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年。冬至后贵阳突然大雪纷飞，这是20多年来家乡最大的一场雪，雪白得异常耀眼，山上、地下、屋脊、树、车，天地白茫茫一片，天与地瞬间一片素颜，站在荒凉的山脊，我仿佛看到天堂，肃穆、沉寂、空茫、辽阔、无边无际。           

大雪封山禁止进山，父亲无法下葬。我们心急如焚，只得看着漫天白雪在天空飞舞。中国人的传统是人过世后入土为安。而贵州的墓地大多建在山上，要走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山路。家人请来的80后土公子（当地风水师）掐指算着父亲遗骨必须于丁酉年（农历十一月廿六，公历12月28日）入土。其乙丑时，宜祈福、宜祭祀......公历元月2日清晨9时，我们等不及“大雪封山”禁令解除，踏雪上山为父出殡。

天灰暗得压矮前行的路，雪在四周飞舞。雪影中，黑白照片上，父亲军装、军帽，目光坦荡慈祥。我们以“之”字形艰难地爬到山上。回眸，大地一片素白、一片辽阔，天仿佛高了一丈，透出稀薄微光。松柏、杉林杜鹃、黄荆根、冬青，还有不知名的荆棘、草木，高高低低的枝条都捧着白雪，像上天赐予的一条条哈达，接受一场圣洁的洗礼。面对青山白雪，祈祷父亲灵魂超度，沿圣洁吉祥之路升入天堂。父亲在这个时令、这个洁净的时空、这个罕见的风雪，回归大地是如此幸运。入土，可以与天地对话，这是死者的荣耀。

我记事以来，父亲总是戴一顶草绿色军帽，像头顶永远有一棵树。只要在人群中寻找，那个戴军帽的十有八九就是父亲。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达一千多度，镜片在折光中可看到一圈一圈，像树的年轮。父亲典型江南人，170的个头，清瘦，保持军人走路姿态，挺胸抬头，儒雅透着硬朗。

父亲夏祥镇，笔名金真、鸿漪。1930年11月出生在浙江黄岩一个渔民家家庭。1949年6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刊出了一则消息：《大批培养各种建设人才 华东军政大学本周招生第一期名额三万、陈毅将军任校长》。消息立即在上海和华东地区广大进步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股积极参加华东军大的热潮。当时的学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师生们，动员大家报考。

父亲当年是黄岩县立师范中学老师，看到报纸后提出想去报考。爷爷和奶奶也听说这所大学是陈毅将军任校长，就给了他两块银元，父亲揣上银元只身来到上海参加了考试，可是录取结果出来，没有他。他的心一下凉了，十分绝望，吃住快一周，二块银元已所剩无几。那年父亲19岁。

华东军政大学当年招生办的同志十分关心他也很负责，之后告诉他：“你考的成绩还可以，但我们是培养军事干部，要眼睛好，你的眼睛超过300度了。”

父亲十分沮丧。这时，招生办同志告诉他说：“上海还有个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是培养政治干部的，我们给你写个介绍信推荐你去。”

没多久，父亲终于被录取。后来父亲才知道，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是全国解放前夕成立的，应该说党中央当时必须要有自己的干部队伍去接收旧政府人员、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和专家、为“坐江山”做准备的学校。1949年夏，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等。学员必须是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年龄18-25岁。当年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是在上海办。第一期招生4000人，按时间推算，父亲是第一期学员之一。父亲被录取十分激动，他写信告诉黄岩的父母这个喜讯，从此离乡踏上革命征程。

父亲入学后，经过近三个月的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学校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父亲被整编到西南服务团第一团第四支队。1949年10月1日，西南服务团16000余人整装出发，挺进西南边疆。

