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余自从踏入社会后，历经英语翻译、电台记者、外贸人员等三种职业。横跨铁路、新闻、贸易三个行当。退休后的今天，余细思：此三个行当中,最令我喜欢并难忘的乃是当年干得风生水起的播音员兼采访记者的新闻生涯。今日心血来潮，想重温那一段快乐时光，于是决定：发三篇旧作，回忆一下我与当时英语播音界赫赫有名的几位同事、好友的交往细节。文章将陆陆续续第发表，今天发第三篇文章：《令人难忘的魏老太》的第二部分，望读者诸君喜欢。

令人难忘的魏老太

文/龚如仲（Ralph）

（续上）

然而就在我开刀后第三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看到走进我病房的魏老太。她当时双手端着一个用衣服包好的大沙锅，沙锅里是她刚刚炖好的鸡肉和鸡汤。她嘱咐我好好享用，说是鸡汤不仅对我身体大补，而且有助于我的开刀处的伤口愈合。要知道，在那个岁月里，人们要买到一只活鸡，必须半夜里就到菜市场排队守候到清晨。想到魏老太为了我排队买鸡一夜未睡，又费力耗时地为我炖鸡汤，瞧瞧面前冒着腾腾热气的沙锅，再看看魏老太那疲倦的面容，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就是我的领导魏老太.

魏老太不但在生活上关心部下，而且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记得那是1976年的夏天，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几百公里外的北京城也被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搅得天翻地覆。北京的市民们不允许待在家中，妻和我就带着刚刚六个月大的小女儿露宿在住家附近的菜市场。和邻居们一样，我们找来几个空菜筐翻过来底朝上，然后在拼起来的菜筐上面铺个床单，一家三口就在这种临时“床”上夜宿了二十余日（地震发生后我把大女儿送回上海她爷爷处了）。

在那个灾难时刻，家家忙着抗震，北京人可以不用上班。然而，作为中国政府喉舌的对外广播电台是不能休息的。尤其是我们这些电台的关键人物播音员必须和平日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我们电台领导的话来说：“那怕广播大楼被震塌了，播音员也不能离开播音室”！于是我必须正常上班。

当时我的家离广播大楼很远，一来一回骑自行车行程要有三十多公里，面对地震的特殊时期，我真的犯了难：想到别的家庭都是“夫妻双双齐心协力”，而我家只有妻子一人在忙活：她既要带孩子，又要参加街道安排的抗震活动，那么我该怎么办？考虑再三，我决定每天一等到中午工作结束，就马上溜出广播大楼，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给妻子和女儿送饭。草草饭罢，我立即骑车快快赶回办公室，继续上下午的班。也亏得我当时年轻力壮，我以为我做到了“工作、家庭两不误”。

可是就在地震过后英语部召开抗震救灾总结大会上，我的麻烦来了。有一位在部里颇有点权势的小领导认为我是“落后分子”的典型，他指责我在抗震斗争中当了“逃兵”。在那个年代，背负起这种批评和指责可能是致命的，起码对我的前程会有很坏的影响。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魏老太挺身而出。她在会上向全体与会人员说明了我家中的实际困难，也肯定了我来回奔波并未影响工作的事实。就这样，一场风波消于无形，我对魏老太的感佩之情又增添了几分。

魏老太除了在工作和生活上乐于助人外，在业务上也是诲人不倦、尽力相帮。想当初如果不是魏老太点头，我也进不了广播电台；倘若不是她的精心指点及鞭策鼓励，我也不可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从一名口语翻译成了一位合格的英语播音员。我在心里一直把魏老太当做我的老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魏老太也成了我和我家人的朋友。即便后来我告别电台、转而经商，我和她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记得魏老太曾经对我说过，她一生中最爱的美食就是土豆烧牛肉加水煮花生米。所以逢年过节，我会时不时地、尽可能抽空去看望她，有时就请她去饭馆享受一顿土豆烧牛肉加水煮花生米的“大餐”。

直到若干年后两个女儿在北京为妻和我举办生日大庆时（妻和我同龄），我专门把魏老太和她丈夫崔先生请了过来。令人叹息的是那时候的魏老太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见面时她已认不出我是谁了。然而就在生日庆典活动达到高潮时，魏老太突然从席间起身走向舞台，主动要求给大家唱一首歌。当魏老太往舞台中央一站，她立马恢复了当年的英姿。她用她那甜美而纯正的嗓音为大家唱了一首英文歌。一曲唱罢，满座皆惊，接着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我和魏老太便失去了联系。许多年过去了，不知她老人家一切可好？我将此文献给她老人家，祝愿她老人家快乐长寿。

说到这里，加一段题外的话。文中说到的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先生，曾在1949到1955年在中国以“间谍”罪名关了六年；1968年到1978年受文革牵连被关了十年。1980年底回到美国。1993年出版《红幕后的洋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并于2012年9月3日出席在纽约发表纪录他在中国经历的影片《革命者》（THE REVOLUTIOANRY）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报导上说：“如今九十一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和媒体侃侃而谈时，彷佛岁月只是弹指一挥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