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父亲
文/彭小娟
父亲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他平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蹉跎多变的岁月中孤独走过。1930年早春二月，父亲出生在湘西保靖县普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兄弟姐妹共五个，父亲排行第四。我们懂事以后只见过五叔几面，其他伯伯们都早已不在人世间。据父亲在世时说，他的大哥解放前因在国民党部队当文书，解放后由于这种洗不清的罪恶，被关进牢房十余载，出狱时正是我们国家和苏联关系紧张的六十年代初期，民族的骨气和自尊迫使我们给苏联还债，人们在大饥饿之中度日，大伯就这样在饥饿劳累中牵着牛，死在了他未耕完的田埂上。父亲说大伯出狱后还步行去过桂林，在过去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当时驻扎过的那个地方，从墙缝里取出他当年积攒下来的几根金条，放在油纸伞的竹把里，然后，又步行千里回家。那年头几根金条只换回几升米，可大伯最终还是饿死了。他的二哥是在国民党抓他做壮丁的路上想逃回家被当场打死的。三哥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夭折了。五叔一直在家务农，1985年父亲失去了这唯一的手足之情。
普戎是一个土家民族群居的山寨，土改时依据我祖父的财产，阶级成份被划为地主。解放前，父亲和五叔因家中较为富裕而得已上完高中。那时候是以一学期一担桐油的等价交易换取读书的学费，保靖县中学当时是全省的重点学堂，父亲的才学和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当时是出类拔萃的。
父亲高中毕业后，由于动荡的战争年代没有给他考大学的机会，1950年二十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全州商业干部培训班，集训完后分配到那时的大庸县。父亲年轻时活泼好动，聪明过人，积极向上，不久就任命他为民贸局统计股股长。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几岁的我有时在他办公室调皮捣蛋，一会儿带着放在门后的可怕的防毒面具，一会儿又玩上他的笔和尺，当时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也很了不起的，有这些好玩的东西，幼小的我感觉世界好奇妙好丰富。不久，一场运动拉开序幕，起初，我们在食堂吃饭有时发现水井里有自杀的人被捞起来，有时其它办公室里有上吊的人被解下来，真是恐怖极了。那时，不知道老天发生了什么事。后来，街道上有很多人在打石头仗，就在家里也时时能听到枪炮声。不久，母亲叫来乡下的舅舅，走水路把我们兄弟姐妹用船沿澧水河接到离县城十多公里的乡下外婆家。没过几日，这里也能听到枪炮声，外婆又叫表哥把我和姐姐连夜用箩筐挑到了二舅妈的娘家关门岩。现在还依稀记得，当夜间经过一遍埋死人的坟地时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块方圆近十亩的坟地叫麻子园，它杂草丛生，还有几棵柚子树点缀其中，阴森森的。以前常在外婆家听表哥讲这里神出鬼没的故事，那夜，当身临其境过这样的地带，真正见到了鬼火闪耀、鹞子哭叫，我们只有睁着眼睛看天亮前表哥挑着我和姐姐能否走出这片坟地，能否保住这两条小小的生命。
不知道后来城里的父亲和母亲的单位里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在城里一间破旧的仓库里生下了妹妹，父亲被遣送回保靖普戎乡下。父亲说他一生最忌讳九字，因为他是在1969年6月9日，正值他三十九岁时被遣送回保靖乡下的，仅仅三天的光阴，父亲头上就白了一撮头发。在他老家的乡下，他被安排在那里修水库，来这里已半年了，居住在离水库不远的叔叔婶娘们都不知道父亲已回老家接受劳动改造。当文化大革命炮声平息之后，组织上根据母亲的要求，把父亲从保靖普戎乡下又下放到母亲老家的乡下务农，因母亲是大庸县人，这样一来也离亲人们近一些。我哥哥在这期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的高中，但终因成份太高不能得以继续念书，哥哥来到父亲身边，当上了放牛娃。同时，母亲在单位领导的威逼下也离职回老家与父亲一起务农了。
不久，在外婆老家的生产队里新添了我们一家六口人，父亲用仅有的三百元安家费，在二舅给的一块菜地里，借用生产队里的劳动力，用泥土为我们筑起了三间土房子。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苦，我们经常只能吃到把新鲜萝卜或青菜和着米饭一起煮的杂食粥。和着玉米或红薯的杂粮还算上等餐，偶尔，有白米饭那也是留给妹妹吃的，我们一般是吃不上的。父亲有时候也将生产队里分配的几斤黑麦子面粉发酵后，给我们做成馒头，但父亲的馒头总是好像没有放老面的从来就长不大，我们称为岩头，能吃一顿也像是过年似的乐得不得了。
记得父亲后来被生产队长派到大山区的深山守包谷地。那座大山是用我们生产队的平地换来的，因为山区的生产队里育秧没有平原的田土温度适宜。父亲拿着当年工作时在重庆出差买来的一支猎枪，在那荒芜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一守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父亲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每次总是挑着一担一百多斤的柴，步行一百多里路才能到家。从大山里砍来的柴，烧出来的饭也格外的香甜。