曾与父亲生前聊天中零星获知，当年他们是分三批抵达重庆，一路上以长征精神的步伐挺进，在山川跋涉近7000里，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和水土不服，抵达山城重庆，并于12月底前接管了重庆。然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重庆山城，满目疮痍，嘉陵江上飘浮阵阵恶臭。重庆地处西南，封建势力顽固。西南服务团接管人员较少，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到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宣告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一切才开始转入正常管理阶段。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撤销，成立了多个部门，父亲被分配到西南人民出版社，当时20岁。之后改为重庆人民出版社。期间，机构又经过多次整改，后又调到贵州人民出版社当编辑。

我在父亲书房曾发现一本黄色小册子“《走向西南 扎根贵州》西南服务团团史资料贵州专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资料贵州征集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册，父亲的名字忝列其中，仿佛看到父亲那些荣光的脚印、人生最珍贵的留痕。

在他的收藏品中，我打开一只小塑料盒，里面有一枚纪念徽章，一元硬币大小，图案浮雕状。正中：红色中国地图凸出，向北凹处压有五角星，四周有象征长城的齿轮、麦穗、八一五星红旗。地图下端从左往右印有“解放西南胜利纪念”，一条红色飘带围住徽章。这是他最珍贵的一枚徽章。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建团五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解放大西南、当代文学之星等。此外，父亲的十三顶新旧军帽摞起来一尺多高。新的帽子用几张空白的稿子包住，纸发黄变脆，手一摸都成碎片。有一顶帽檐与帽子边上已经脱线，有手缝的痕迹，白色线，歪歪斜斜针脚粗糙，那是父亲的手迹。父亲1000多度的近视眼在灯下一针一线缝补的镜头浮现眼前，他把对军队的爱倾注在这一顶顶军帽。作为女儿的我，从没有去体会过父亲内心这份感受，远离家乡的我更没有照顾过父亲。我的母亲不善针线，父亲的衣服纽扣掉了、衣裤烂了、开线了，全是他自己一针一针缝的，如今想起又内疚又心酸。许多新的军帽商标还在，泪一下模糊了我的眼睛，忍不住抚摸对着它们说：爸，你有这么多新的帽子为什么舍不得戴?还要去缝那些旧的，现在您再也没机会戴了......”

重庆解放后,父亲先后在西南人民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四十余年。作为文学编辑，经他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作家，有的成为全国的知名作家。后来父亲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并开始改编连环画，深受大人孩子欢迎。为发展儿童文学创作，1958年在父亲积极主导下，贵州人民出版社组建了贵州第一个儿童文学团体——儿童文学创作组,主要指导儿童诗歌创作并创办了儿童文学双月刊《幼芽》,为全省儿童文学作家开辟了作品发表的园地。同时，父亲当年在贵州是资深的文艺批评家，撰写了不少文艺评论。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朱砂》，写过父亲手上的硬茧。父亲的右手中指握笔处已凸出一块圆形硬茧，由一层层死皮堆叠，有半粒黄豆大，圆润光滑泛黄，如裹了一层“包浆”，父亲说是笔磨的。硬茧像一座小山耸立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父亲是老烟民，又夹笔又夹烟，硬茧早被烟熏得黄黄的，这硬茧在云雾中缭绕了40多年，缭绕进父亲一生的血脉里。

顺着老家的书房窗户，右边一壁都是书柜，几乎全是父亲编辑和出版的书，中间的一排全是花花绿绿的连环画，它们大都是父亲编辑的，原来这也是父亲的“战场”，上面是他的战利品。他最得意的是他改编的连环画《苗岭风雷》《女巡按》《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小时候每一本我都看得入迷，当年，小人书很火，而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听，让同学们羡慕嫉妒恨。我从小人书中也感受到成人的世界、找到人生的乐趣。《居里夫人》《人民好医生李月华》给了我人生启迪与激励。特别是《居里夫人》中一个场景，寒冷的冬天，她废寝忘食，经济拮据，住在一个简陋的小阁楼，没有炉火，晚上睡觉因为寒冷，她把衣服全盖上，又用椅子压在上面增加重量取暖，艰苦的环境也没有动摇她研究科学的决心，一个女科学家的精神像一盏明灯，每当我遇到困难，居里夫人勇敢、自信、坚强的形象就会浮现。记得，有一年，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我到贵州黔南采访一起案件，冬天夜晚，住在旅店，房间有七八间床，就我一人住，又空又冷。睡在单薄的床上，咬牙度过了最冷的一晚；还有一次冬天，采访一起火车爆炸案，外面下大雪，当地宾馆没有床位，我只得睡在大厅走廊，盖了一件警用棉大衣，一觉睡到天亮。我想，能一次次挺过来，是不是《居里夫人》“盖椅子”的力量在支撑我。

