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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教育领域“挨骂”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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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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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一些媒体将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历史,形象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领导已经解决“挨打”问题的阶段,邓小平领导已经解决“挨饿”问题的阶段,现在正处于解决“挨骂”问题的阶段。笔者1962年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先在中学从教8年,后在大学从教37年,退休后一直居住在校园。所以仅就自己熟悉的教育领域“挨骂”问题谈点看法。
今天的中国,既然处于“挨骂”的阶段,那么究竟如何面对、认识、分析和缓解“挨骂”问题呢?毛泽东早就提出过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笔者愚见,不妨还活学活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有理”就是既遵循客观规律,又符合客观事实。“有利”就是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利益,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国梦”。“有节”就是为了达到“有利”的目的,坚持“有理”的原则,而不是逞一时之意气,用极端之语言,给不明实情者、未究实理者和不怀善意者,以攻击之借口,损害中国的名誉和利益。
关于教育弊端问题,笔者的印象中,教育领域各个方面无不遭到揭露、批评,甚至责骂,似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是存在弊端极多极重的失败领域。笔者绝不否认我国教育领域的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类学校、各类教学,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点、缺陷、缺失。然而,笔者作为一个在解放前后、“文革”前后、改革前后,以及新世纪之初,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的退休教师,建议人们多从几个角度观察,多从几个方面分析,以得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看法。
首先,从数量方面来看。新中国建立时,全国文盲率高达80%,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我们党首先在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后来连续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简化了繁体汉字,推广了普通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落实了九年义务制教育,现在全国文盲率已经只有4%。1949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仅有11.7万人。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招收的大学生仅为27万人。2023年大学普通本科招收的大学生已经达到478万人,2023年各类在校大学生达到4763余万人。
其次,从质量方面来看。有人责骂,中国教育质量很差,同发达国家相比,荣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极少。中国土生土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和科学奖的获得者确实只有零的突破而已。中国虽然已经是科技大国,但不是科技强国。比如中国每年申请科技专利的数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成果转化率尚不很高,而且在基础科学的原创性方面还须迎头赶上。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升至第二位,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并在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同美国并跑冲线。虽然初期有解放前培养的人才挂帅,前期有“文革”前培养的人才领先,但是中期和近期,各行各业的领导、中坚、骨干、主力,绝大部分已经是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比如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张智、长征五号总设计师李东、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枞鹏、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直19武装直升机总设计师吴希明、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空警2000总设计师陆军、福建号航母总设计师王硕威、北斗3号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和嫦娥六号总设计师胡浩等,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现在无论长征火箭,还是神州飞船,或者嫦娥登月等的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都只有35岁左右。我之所以列举航天和航空领域的实例,是因为在这些领域的高精尖科技,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严格的封锁禁售。我们派人不让学,花钱买不到,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培养的科技精英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进行探索、实践、创造。比如被誉为空中指挥部的预警机,我国曾经花高价向以色列订购,但是因为美国干涉,以色列被迫赔款拒售。现在我国研制的空警3000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再次,教育领域被责骂较多的还有高考招生制度,似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干部系列,多是外行和笨蛋。其实教育干部队伍中,绝大部分具有从事基层教育的经历,大都从教师岗位上选拔而来,对于考试招生制度的利弊,都有亲身体验,都有深入认识,并且实行过多种改革试验。比如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改为分区分省命题考试,由全国统一招生改为部分高校分校招生,由只看笔试改为增加口试,由仅凭试卷录取改为增加重点中学少量推荐和科技获奖及文体特长加分,由只有秋季招生改为春季少量招生,由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等平均计分,改为增加语、数、外分数的权重,其他则为文理两大类的综合科目等等。回顾历史,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体制,到民国时期拿来英美体制,到建国初期生搬苏联体制,到“文革”时期硬套军事体制,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调整和改进考试招生制度,进进退退,反反复复,已达一百余年。现在尽管仍不完善,仍可改进,但是在继承科举传统,借鉴外国优长的基础上,尤其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招生制度。笔者愚见,我国现在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相对而言,是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制度。尽管仍然存在试卷泄密、科技舞弊、冒名顶替、行贿受贿等不良现象,但是每年录取的数百万新生中,不正当录取者极少。因为考生必须达到各地和各校划定的分数线,否则网络不能抛档,无法录取。截至目前为止,尚无人设计出能够得到所有人都认可和赞同的,更为公平、公正、公开的,更为合情、合理、合法的高考招生制度。
总之,尽管我国教育领域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缺陷、缺失,然而,恰是我国约千万教育工作者,在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了数以亿计的精英、骨干和普通、诚实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就是这些毕业生运用勤劳灵巧的双手,发挥聪明智慧的头脑,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而贡献着各自的能力和才智。(2017年4月14日起笔,5月19日四稿,2024年6月5日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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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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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