有一年的春节前夕，父亲回家了，并带回了他的猎枪。我想父亲可能不会再回到深山里了。过年那几天，下着鹅毛大雪，父亲做了套子就地打猎。他把做的套子放在我们家对面的菜园子里那棵挂满雪花的桃树上，静静守候了几天，终于有一只斑鸠被套上了。这只斑鸠足足有半斤大小。那时，我们没有肉吃，父亲为让我们姐妹们美美地晚餐一顿野味而费尽心机。不知哥哥是因什么事情发着脾气，没有吃上那一顿斑鸠肉。
那年春节过后，邓小平上台了，父亲办了一些手续，说是去“五·七”干校，没过几个月，我和母亲在水井边洗衣服时，母亲用那很少出现的微笑的语气对我讲：三妹，我们要回县城了。回县城我当然很高兴，但不知道这到底又发生什么，只是觉得和我一起读过一年级时的那些县城里的同学个个都很神气。因为在乡下时，有一次母亲叫我和姐姐给带过妹妹的城里保姆罗伯伯送去一些自家种的土特产，我顺便看了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同学，并给她带上一把花公鸡羽毛，做毽子用的。这个是我收集了很久并放在书本里夹着的珍贵的礼物。当见到同学们，我把公鸡羽毛给她们时，我很羡慕她们那些说不出的东西。可是，当时只觉得自己是一个乡下进城走亲戚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拘谨和自卑的心理，像是一只孤独的小鸟，已远离了那种本该有的群类和欢乐。
父亲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可在那里，他的静脉炎疾病已经出现，且是四肢远指静脉炎。这种疾病的出现，与在水库劳动期间接触冰水有很大的关系。看着父亲的手指慢慢萎缩变尖，我们心里真不是味，但也毫无办法。后来在组织的关心下，父亲去外地一家医院求医，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治疗他恢复了健康。干校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在山区供销社从事统计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十二年。这一次又一次的与家人团聚又分离，父亲慢慢开始习惯了孤独的生活，而且在孤独的生活中寻找到了乐趣，如在木柜门上写毛笔字，咏诗，做一些小玩艺儿。又过了几年，父亲担任了供销社主任，直到退休前四年，他才调回城里，任县民贸二局职工学校校长。
由于父亲习惯了长期孤独生活，退休后不管母亲和儿女们怎样的敬爱他，以至于和家人及儿孙们一起生活时，他已不习惯了。此时的父亲，在渴盼亲人爱的同时与力不从心的给予不能达成一致，他小心、内疚、孤寂内向，有时充满童年一样的幻想，就像七十年代前的中国一样，他固守着闭封不愿开放自己，他固守着自傲不能接受别人，他固守着鱼杆来回奔波在家与郊外的黄沙泉之间，寻找着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乐趣。
那年秋天，父亲在反复感冒后查出了肺癌，生病不到一年，父亲就被可恶的肺癌夺去他年仅六十三岁的生命。与之相比，外祖父和外祖母八十多岁高龄才到人生的终点，他至少少活了二十年。其实，六十三岁正是他放下一生所有的包袱，快乐安度晚年的时光，可他就这样孤独地离我们而去。
在父亲去世前，他给我留下了他的手迹《木兰从军》和《将进酒》，以鼓励我如何做人和如何明了世事。父亲是善良和慈祥的，在最后的日子里，父亲没有来得及和我们作最后的告别就匆匆上路了。我常常为父亲而流泪，因为父亲还没有完全地享受到他应该有的人间天伦之乐，也没有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活得那么潇洒自在，美好的生活今生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因为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妹四人都没有守候在他身边，哥哥因那年夏天百年未遇的洪灾，单位安排他到乡下搞社教去了，我们姐妹三个又因各自成家，母亲独自承担了照顾父亲的任务。那天，凌晨四时，父亲生命的烛火既将熄灭之前，母亲叫唯一在家的嫂子打电话叫我们快来，由于听错了电话，我们认为是岳父病危，奔到他家却见他安然无恙，便认为是谁在开玩笑。当又一阵电话铃响，我们知道了真相时已近凌晨六点，此时，我们已经来迟了。父亲走得那样匆匆，以至于我们儿女们都没有见上他最后一面，好像今生注定了孤独与他为伴，我的心在为父亲痉挛般地疼痛。
在父亲刚刚离开我们的那几个月里，每当夜深人静，蟋蟀低叫时，我时常会醒过来，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往日的模样，一种钻心的疼痛之感包围着我，撕扯着我，想着世上如是有起死回生的灵丹，我一定会不惜上刀山、下火海的代价找回它，要他起死回生，把父亲从母亲老家那块山地的坟墓里接回来，以百倍的孝心敬奉他老人家，来弥补我时时涌上心头的那种遗憾。
可我明明知道生命没有轮回，父亲走后，从此，我的天空好像塌了一半，那山一般的父亲，永远安息在了母亲的老家，那个文革期间布满他生前苦难足迹，开满金樱子花的山坡上。
作者简介：彭小娟， 笔名子鹃 ，湖南省张家界市人，祖籍湘西保靖县，本科学历， 省作协会员，旅居北京诗人。原张家界市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现任副秘书长，曾参加过北京诗刊社举办的诗歌改稿会，在一些刋物发表过很多作品，出版过诗集《孤独的荷塘》《彩虹落在这边》，散文集《为秋》，创作了二十多首关于爱、关于山水、关于故乡的歌曲。举办过个人原创作品音乐会，是这方秀美的山水滋养了她的灵性，是这一方圣洁的灵魂拂尽了她的纤尘，她穿行于古朴的森林里，深情地、挚爱的写着自己独特的诗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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