连大队长和大队支书都敢骂的民办老师们也无不生效！

       我们班的同学不敢在外面逗留，都自觉的在教室里复习上学期学过的语文，都担心下午的词语听写，生怕过不了关，就听得隔壁教师办公室里传来蔡老师的声音：从明天起，教师必须在校餐宿，原因有三，其一，老师们的家离学校太远，有的在十里之外，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其二，我们只有住在学校，才有时间和精力批阅学生的作业，认真备课，而不是走过场；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我们可以彼此学习，提高业务水平，才不至于再次闹出传扬全公社的经典笑话，我们当老师的吃的是一碗良心饭，我们尽责与否，直接关系到社员们的未来是否幸福，在座的有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山外的学校去读书，为的是有一个好成绩好前程，将心比心地想一想，社员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好的教育，就不应该有好的前程？社员们供着我们、养着我们，我们对他们的子女不负责，我们对待住自己的良心吗？我们是对社员犯罪呀！我们的业务水平不高，就得学，向书本学、彼此学，共同提高，总之，一句话，做事就得问心无愧！然后是其他老师就柴水问题展开的讨论。

       下午，蔡老师没按规矩出牌，上午他是倾向于词语听写的，但到了下午，说是要先检测我们的数学功底，他抄了满满一黑板数学题，然后明确规定：作对70%的人可以回家，没做对70%的人5.30后才能回家，说是要奖勤罚懒，从前我们是4.30就回家了的，有时下午还只上一节多课有的同学就从教室的后门里溜了，但这蔡老师和我们以前的老师都不同，以前的老师抄例题、讲例题都特别专注，后面的同学溜了几排，他们都浑然不觉，蔡老师似乎后脑勺上都长了眼睛，他明明在专心致志地抄数学题目，有几位同学打算商量一下，蔡老师头也不回地说：某组某桌同学注意考场纪律！我的同桌准备开溜，蔡老师又说：某组某桌同学，你敢开溜，明天叫你的手脚动弹不得！没办法，联合联合不得，溜又溜不成，只好闷头单干，那时候，我对数学是蛮有兴趣的，尽管我也没少开溜，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数学成绩历来都是全班最好的，虽然我的历任老师们不认可我，但那些抄我的作业的同学们是认可了的，当然分数是不能代表一切的，老师们不认同也是有理由的。

       现而今蔡老师有点赏识我，我就应该好好地表现表现，不是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话吗？蔡老师抄完题目，坐在讲台上，两眼不停的巡回游动，每每巡回到我身上时还要停留一会儿，我心里大受鼓舞，题目也就做得飞快，我非得在同学们面前好好显摆一下不可，我抬眼看看蔡老师放在讲台上的时钟，还不到四点，我已做完了所有的题目，我生怕有人抢在我前面，也没来得及检查，就第一个奔上了讲台，蔡老师看着我的作业本，脸上浮起一丝笑意，那时我心里比喝了蜂蜜还受用，但看到最后一道题时，蔡老师的笑容一下子没了，我偷眼望去，又是那该死的小数点，我又往前挪了一位，脸一下子就红了，头也就低了下去，蔡老师不客气了：“你想在同学们面前出出风头，充充能是吧？检查一遍都来不及了？这题目，你，是不应该错的，第二次了吧，今天我有言在先，不罚你，我不希望看到第三次，要是那样的话，起码得给我抄五十！马而虎之，粗心大意，将来你会吃大亏的！”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蔡老师觉得刚才的话说重了，又说道：“你的基础还算不错，考虑到大多数同学的基础差，我出的都是些基础性的题目，这里有两个中等难度的题目，你做对了就可以回家了，记住，这是奖的！”我又高兴起来，因为从入学到现在，我从未受到老师任何形式的奖励，我的成绩一直是不错的，但获奖的却一直是别人，这次蔡老师破天荒地奖给我两道数学题，我真的是喜何如之了！我花了十几分钟，干掉了这两道数学题，又认认真真的检查了两遍，确信无误之后，这才交了上去，看看时间也才4.15，班上还没有人交卷，蔡老师看了我的解题步骤，满意地点了点头：“好，你可以回家了。”我恰待要走，蔡老师又叫住了我：“且慢，这里还有一道难度系数稍大一点的题目，拿回去看看，能不能解决它！”

       我是很想解决那道应用题的，我和那道题搏斗了十多里路，没能战而胜之，晚上又和它厮杀了两个多小时后，我就绝望了，第二天只好交白卷了，蔡老师看我那神情笑了一下，稍一点拨，我就豁然开朗了。从此我对蔡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换叫我的其他老师，没有一个小时，怕是讲不明白的。

