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我告别了上了五年半小学的东坡煤矿子校，意气风发地跨入高楼河公社中学，成为一名初中生。
进入社中之前，在外工作的大哥就有意无意地向我传递着一个信息：初中毕业一旦考上中专，就跳出农门了，三年中专一上完，国家就分配工作，吃的是商品粮，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头晒不着，一月挣三十块钱的工资，穿得体体面面，再也不用黑水汗流地下死苦······
不仅是大哥灌输的信息，上了初中以后我也亲眼见识了一些中专毕业生的风采。我们初二三班一个姓郑的同学，他哥在矿上工作，有一天骑了辆崭新的自行车来学校看望他，我们远远地看到，他哥一头浓密的黑发梳成偏分的“洋楼”，黄涤良外套，里面雪白的衬衣领子露出来，脚蹬一双又黑又亮的皮鞋，一手搭在他弟肩上，一手推着车子慢慢前行，行为亲密，举止优雅，透着大方和自信，听说是省煤校毕业的，分到矿上当技术员；学校这几年也相继分来一些老师，他们都是从师范毕业的，不仅学识渊博、课讲得好，而且能歌善舞、没有架子，喜欢和学生交朋友，加之服饰亮丽、举止大方、京腔悦耳，使环境闭塞、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平添了一股清新之气。于是，初中专，这个农村孩子仅有的、十年动乱后与高考相继恢复的招生参工方式，象阳光一样照进每个初中生的内心，成为大家发奋读书、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从进入社中不久就开始暗下苦功。三年以来，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在班上排名没下过前五名，获得的各种奖状把窑里一面墙都贴满了，加之爱好文科，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读，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眼里的尖子，更承载着父母兄姐寄予的厚望，满心希望中考时放手一搏，或许会有一个相当的结果。
可是，事与愿违，我期待的东西并没有如期而至，初中专榜上无名，就连重点高中，也以三分之差与我失之交臂。
那个暑假是怎样度过的，我已经印象模糊，只记得矿上广播里每天传来《回想曲》那失意、忧伤的旋律不绝于耳，以及菜园子试图用繁重农活驱散心中烦恼的形影相吊的自己。
九月中旬的一天，大哥突然从工作的地方回来了，他按照爸妈的意见帮我联系好了补习的学校，在二十多里外邻县的街子社中，因为本市出了新规定，往届毕业生不准报考初中专，于是我就踏上了“留学”的征程。
街子社中初三年级有四个班，我被安排在三班插班学习。班主任韩老师领我来到教室，让我坐在第四组第三排的空位上，几十双好奇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我无暇顾及，机械地从书包拿出一本书，煞有介事地“学习”起来。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活跃起来，有的走出教室，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说话。我木然而坐，无所事事，肩膀被谁拍了一下，猛一回头，却是老同学金定，他微笑着示意我出去。我跟着他出了教室后门，兴奋地问：“咋是你？”
他也很激动，告诉我：“就是我呀，没想到吧?”来这边补习的还有几个同学，万林、田文在二班哩，吃饭时就能见到。”“在哪吃饭？”我问。
“社中这灶和咱那边一样只供煎水，中午有一顿包谷糁，娃娃背的馍，就着罐头瓶子装的菜凑合着吃。”他又说：“街子高中就在隔壁，我们几个找熟人说情，才上了那边的灶，起码有一碗热汤面，你先跟上我们吃，随后再把上灶手续一办。”
我的内心瞬间涌上一股暖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他乡遇故知”吧。后来，他们几个帮着把我也办到高中的灶上，中午便吃上了五分钱一碗的汤菜加六两杠子馍，下午则是二两粮票、一毛钱菜票的汤面，虽然都是水煮萝卜白菜、看不见油腥，可是一到饭点我们就兴冲冲地厮跟着拿上碗筷赶过去吃饭，几个人围成一圈吃着、谝着，狼吞虎咽地填饱肚子，逐渐忘却了中考失利带来的耻辱和烦恼。
人岂不是要埋怨？何况我们那边就不放忙假，尽管家里收秋也需要劳力，可是父母兄嫂宁愿自己多下苦，只要我们来年有出息，他们也毫无怨言。于是，我们便决定不回去，利用放忙假这几天在学校下功夫。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们正在教室读书，住在街道的安上会同学急匆匆跑过来，告诉我：“何老师让我给你们捎话，急赶去他家帮忙收秋。”一听这话，我们四个二话不说，马上向三四里外的何老师家奔去。何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家五亩玉米喜获丰收，可家里只有两个劳力。我们和他儿子一起拉上两辆架子车带皮绳、提上六个笼向玉米地进发，何老师提着电壶、拿着茶碗跟在后面。按照他的指挥，五六个人站成一排，一人提个笼往前掰，两小时后地头上的玉米棒子就堆起座小山，这时候，何老师招呼大家休息喝水、补充能量，并及时调整部署，抽出两个人开始往回拉，留下四个人继续掰，到下午四五点钟，五亩玉米全部掰完运回场里，何老师的老伴也把饭做好了。大家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看见饭也不客气，一人咥了三四个节节馍夹油泼蒜泥，喝了一老碗红豆麦仁稀饭，打着饱嗝告别了何老师一家，脚底编蒜般回到学校宿舍，谁也不想再说一句话，倒在大通铺上自己的被褥里沉沉睡去。