现在我的手头还有《巧捉鬼头蟹》《接电台》《麻城奇案》《牛市的战斗》《乌江东去》《浴血睢阳》等，它们大多已被我带到了广州，偶有翻看，仍很吸引人。

四十多年来，父亲编辑出版文艺书籍三百余种,发表文艺理论、评论、随笔等文章五百余篇,上百万字。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图书奖、编辑奖、评论奖。有评论称他是“黔中文苑不折不扣的出版家”。贵州省老领导、著名作家龙志毅在为《贵州连环画纵览》序中写道:“凡是喜欢连环画的人,都不会忘记吴家华、蒙绍华以及夏祥镇这些名字。”

有年春节回去，一天清晨，我看到父亲在阳台上侍弄君子兰。微风吹着他不再挺拔的身躯，他种的六七盆君子兰却生气盎然，君子兰年年开花，都开在春节期间，娇艳橘红色花朵，金黄色花蕊，叶片油绿饱满，玉树临风。离休后，父亲把种花当成编书，当成那些活灵活现的文字。父亲把一只长满青苔的白色大可乐瓶当花洒，水从扎了无数小孔的瓶盖喷出，一滴一滴流到花间，水珠晶莹透亮像岁月在不知不觉间流动，仿佛一颗颗文字渗透进泥土发芽、开花、结果。阳台外有座不高的相壁山，山顶上有放风筝的，风筝在天上飞，像飞过父亲肩头无数的梦。

父亲像一粒沙砾带着江南海边的风与梦到达贵州山区，呕心沥血。他的心愿就是让自己编辑的每本书、写的每部作品给社会留下温度。如今人们生活充满活力、生机，衣着更是新潮时尚。可父亲依然穿军装戴军帽，在亲戚朋友中已形成固定形象。他只要到银行、附近酒家、通往巷子边上的小超市，卖菜、卖肉、卖水果的都说他喊“老红军”，他听到这个称呼，高兴得不得了。

2018年12月28日下午15时15分，我正在公安厅礼堂听报告，姐姐电话来了，哽咽说：“爸走了......”此时，千里之外的我头脑一片空白。尽管有种种心理准备，可这个恶噩终究像把冰刀开始切割相连的骨肉，彻骨的痛与心的虚空。心急如焚，用颤抖的手在手机上急订当日最后一班从广州飞往贵阳的飞机。到达贵阳机场已是夜晚9时多，又打车赶往20多公里的青云山殡仪馆。车窗外，漆黑夜空雨夹雪，真正是风潇潇兮易水寒。

离开故乡20多年，远离父母，眼看双亲黑发染霜，风烛残年，疾病缠身，千里之外的我却无法尽孝，再也看不到父亲最后一眼，再也听不到他的叮咛唠叨，再也听不到他高低起伏咳嗽声，自责与无奈，泪奔而下。

以往下飞机直奔温暖的家，有父母嘘寒问暖，满桌母亲做的家乡饭菜，父亲时不时会翻出他出版的作品给我共享，一室温馨尽享天伦。往年此时，就要考虑回家乡与父母团圆。父亲就会打电话，问今年回家过年吗？还不忘记加一句：“能回就回，见一回少一回了。”听到说不出的感受，又有隐隐压力。不回去总怕留下遗憾，回去吧想利用长假写他个上万字的雄心壮志又落空。最近两年，一到节日，我的脑海里就会有这样的声音：“能回就回来，见一回少一回了.......”这是父亲的语调，是他想念女儿的长调，像延长在时空里的咏叹调，绵延往后岁月。

