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屈原已经足够

文/少木森

博友沙漠骆驼贴过话来，要我写一写屈原。我觉得为难，真的，多年来我就一直想写屈原，动了几次笔，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不是没有写下来，而是写了，读一读，觉得不满意，就弃了，撕了。

为什么总写不好屈原呢？依史评，他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许多写屈原的文章就是这么评介，这么书写的，我也是一直在追寻着他的政治人生轨迹的。然而，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在我心目中，屈原只是一个文人，一个纯粹的文人。不管过去在政治领域他曾经多么的杰出，后来的他在政治领域肯定只能算是一个失意者、失败者了。所以，我打心底不愿意去承认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甚至偏执地想，他和后世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们“官”是当不好的。真的，一个纯粹的文人要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怎么能“杰出”呢？这在屈原身后的历朝历代被反复验证着，李白是这样，杜甫是这样，苏东坡也是这样，即使是当了宰辅的王安石不也是这样吗？

　　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对屈原整体人格的认知错位，使我始终没能写好屈原，写出屈原。

　　平心而论，我们善良的人都很愿意他们在政治上卓有建树的，最终看到的却是他们的落魄失意时，我们就为这些心目中的奇才，这些伟大的文人作起辩护来了：唉，都是时运不济呀，处于一个小人成堆的时代，全因为这些小人做梗，他们才没有施展其宏图大志啊！比如，屈原的失意，我们说是因为靳尚、子兰、郑袖等人被秦人张仪重金收买，充当内奸，而使楚王不再信任屈原的；比如，李白的失意，我们说是因为有杨国忠、高力士等小人围绕着唐玄宗转，使唐玄宗不可能任用李白；再比如苏东坡，我们说是因为身边有过王圭、李定、李宜之等等小人……其实，深究下去，我们不难发现，与这些杰出文人相敌对的，其实很难说全是小人，比如，与苏东坡对着干的就有那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有他苏东坡本人和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一句话，这些文人参与政治，走向官场时，也和其他人一样，会有许多支持者、同路人；同样也会有许多反对者、死对头。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敌对势力，那些“杰出政治家”总能一路过关斩将，走向政治生涯的巅峰，而“杰出文人”却总被绊落马来，一生失意。足见，其实主要原因不在身边是否有“小人”，而在文人本身呀！

　　想起袁世凯与梁启超了。梁启超的才能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堆里当是数一数二的，24岁就名满天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2年后，袁世凯不断函电催请他回国，说要委于重任。梁启超回国时，袁世凯让他像大清朝的大功臣曾国藩、李鸿章那样住贤良寺，那可是当时最高的接待规格了，感动得梁启超连连发愿，要报答袁大总统的厚爱。可是，这袁大总统的高官名单里却一直没有梁启超的名字，急得当时出任总理的熊希龄几乎跳着脚，一再找袁大总统，希望能让梁出任财政总长。这时候，袁世凯发话了，说：“我说梁启超做不好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明白了吗？”熊希龄对梁启超是够肝胆的了，他竟在大总统面前梗着脖子说：“不明白。梁启超著作等身，尚未一试怎能就判以万万做不好呢？”袁世凯看看熊希龄，似笑非笑地说：“他文章写得越多，就越做不好。比如，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以理论观之，实属大不该之举。可是我只要钱，没有钱怎么派兵到南方打仗呢？一个财政总长，我要他去借钱，他不去，跟我论理，写文章，甲乙两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袁世凯真是个“政治大玩家”，他其实早就看透梁启超只是一个“文人”，只因其名气太大，所以他要拢在身边，当个花瓶，他最后让梁当了教育总长，真正的重任却是“万不能给他的”，因为他只是一个“文人”。

　　是啊！“文人”悲剧看来在他自己，文人要想“把官做好”，要想在政治风浪里搏击、畅游，看来首先得战胜自我呀！然而，如果“纯粹的文人”当真战胜了自己，他还“纯粹”吗？

　　屈原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不能战胜自己，也不屑于改变自己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你看，他“政治”上“杰出”了吗？没有！相反，甚至可能还应该算是“政治”上的幼稚。我只愿意说，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文人，作为文人，他倒真是一个杰出的、伟大的文人。这样，我就开始调整写作思路，想写出一个文人屈原，而不是政治家屈原了！

