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 “扫盲”的回忆（散文）

    “扫盲”是“扫除文盲运动”的简称，就是教不识字的人识字，教没文化的人开始学文化。公元1958年，我的家乡王莽乡创建“文化乡”，家家门首写一首诗，歌颂社会主义。流行的一支歌曲好像这样唱：

    “大河那个流水哗啦啦，

     国家建设要文化。

     男女老少姑娘小伙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学文化。 ”

     我升学考试遇到的作文题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写的是帮助念芳嫂子识字的事，认为这次劳动有意义。估计没脱题，并获高分。后来我写了一首诗《嫂嫂学文化》，发表在1964年《延河》七、八月合刊上。诗曰：

     “嫂嫂归来汗未干，

      放下锄头端起碗。

      一边吃来一边念，

       A B C D随饭嚥。

       我说嫂嫂真勤学，

       嫂嫂笑着对我说：

      ‘ 小时家穷很可怜，

       哪里有钱把书念？

       如今翻身做主人，

       还要攻下文化山。’”

       我在长安樊川一中读书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团总支书记萧鸿儒老师带领我们去稻地江村扫盲。一个人包一个队，逐户动员不识字的人上夜校。我摸黑站在人家窗外，给已经脱衣盖被的人讲学文化的好处。我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说了几十分钟，里边回答：“农民么，要那么多文化干啥？你也回学校早些睡，别误了睡觉，明天还上课呢！”我心里一急，诗性大发，在窗外说：

       “学习文化很重要，

        赶紧摘掉文盲帽。

        写信算账不求人，

        不把布证当粮票。”

        窗内灯亮了，悉悉索索像是穿衣裳。灯灭了，门开了，人出来了。他说：“让你久等了！走走走，我服了你了。”他是个青年，没上过学，只会写自己名字，算半文盲，听了我的《劝学诗》，似有相关经历，就起来了。从此以后，跟我成了朋友，我把一本成语书送给他留念。我记得他名字有个“年”字，记不清姓张姓李了。他不但自己不缺课，还帮我合伙叫人。

        那时物资短缺，凭票证供应布匹粮食，人们把布证粮票拿错是常见事。我的《劝学诗》刺到了文盲疼处。《劝学诗》成为扫盲动员词。

       夜校教室空虚，明亮的电灯下，没凳子，只摆一张方桌，周围站着学员，结结绊绊地读着摊开在桌的《识字课本》。有念“人口刀手”的，有念“一二三四五，大家来拍手”的，有念“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的，不是一个年级。我给一位矮个子的女性讲“乃”字，说这字跟“是”字意思差不多，举例子是关羽介绍自己“吾乃关云长也”。又把“也”字解释半天。那女性有悟性，很快学会了。我夸奖她：“这娃聪明！”旁边有人笑我：“她比你大好几岁哩！娃？”并悄悄告诉我：“喔是媳妇，不是姑娘。”我连忙改口：“嫂子聪明！”

       回来的路上，大家谈体会，我把《劝学诗》念给大家听。萧老师说：“生动着哩！”

       第二天，有个同学见了我说：“吾乃关云长也！”我笑着说：“喔‘乃’字不好解释。”

      参加扫盲，积累了生活，我在《长安日报》上还发表过一首叙事诗《二嫂和大娘》，开头是：

      “去年村里办民校，

       二嫂忙把大娘叫：

       ‘学习文化很重要，

       快跟我去把名报。’……”

       诗比较长，后边的想不起来，好像结尾有两句：

     “雪花飘飘除夕到，

      大娘摘掉了文盲帽。”……

      总之，我在青年时代，就意识到“我手写我口”的道理，把写诗看作是对人宣传、对己消遣，表情达意的工具，对敌斗争的武器。在选材方面和主题方面，很注意“以写光明为主”，我认为无产阶级党性和人民性是永远应该一致的。我参加扫盲写扫盲，没毛病。值得一提的是，扫除我“诗盲”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和本家仁兄毋克明先生，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和先生的诗同报同版，有星伴月之理趣。念芳嫂子给我讲故事《虎媒》和《王恩与石义》等。我教她识字，却传承着她的“文化”，教学相长，我没齿不忘。

          2024-6-15-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