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陈建功，是1986年冬天。那时候，寒冷正封锁着首都近郊的京丰宾馆。数百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代表聚集在这所星级宾馆，参加建国以来的第三次“青创会”。我便是其中一成员，建功当然也是。而且由于他的短篇《飘逝的花头巾》及《丹凤眼》等连获殊荣，更显得是一个耀眼的人物。

       转眼就是7年。时过境迁，当初许多红得发紫的作家们，有的已下海弄潮成了巨贾，有的却弃离故土远涉重洋成了游子……然而建功却依旧，依旧居守着属于他的“京味”阵地。就冲着这一点，我们刚在京都住下来，便去拜访了他。建功是个大忙人，亦依旧在当代文坛的人生空间中闪烁着光辉。这些日子，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香港卫视中文台等电视荧屏中，正在播放着他的《皇城根儿》、《找乐》等连续剧，并且《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副刊上还频频有他的随笔和杂感推出。

       又是冬天，北京的天空很明净。我们的心境亦很明净。从建功的家中走出，感觉却依旧在与建功作着交流。建功真是机智得可人，一见我们两位湖南来客，出口便幽默到了点子上：“你们湖南的东安子鸡，好吃得很！”他又紧紧补上一句：“不过，得由我们北京的名厨做出来才真算好吃。”绕了一个小弯子，原来是为了抬高自己“京味”的价值。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幽默。但我也就由此想到，建功一定是个很自信的人，自信自己比谁都聪明。同去建功家的京都友人王晓明悄声告诉我，建功就是这么个人，从不装孙子，心里怎么想口里就会怎么说的。这当然很令人诚服，在自信者愈来愈不可多见，而装孙子的人却不少的今天，建功尤显出了人格的魅力。

       言归正传，我们谈起了文学。

      话匣子是从“南韩北陈”抖开的。这几年来，南国的少功不怎么写小说了，我问建功持何看法。建功很怀旧地说，我与韩少功是非常好的朋友，都是“老插”，也都写过知青题材。少功是给当代文坛投掷过重型炸弹的，文学史上定会留下他的位置。他的小说《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以及后来的《爸爸爸》等，均属不可多得的力作。建功接着说，少功这几年虽然小说写得少了，但并不等于他没有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关注和对文化现象的透视。兴许他正在蓄积能量，说不定哪一天会给文坛投几颗原子弹呢。建功是有着根据的。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在1988年至1989年间，就曾经冷了一阵子。但那绝不是退缩，而是在蓄积。“我就是利用那一段时间作了大量的民俗调查，把北京的民俗吃了个透。”我自然是相信的。要不，怎么这几年来他的“京味”小说和电影、电视会如此走俏呢。问及建功对自己作品表现手法的概括时，他的回答简洁而又精辟：北京方言，悲喜剧结构。

      是啊，我们的生活中无不渗透着人间悲喜。

       我不禁记起前年与少功谈过的一个话题：在历史长河中，怎样的丰功伟绩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建功是那样的健谈。在谈到王朔现象时，建功说，王朔确实是个才子。作品写得很好，很快，语言出奇的幽默，把当代一部分青年中的玩世不恭情绪发泄得淋漓尽致了。皱了皱眉头，建功也不无遗憾地说，“王朔也有致命的弱点，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单一，男人女人，老者少者，几乎是说着同样的话，发着同样的牢骚。”但建功又马上补充着说，王朔是一个绝顶的聪明人，他一定会变出新的法子来的。

       关于作家下海，建功给我们复述了自己最近给一家报纸写过的一篇短文。大意是，“我”有一位经商的朋友，替“我”买了一大叠股票，说是原始股，能攒一大笔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却笑着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操那份闲心去打听股市的涨落，倒不如静心写几篇文章。不久，股市果然猛涨，百元成了千元，千元成了万元，但“我”坦然依旧。又过了些日子，那位朋友又找上门来，再度言及给“我”买股票之事，“我”心依旧静如止水。但不久，听说股市大跌，那位朋友连老本也赔上了。“我”也正好免去了一份心痛。

       “除了写作认真外，我对其它事物是看得很淡的。”建功微昂着那颗智慧的头颅双目炯炯地说，“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建功，此时我是在南方面北的小窗前写成这篇短文的。心中温暖如春。“青山尽处是北平，行人阔步北平里。”建功，做人确实散淡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