       接下来，学习就紧张起来，三四年级的学弟学妹们也都认真起来了，楼板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休息，只一二年级的学生还能在东头的操场上追赶嬉戏，但也不敢高声吵闹。期末，我们五年级是全公社统考，我的数学考了99分，语文77分，这是我迈进木楼以来考的最好的成绩。

       在我的记忆里，蔡老师似乎从来没问我们讨要过东西，但他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却竟然有人源源不断地送东西：苞谷粑粑、洋芋、红薯、四季豆、豆角、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栗子、核桃等等，甚至还有鸡蛋和肉！我也很想给蔡老师送点儿东西，可是由于条件局限，我没能如愿，因为就是我家的红薯都长得很委屈，拿不出手，但蔡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我的关爱。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全公社五年级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数学竞赛，全员参赛，那天是星期六，蔡老师因自己的孩子住院，请假了。星期一，我们的前任老师领回了我们的答卷，我只得了31分，是我们这木楼里最高的，说实话，那题目实在太难了，清一色的应用题，又还绕山绕水，拐弯抹角的，几乎令人无从下手，我们班21人，获得最低值的竟然有十人，前任把我们一顿好骂：什么麻袋绣花底子太差、从北京赶回来的还是一头牛、什么狗肉上不得正席、什么狗脑壳载不得四两血、什么猪鼻子上插葱装人、什么老鼠系铃铛充大牲口等等，凡是他想得起来的词汇都用上了，只骂得我们天旋地转头晕目眩，最后还威胁我们：等蔡老师回来，抄死你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下午上课时，远远见到蔡老师翻过杉树垭，径朝学校走来，我们一个个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蔡老师走进教室，手里拿着几个本子一张奖状，我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人敢抬头看黑板，连起立坐下都没人敢望一下讲台，蔡老师清了清嗓门，开始说话了，先是发奖，分明念地是我的名字，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我很想获得一次物质上的奖励，但三十一分都获奖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然而同学们的掌声却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有期末考试的奖品这次也补发下来了，蔡老师又叫了一次我的名字，我这才机械地上讲台领奖，蔡老师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考得不错，两次获奖，下一次要考得更好！然后是总结这一次竞赛：大家没考好，全怪我，不怪大家，我没有训练你们这几类应用题，都是我的错，不过，考得差的不只是我们，全公社都一样，我们班不还有获奖的吗？放心，只要努力，我们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蔡老师没有罚我们抄试卷，后来得知，公社的联校决定将前十名，而我位列第八。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那是我永远的记忆，快要升学考试了，我的前任老师——公社联校任命的木楼的负责人，向我催要学费，而且说：没交齐学费，我就别指望能参加升学考试！那时，我们四兄弟读书，就我父亲一个劳动力，三哥又还患着肝炎，家里早被罗掘得精光了，我和弟弟的学费只好拖欠着。放学回家，我见父亲一脸的阴霾，也就没敢开口，打算第二天问父亲要学费。第二天早上，我帮父亲割了几背篓猪草回来，见家里来了许多客人，父亲炒了满满一桌子菜，且还有酒有肉，父亲催我和弟弟赶紧吃饭上学，免得迟到，我就向父亲讨要2.80元的学费，父亲说：暂时没有，过几天给你送去。我不依不饶起来：你有钱买酒买肉，就没钱交学费！没钱，我就不上学！

       父亲再三解释，我就再三哭闹，父亲可能是怕影响了客人们的酒兴吧，捡起一段牛绳把我困在门前的一颗大竹子上，我哭闹了一阵，挣脱绳索，不知怎么想的，还是上学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酒肉是客人们携来贺我父亲五十寿辰的。

       翻过杉树垭，就听得打上课铃了，从杉树垭到木楼，直线距离不过里多，但还得绕上两个弯，实际距离就有三里多了，蔡老师站在木楼上，望着杉树垭，若是平常，蔡老师一定会在教室里守着学生们背课文、背那点可怜兮兮的历史或是地理知识（那时统统叫做自然），黑板上当然是一黑板数学题，背诵过关了的，就做数学题，我大可以趁同学们上下位背书的机会混进教室的，但这会儿，蔡老师聚精会神地盯着我上学的唯一途径，我就没办法了，只得借助庄家的掩护接近木楼，我悄然来到榨油房边，躲在墙后，探头看看，只见蔡老师始终保持那凭栏远眺的姿势，我就纳闷了，一向烟瘾很大的蔡老师，今天怎么就戒烟了呢？我是多么希望他去教室一趟，甚或内急上一趟厕所也好，但他就是一动不动，心里越急，时间过得越慢，我大约伸头窥视了二十多次，才听得那救命的下课铃，我趁着课间钻进了教室，但还是被蔡老师叫进了办公室。

