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于右任《借标准草书札》
陈晓林
那年在绍兴瞻仰秋瑾烈士纪念碑，一下被于右任先生书丹的碑记所震撼。碑记字迹奇崛从容，结体开张，不愧“书坛之绝唱”。著名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撰文，更增加了碑记的感染力。
一口飘髯，一袭长衫的于右任先生是清光绪举人，辛亥革命先驱，民国政府要员，也是享誉海峽两岸的书法大家。先生以北碑笔势作草书，以草书作擘窠大字，被尊为“千古第一人”。
于右任先生晚年，曾自认为平生做了三件于人民有益之事，其中最重要的事业是研究和推广了“标准草书”。一位资深政治家，把研究和推广标准草书奉为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成就感的事业，颇有些意味深长。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之例。
一直喜欢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很多年前，从朋友处淘得先生向友人借标准草书札，释文如下：
九月八日信悉
尊处如有标准草书第六次印本望
借我一用，（中华书局印本）此时急欲
翻印也。在友人处能借亦好。
季子弟夫人均此
于右任（印）
九月十一日
手札写在“监察院用笺”上，经考，约是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自台北寄至香港。遗憾的是，收件人“季子”何许人也，无从考证。
是时，于右任先生年逾古稀，背井离乡来到台湾，尽管仍担任有名无权的“监察院长”，但心恢意冷，不理“朝政”，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诗书“余事”上。借标准草书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
这通仅一页，不足百字的手札，彰显于右任先生雄强浑厚的贯常书风；谋篇布局，看似从容随性，却也错落有致。
草书在书法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但草书难写难识，极大的妨碍了草书的提高和普及。有书家写草书，到第二天连他自已都不认识了，可谓“草书出了格，神仙认不得”，何况大众乎。于右任先生欲将草书标准化，首先是为了恢复其日常书写功能。先生主张，不管是那种书体，文字传递，信息传递才是重要的，哪怕是草书，它也有自身的规律可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于右任先生提出了“易识，易写，标准，美观”四原则，倡导成立了标准草书社，以简驭繁，组织专人对草书标准写法进行归纳总结，他身体力行，亲自完成《标准草书》字帖书写工作。
《标准草书》刋行后，广受欢迎，在先生生前共再版九次。我案头有一册内地上海书店1983年版的《标准草书》，至2009年就己印刷24次之多。于右任先生至少写过五版《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标准草书的编订校正工作，始终贯穿于右任先生后半生的书法生涯中。
于右任先生曾为标准草书题《百字令》，称“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在先生看来，“文字乃人类表現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为了推广标准草书，于右任先生还写过一首朗朗上口的《写字歌》：
起草不停滞，
落笔不起势，
纯任而自然，
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
吾有志焉而未逮。
标准草书无疑是于右任先生对中国书法的重大贡献。当然，对标准草书也一直有不同声音。有学者认为，书法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应多彩多姿，不必强求划一。品读古今作品，也“最忌偏于一好而排斥众美”。依我之外行浅见，标准草书刋行近百年来，学者们担忧的问题并未凸显，倒是当下一些草书，甚至名家草书，无视传统草法，怱略草书应有的规范，任性姿肆，胡乱挥洒，几成丑书，甚至似一团乱麻，惨不忍睹。反观于右任先生草书遗墨，高下立见。
有读者或问，此札现藏于何处？八年前赠予挚友泊远，供其研究于右任先生书法。泊远兄乃书界名家，长期主持《青少年书法报》，学养深厚，这篇小文也曾请泊远兄斫正。
一件藏品有序流转，留下一串串故事，也是收藏的乐趣之一。
补遗：后考收信人季子乃吴季玉，居香港，爱国人士，是于右任先生与大陆、香港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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