记得，只要回去过年，父母要到超市买好多好吃的。回来后，两个大冰箱塞得满满的。然后，父亲会给我电话说，这几天与你妈妈逛了超市，买了鸡、鱼、虾、排骨......你妈说等你回来，她炒辣子鸡、做糖醋鱼、炸稣肉、蒸懒龙、饺子......听得我直咽口水。都是妈的拿手菜。小时候，我最爱吃糍粑、汤圆，所以父亲总是会买我喜欢的糯米糕、江南糖年糕之类的糯食，早早就冻在冰箱。

父亲因抽烟经常咳嗽，清晨安静时，听到他干咳的声音，知道他醒了，就像生物闹钟。每每睡在老家床上，清晨一睁眼就听到父母在厨房窃窃私语、听到压力锅的蒸汽声、闻到鸡汤的香气、听到父亲在阳台上咳嗽声音，那是我们家清晨的交响，特有的调子。这种有父母牵挂的日子，才真正有滋有味，生了根的幸福洋溢着全身，亲情之爱就深藏在流水样的日子里。

然而，父亲临终我也没有同他说上一句话。长年在外，我最害怕的结局还是残酷地到来。从广州飞贵阳一个半小时，这一次，的士司机直接把我拉到市郊的青云山殡仪馆，又开了一个多小时，仿佛经历一个世纪这么漫长。到达殡仪馆晚上十点多，黑灯瞎火、冷雨霏霏。我独自拖着行李在雨中找到吊唁堂，见父心切，忘记了四周全是亡灵围绕的恐惧。此时，父亲长眠在水晶棺，我趴在外面轻喊：爸爸，爸爸，我回来了……然而，父亲再也听不到她最疼爱的小女儿的喊声。此时，我终于明白中国的俗话“父母在不远游”的真正含义，泪如雨下。

时间流逝，生命像一粒微尘，瞬间融回大地。转眼已亥年冬，父亲的一周年祭日到了。不得不接受父亲从此从我们的生命中剥离，永远离去。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经历和承受这种血脉剥离的残忍，唯以文字慰藉生者与死者的灵魂。

我知道，以后再想听到“今年回家过年吗？”这个带着江浙口音的声音像一枚休止符定格成一种追忆，89岁的父亲及他的声音永远尘埃落定。曾经萦绕“见一次少一次”真的像一缕青烟，突然就回归零，消散得那么迅速，迅速到来不及回味回想回眸看清父亲的生命历程，以及与我们水乳交融的那份父女情。我工作后成为一名警察，也成了父亲的骄傲。他逢人常说，我女儿是警察。

穿过那些发黄纸、军帽、领章、五星、连环画，仿佛看到他们伴随父亲走过的一步步人生旅程。父亲的江山一半是军旅生涯，另一半江山就是他撰写和出版的书籍 。父亲一直想回到重庆看看改为直辖市后的变化，他对重庆充满着特殊的深情。是啊，重庆是他骄傲的资本。他常说，我是参加解放大西南的军人。无论是浙江小县城黄岩、大上海、重庆，乃至贵州滋养着父亲胸怀大志的情怀，他总是以满腔热情与全部智慧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投入到他的出版生涯。  

我忽然醒悟，多年来，我只顾奔自己的事业，从没有与父亲促膝交谈过，去体会他内心情感，父亲“孤傲”，我们理解为“自私”，与他总是有些感情疏离，原来父亲的爱是藏在生活细节里的。一次回家，他说贵阳的土鸡蛋好吃，蛋黄又大又粉，一定要买上让我带回广州。我和父母一起到农贸市场，买了四、五十个鸡蛋，他不让我提，坚持说他力气比我大。天下着小雨，85岁的父亲迈着蹒跚的步子，提着沉甸甸的一大捆鸡蛋歪歪斜斜走在雨雾中，跟在父母后面的我，突然鼻子酸楚，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