       我低着头红着脸说没要到学费。然后就等着挨骂，出乎意料没听到骂人的词汇反倒是温和的劝慰：“我知道没讨得学费，要不然，以你的性格，宁愿挨饿也不会迟到的！想想，你父亲也不容易呀，为了让你们四兄弟有个好的前途，那是拼了命的，你不好好读书，对待住他吗？学费不用你心焦，保你能参加考试！”蔡老师看我眼眶里的泪水快要滚落出来，就岔开了话题：“我明明看见你在杉树垭的，我只低头点一支烟，怎么就不见你了呢？”我说：“我有些怕你，就从庄稼地里走了。”“那后来呢？”“后来我躲在榨油坊后面。”“你看，我为了和你捉迷藏，烟都不敢抽了，你不仅是块读书的料，还是游击战专家呢，要是辍学了多可惜呀，你自己浪费了一节课，你得给我抢回来，那一黑板数学题，班上要是有五个人做完了，你还没做完，罚抄十遍！”我赶紧奔进了教室。

       后来就有同学对我说，蔡老师为了我的学费，还把我们的前任老师骂了一通的：说家庭条件好的都能减免学费，而我家的条件特殊，我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怎么就不能减免学费了？我如果因为学费问题不敢上学了，非得要他亲自登门把我接来不可！我能有今天，完全是蔡老师所赐，现在想来仍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的会考成绩不是特别理想，数学99，有一个最简单题目忘了做，排第二，语文86就不知排多少位了，自然勉强考了个满分，蔡老师肯定很失望的，学费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大概应该是蔡老师想办法给减免了吧！

       我自离开木楼，就没有再到过木楼，听说木楼里发生了一件感人至深的事。蔡老师自我们毕业之后也就调离了，联校很难派进公办教师进山来，联校长的父亲——一个退休多年了的老教师自告奋勇的进山来了，他不想让我们野鸡村村民的希望破灭，勇挑大梁来了，他慈眉善目，没有蔡老师那样严肃，但学生们都很尊敬他，木楼里依然保持了蔡老师在这儿时的安静，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常常成天坐在教室里，学生们也就做完了一些必要的事之后，自觉地回到教室里看书学习，学生们的成绩也很不错。有一天这位可敬的老人脚步踉跄地走进教室，布置了任务之后，就趴在了桌子上，因为这样的情形学生们不止一次见到，也就没感到意外，他们以为他们的老师趴一会儿就会像从前一样给他们上课的，就都认认真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教室里静得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上课了老师没能好起来，懂事的学生们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们想让老师尽快的恢复体力！下课了，老师还是没抬头，学生们这才有点慌了：老师这回可是病得不轻！得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几个学生走上讲台叫了几声老师，没有回应，赶紧叫来学校的其他几位他老师，那几位老师摸摸手腕、探探鼻息，懵了：这位可敬的老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讲台上！全班学生无不放声大哭……开追悼会的那一天，野鸡村全体村民都自觉来了，他们向老人默哀致敬，然后跋涉三十多里，把老人送回故园……我听了这感人泪下故事后，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一位像这位老人一样的教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渴求知识的山里孩子！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蔡老师，蔡老师七十多了吧！应该享受着儿孙绕膝的生活了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木楼里走出了三个大学生三个中专生，其中我们班就有两个。

       木楼里的几个民办教师因为知识上的原因相继离开木楼，这就给乡联校出了个大难题：公办教师谁愿意到那个深山老林去？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联校鉴于我们野鸡村派不进教师，就实行末位淘汰制，谁的成绩排在最末，谁就进山去！这样我们野鸡村的师资算是有保障了，但教学质量就不敢恭维了！

       三十年前，木楼为一栋新兴的小洋楼替代了，教室里拥有了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然而三十年来，小洋楼里却再也没走出过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一些有门路的人都纷纷把子女转到山外上学去了。小洋楼里现在还有两个行将退休的公办教师在苦苦地熬着，他们是山外的人，其实也就住在山脚下，距小洋楼十多里，他们都是早出晚归，每天大约十点钟到校，下午三点半或四点离校回家，天晴时节，是要砍一捆柴背回去的，以故，身体特棒。

       哦，木楼，野鸡村村民逝去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