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发完有关我当年媒体生涯的三篇文章后，本想告一段落。但近日获悉：已过世的前中央电视台名嘴赵忠祥的雕像不久前被大风刮倒，实在是有点儿匪夷所思（这塑像也太不结实了）。

我真的不理解：一个播音员死后还要留个雕像在人间？赵先生在世时播音的活儿干得不错（尤其是解说《动物世界》使他扬名立万），还不是应该的嘛？因为那是他的本职工作。

可就是这一位老赵同志，凭借其播音和当主持人的优势，到处捞钱。据说他死后留下来的遗产达5个亿！这就太让人瞠目结舌了。

于是我就想起了当年和我共同为国家广播、电视事业奋斗的老同行们。他们当中绝不缺乏与赵忠祥比肩、甚至高于他水平的媒体大腕。可我们那个时候只知道工作、敬业，从来没有想到过捞钱（当然啰，那个年代也不允许个人发财）。

于是乎，我感慨万分，决定再发一篇旧作，题目是《那时候的新闻工作者》，旨在与诸君分享。但文章较长，所以我准备分四次发表。最后，请允许我叹息一声：“这个世界真的是被金钱蒙住眼睛了”！我无语（这是第一部分）。

那时候的新闻工作者

文/龚如仲（Ralph）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正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英语播音员。五年工作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当时中国广播和电视的从业者身上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我不得不提及的特点是：一、相互平等、彼此以诚相待、工作氛围轻松愉快；二、极其敬业、潜心钻研学问、对待业务认真严谨；三、不求奢华、大力提倡廉洁、里里外外两袖清风。下面我就想说说那时候关于新闻工作者的点滴往事。

（一） 我先说说相互平等。

在国际电台英语部（那时候叫RADIO PEKING）工作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无论你是大牌主播、还是小小监听，无论你是著名而有权威的前辈、还是一般后进的新兵，无论你是台长主任、还是普通编辑，彼此之间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广播事业搞好”。

比如在我工作的英语部，无论是魏琳主任还是部里一把手党支部书记老徐，我们一律叫她们魏老太太或是老徐，没有一个人称她们为魏主任、魏组长或是徐书记的。有的年轻人干脆直呼魏老太太为魏琳，绝无惺惺作态之奉迎。而身为领导的书记老徐和主任魏琳也习惯自然地接受这种称谓。即使面对中央广播事业局最高长官张香山先生或是国际台的头号人物张台长，我们也直呼他们为老张，有时侯还亲切地以“香山同志”来称呼张香山局长。据说这种平等而亲切的民主作风是从革命时期的延安带来的。说实话，我很欣赏那时候的民主氛围，在那样的氛围里工作起来心情格外轻松。

然而对比当下的中国，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官与官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虚假与吹捧。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与人之间几乎都以“官衔”相称。无论是张三李四，只要他或她有个一官半职，那怕是小小的股长、所长或村长，彼此之间无不称之以官号。而在官办或私营的各类大小企业里，你会遇到数不清的张总、李总、陈经理或王经理。给我的感觉是，倘若不以官衔来称呼对方，似乎就是对对方的不敬或不尊。更有甚者，有些乡村企业的所有者，在电话中竟能坦然地告诉对方：“我是杨总啊，请你们的朱总接电话”。如果对方既非老板、又无官衔，则一律以老师称之。中国几千年来的“天、地、君、亲、师”这五大尊称，如今在中国已变了味道。仅次于天地、君王、父母的老师称谓已被某些人无知地滥用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连一向以正直刚猛、疾恶如仇享誉社会的中国公安系统的警官们如今互相之间也是官名相呼。如果看一部有关公安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你就会发现，剧中的人物对局长、处长、科长这一类官员肯定会称之以张局、王处或陈科；甚至对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或是刑警队支队长也一定是以李所或赵支来称谓。如今的中国，一本正经的“官本位”所导致的等级分明早已取代了当年民主平等所带来的自在和轻松。对此，人们的内心深处可能时时会有某种不可名状的沉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