　　而这个文人又得从哪儿写起呢？我几次想动笔，还是始终没有找准下笔处，直到有一天，去了屈原故里秭归，见到屈原雕像，头微低，眉宇紧锁，体稍前倾，迈动右脚，提起左手，两袖生风，可见一腔的激情，一腔的孤忠高洁，一腔的忧愤……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痛苦的文人！我似乎找到一点儿感觉了，键盘急敲，书写着：

“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我觉得，这话不准确，至少他得加上‘现代’二字。要说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首先让人想起来的应该是屈原。请读这样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那蒙蔽的时局里，身处风雨飘摇之中，他真叫左冲右突，不失其志，却不得其路啊！其心之苦，何人过之，以至于最终投了汨罗江，一腔孤愤托予滔滔江水……”

　　谁想到，这一次我还是没有写成屈原，电脑里敲来敲去，也就只有这一个残稿。不，其实只是这几句话了。

　　倒是后来要参加一次澳洲华人诗书画大赛，火花一闪，这些拉拉杂杂的思考，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串起来的线了，就很快写出了一组诗，题为《和平组诗》，共四首，核心的一首就是《一个屈原已经足够》。承蒙评委错爱，竟获了一个奖：“成就奖（最高）”。领奖后，那一晚约几个朋友喝了酒，酒桌上几个人不知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的句子吟了几遍，自然，也把我这诗“朗诵”了几遍：

一个屈原已经足够

被阳光吻香的草蔓 端坐额际

稍有风 心底便一片湿润

生命里有几次 清泪如汨罗江水

构成世界的深远

一个屈原已经足够

支撑 中国的文学和人格

以及历史的取向

沐浴屈原的光辉和荣耀

我们捆粽划龙舟 采撷水边艾草

血性在叶尖喘吸 这个端午

一股苦味从谁的唇边滑过

一种痛苦之后的忧患 或者

忧患后的痛苦 濡湿我们

艾 当然是避邪的

庇佑我们趋吉避凶 远离事端

如果当年 屈原懂得 或者

他人为之悬挂艾草 以避邪

——汨罗江 凉风荡漾的水声

两千年 又为我们背诵什么故事

记得哪一位诗人说过：人类受难里最为深重的是知识受难。屈原是“知识受难”的最初代表，从此之后，历朝历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知识受难者”代不乏人。像屈原，或者后世有着与屈原一脉相承的文化人格的读书人，其让我们敬重的就是“吾不能变心而从俗”的品格，可他们的历难，他们的痛苦，又皆因此而起！他们是聪明人，他们读过不少的圣贤书，那一句十分著名的圣贤名言“君子趋吉避凶”，他们肯定读过、抄过、熟记过，可他们就有那么一根筋，在天下有难或者他们自身有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大俗人一样“趋吉避凶 /远离事端”的。

　　我们“采艾”、“挂艾”，我们祈求“避邪”，我们在观看演绎屈原苦难人生的戏剧时，见他那么耿直而倒运，我们是否打内心里希望屈原也赶紧像我们一样去“挂艾避邪”呢？真的，我突然理解一位叫苗姜的民兵了。这位民兵，当年被组织去观看歌剧《白毛女》，当看到喜儿一把血一把泪控诉地主黄世仁的罪行时，他控制不住自己了，跳上舞台，揪住演黄世仁的演员，狠狠几巴掌，据说要不是及时拉开，弄不好还开枪弊了那“黄世仁”…… 哈哈，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可笑！我们甚至希望时空交错，干脆去干与苗姜干过的那样的傻事，由我们去为那已经远去的古人屈原挂些避邪的东西，让他逢凶化吉啊！所以嘛，我们永远只能是一个大俗人呀！

（发表于《散文百家》2006年11期，被《中外文摘》选载改题为《他只是纯粹文人》，2010年选入《教育文化随笔今选》（中国财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