以后几天，我们早上背书，中午稍作休息，下午主要是做题。奇怪的是，那些总也背不过的课文，经过去何老师家下苦劳动，竟然很快全都背熟了；只有几个人的教室里，自己也不象以前那么心不在焉、学不了一会儿就想出去疯，而是能静下心学进去，达到忘我。看来，这何老师的“苦心志、劳筋骨’’的良苦用心收效不错。
空荡荡的校园里，我们坐在教室用功终于还是厌烦了，就跑到红星大队唐林荣家去玩，晚上看了场电影，是风靡一时的武打片《少林寺》；还到神庄王子君家逛了逛，发现一本前后都缺页、揉搓得很旧、看不来书名的小说，借回来一读，竟然是文革时期被列为禁书的《第二次握手》!我就着宿舍二十五瓦的灯泡一晚上就读完了，被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吸引，心想:我会象苏冠兰那样遇到一位深爱一生的灵魂伴侣吗？
忙假过后，班上进行了摸底考试，根据成绩又调整了座位。我的新同桌叫雷平章，是班上的数理化尖子，但史地政不行，尤其是语文，满分120分的卷子往往只能得六十来分，班主任老师让我俩坐同桌，目的很明确，我佩服韩老师对学生底子吃得清，又能优势互补地安排座位。可是，还没等我从他身上取到数理化“真经”，情况就变了，平章同学逛街时在电机修理部一通神吹，被老板看中，提出叼空来帮他干活，按件付钱。于是平章偷偷从宿舍把铺盖抱出去住进修理部，利用课余时间挣起了钱。初三毕业班面临中考，同学们课余时间都在教室用功，平章同学却时常不在其位，偶尔溜回座位还在教室抽烟，烟的档次还不低，是两毛六的大雁塔，而老师们大多才抽宝成，一毛九一盒。
班主任老师很快就发现了雷平章的事情，问题严重，只得把家长叫来商量解决。谁知平章的爸爸一听却不以为然，竟然说“考学当然好，实在念不成书了给买个拖拉机开去，当然，也可以修电机嘛”。见他爸是这想法，平章更加不把上学当回事，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地进出校园，第二年四月参加完毕业考试便回家搞经济、过日子去了。
腊月十六是学校放寒假的时间，一二年级学生整装回家，准备过年。毕业班的新课提前教完，进入全面复习迎考阶段，继续留校上课。我们帮着老师刻蜡版印复习资料，语文、政治(含时政)、史地、英语等科目的资料印了七大本，不讲任何条件全部背过，再通过各种途径设法搞来周边学校、有关名校的复习资料查漏补缺，整个毕业班师生的心中只想一件事：决战中考。
正月初六，年味正浓。想到再有短短四个半月将再次面临人生抉择，我无心留恋佳节的诱惑，背起妈妈装的一布袋吃的毅然踏上返校的征程。
毕业考试结束以后，学校把剩下的学生编成两个班进行强化训练、冲刺中考。四月中旬，气温突然飙升到二十五度，傍晚时分，室外逐渐凉爽。按照主课老师的计划，每周一次模考，完全仿照中考模式出题、判卷并排名。考到五模的时候，我的排名徘徊在年级第五第四再也无法前进半步。韩老师面对面给我分析原因，语文史地虽然有些优势，但是能一直保持下去吗？数理化成绩差点，一直在拉分，数学卷子只要有关于溶质、溶液的应用题基本得不上分，英语政治尚可，但要超越别人也不容易······
我何尝不清楚自己的弱项，偏科是制约成绩提高的主要因素。为了弥补知识薄弱点，不知下了多少苦，始终收效甚微，这也许就是自己的宿命吧？难道今年的中考依然要因此而被拒之中专的门外吗？快下晚自习了，天空晴朗，我却感到空气非常沉闷。从老师办公室出来，我没有返回教室，而是顺着围墙默默前行，不知不觉间出了校门，来到西边一片麦田边坐下来。微风轻拂，接近成熟的麦田凉爽而静谧，正适合我透透气、想想心事。
第二天突然传来消息，二哥出面帮我联系好了回母校参加中考的事情，让我们尽快回去办理中考报名等有关手续。匆匆告别了老师同学，告别了学习生活了八个月的街子社中，我们收拾行装回到久违了的初中母校，母校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这些“留学生”，并设法为我们参加中考创造了条件。
中考结束后，虽然我还是没能如愿考上初中专，但却考上了市重点高中—铜川市第一中学。后来通过高考顺利考上大学，终于实现了当年跳出农门、国家分配工作的愿望。
街子社中“留学”生活很快结束，回想这段生活，虽然精神上顶着巨大压力，但是这一年的“留学” 使我的知识基础更加扎实，也是我人生遭遇第一次挫折后的反思、总结和调整，短暂休整之后我情绪稳定、心态积极、理想重树，并结识了邻县一些老师同学，增加了广泛的人生阅历，更健全了心智，不仅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反倒是一笔财富，可以终身受用。
多年以后，每当我经过街子社中门前，总会想起“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也促使我倍加珍惜今天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和幸福生活，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勇往直前。
作者南风：原名井中竹，铜川印台区人，印台区作协会员，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过教师和公务员，曾在《印台文艺》发表散文《妈妈的凉粉摊》、《我曾有辆自行车》、《以矿为邻》，在《铜川作家》发表《妈妈做的布鞋》、《二哥二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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