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记中的千斤“五中”

         作者：百区山人

      整理修改：豫南杨

            20240522

      “五中”，是昔年新县第五中学，是现在“千斤高级中学”的前身。

       一九五八年秋，国家重视教育，在沙石建一所初级农校，第一届招了十几个孩子入学。是时形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凡“对头”之事就要多快好省。

        政府找来几个认得字的青年人当老师，建几间土坯房，一夜之间，贴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的标语，天亮开课，上级领导实地观摩，现场批准为“达标”学校。

       沙石农校，只开了几天课，又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中迁到王店大队的“王氏宗祠”。   

       王氏宗祠面积小，房子少，不适应办学发展的需求。

        一九六零年，政府又在杨家店后山岭建土坯房二十几间，施传宪先生说:“建个真正的学校真难啊！”

        施传宪，施杨楼人，“五中”第一任校长，“五中”创建人，新县教育局副局长岗上退休。

        杨家店后山召风，开始筑的土墙被风吹得颤抖，还被暴雨淋倒几次。王店农校迁移到杨家店后山，改校名为“新县第五中学”，简称“五中”。

        一九六四年四月，大吴湾小学决定：六年级学生，计划升初中的需要住校加班加点，是为迎接毕业升学考试。不继续升学的学生，在简单的毕业欢送会后，每人领张毕业证书，回家去放牛。不愿升学的学生，都说家庭供养不起上中学，读个“高小”认个人名账就行了。

        回家放牛的学生离校后，五十多人的教室一下子空荡起来，仅剩下我们八个准备升初中的学生。

       我们用墨水瓶制成小煤油灯，把“扬州帘”白纸卷成灯套。教室里，一个人一个灯。灯光虽暗，却能照亮我们的心灵。那不普通的灯，那是八颗启明的亮星。

        五月端阳，金老师带领我们八人去十几里外的陡山河三中，考语文、算术、作文三门功课，作文题目是《家乡新貌》。这个题目，我们练习过。习作时，我提出：“家乡没有什么新貌呀！还是土房子，破得更历害”。金老师说：“写作文，扯点慌没什么，写实的作文不精彩。”这句话，至今记得犹新。别的没学到，我学到扯谎作文。         

       八月份，金老师给我们六个人家送来通知书，我被“第五中学”录取了。

        我来到“五中”报名，交十元学杂费，领了书本，立即熟悉环境。

        杨店后山上的“五中”，位于大别山西北部毡帽顶、枣树岭、黑石隆回龙余脉的鞍部，鞍部最低处是三排面南的教室，每排十二间；东面一排16间，是面西的老师住室、学生寝室；北面山坡一排14间，是面南的老师会议室、图书室、总务处、部分老师宿舍；西北角是厕所，厕所下方是进出学校连接公路的通道；南面是山丘坟地；西部是鞍部缓谷。

        缓谷是栎树林地，树林下分布着不规则的坟墓。一九六六年后，缓谷建成三台四十五个阶梯的台阶。台阶下面是食堂。

        食堂九间，西向。北三间是司务长和储存粮食的地方，南三间是炊事员的住室，中三间是做饭的地方。食堂对面是与食堂对向的大饭厅，饭厅中间放两个乒乓球台。饭堂西面、北面是蓝球场，蓝球场的外围是农田。北蓝球场与东山脚交界处是无盖且直径达四米深过十米的大水井。篮球场，共四个木制蓝球架，是新县西部几个公社唯一的体育广场，是召开万人大会的地方。

       我来“五中”第一个学习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伴随起床铃的响声，跑到千斤河里洗把脸，在操场列队跑十几圈，回到班里上早自习。上午第一课是班主任陈法志老师的语文课，他讲的第一篇课文是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我从第一篇课文《落花生》到第二篇课文《牛郎织女》……整本语文书一会就翻看了一遍，当听到陈老师讲《落花生》的总结时，我才注意到他说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学桃子、李子等果子，它们把果实悬在高高的枝上炫耀，要学落花生默默无闻的为人民作贡献。”整堂课我只听到这句话。

       第二节课是代数，笫三节是英语，第四节课是地理。

       地理课老师叫刘文宗。刘文宗老师在“立起”“坐下”声中走上讲台。他讲道：“新入学的同学们，本学期我教你们地理课，希望你们用心听讲，地理的用处大着哩！”他在黑板上挂好“中国地图”，指出中国的省市、首都位值，最后讲道：“山东的青岛四季如春，海南的三亚四季如夏，四川盆地四季如秋，黑龙江的漠河四季如冬，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要为解放全人类作贡献。”这个激动人心的话语，引起我爱学地理的兴趣。

        那时“五中”的教导主任名叫赵海永，教我们政治，是我历经最严历的老师。学校团委书记名叫王进宽，教理化学科。赵海永、王进宽两位老师，后来成为各自家乡教育界的领导人  。     

      当年，“五中”有十个老师是我省北方人，距家较远，都是优秀青年老师。

        下午课外活动，总有社直机关青年干部和地质队青年职工来到我们“五中”蓝球场同我们的老师赛球。尘土飞场的球场上每次都是人山人海，不时传来阵阵地喝彩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的老师每次总是嬴家。   

        穷过度时期，我们的老师每餐吃三两米饭和三分钱的莱，可在球场上总是精神饱满，阎自强老师能连打三场球不用人替换。赛球散场，我们在千斤小街闲逛，总是看见我们的老师，一人拿一个伍分硬币，拍放供销社柜台上，不说话，营业员随即拿小茶怀装上半杯酒，也放在柜台上。老师们端起酒杯一口喝光，转身就走。这些老师是北方人，他们都爱喝酒。

        糖烟酒是那个年代紧缺物资，灌一两酒也要供销社主任批条子。北方来的老师一次能买伍分钱的酒，是给他们开的“后门”，是尊重外来教师的体现。外来教师抽的烟都是他们老家寄来的“小禹州”干烟片，自卷自抽。

        文革中期，北方的老师都回自己家乡去了。这一走，我们师生都没有联系。我特别怀念我初中时的老师。

       二零零五年，“五中”因面积狭小而迁移到新校区，更名为“新县千斤高级中学”。 随后，“五中”的地表，被千斤乡政府拍卖挖掉。

       二零二二年，陈法志老师、冯希乾老师、刘文宗老师，他们相约来他们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新县第五中学。

        我们班几个混得较好的学生陪老师来到当年“五中”的旧址。

       八十多岁的老师站在被挖平的“五中”旧址上，久久没有离去。

       当年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我和我敬爱的老师还在回忆久别不再见的千斤“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