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东汉

       说起照相，话就多了。东拉西扯，乃刍议。

       每当我整理照片时，遗憾没有一张佩戴红领巾的照片。记得那天，领巾洗了未干，又把借别人的领巾视为作假，所以拍照没戴红领巾。

       初中毕业，接受教训，我戴团徽，插钢笔，手握《毛泽东论文艺》留了影。

       十年学稼，有遗憾，没照担稻过河、拉架子车运麦、担柴换肩的像片。细想释怀，没条件。

        但有良机。我当时因写革命故事受到县文化馆器重。县文化馆张学文老师经常给我拍照，县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展板有张业余作者讨论文学作品的活动照。为了突出我，让我站着做发言姿态，大家围坐长凳呈半圆，在座的有樊耀亭、刘养魚、王振山等。我穿的半截裤、麻鞋，寒酸。

       在四队菜园，战时哥给我拍了张戴草帽的农民像，我很喜欢。

        在小峪水库工地劳动，留下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小峪河滩采砂，我戴草帽护肩，站在沙坑旁。摄影者是孟浩义，他是排长。本村刘崇印和东辛庄两个姑娘同框。另一张是和《西安日报》记者陶光明在水库边合影，背景是分水坝。我头戴柳条安全帽，脚登高腰胶靴，有点豪迈。当时我是一营四连副指导员。

        此后参加教育工作，善于摄影的赵老师给我照相十分优惠，只收冲洗的钱，等于白劳神。他给我拍的“扶眼镜远望”、“扛锨拉羊”、“课间答疑”等，概括了民办教师的我。我在《陕西教育》发表《咱有两份责任田》，“扛锨拉羊”作为插图，“课间答疑”成为该期封面图。

        家里常来诗朋文友，我的妻也学会了照相，给我和来访者拍照。我夸她会照相，她谦虚地说：“傻瓜机子傻瓜照。”我自嘲：“照傻瓜。”

       六十岁退休，我生活进入赋闲期，退届不当政协委员了，又当关工委委员。儿歌寓言作品陆续发表，体现我的育圃情结。参加建党百年庆，街道党工委王书记亲自把“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戴在我胸前。我回家让娃给我拍照留影。娃还给我拍过读《毛选》、读《创业史》的照片。政协办的小高是我朋友的女儿，摄影家协会会员，给我照相，参加了摄影展，主题《父亲》，似有范。

       值得一提的是，我参加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出席了三届年会。有一次会上见到了毛新宇，我把我的《樵仙居诗草》赠他求斧正，他说“谢谢。”欲与他合影，拍照的老徐动作太慢，被别人抢镜头拥挤偏离。老徐为了补救遗憾，在我发言时，用心用意地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事后得到照片哑然失笑，老徐拍的照片只有我和讲桌，没拍背景和会标，我只笑没道谢。我想问：“这在啥场合发言？”我给他拍了一张他和毛新宇的合影，他很满意。我说：“合影的人多，要学会抢拍！”会期间，我曾与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李捷携手合影，他还风趣地提醒摄影者：“要把手照上。”李捷当时是《求是》杂志社社长，这么平易近人。

       2008年，我们去朝鲜旅游。参观平埌中学时，老王给翻单杠的几个男生拍照，男生们吓得停止了锻炼。老王忙摇手说：“你翻你的！你翻你的！”摇手示意继续。男生们吓得走散了。我笑道：“他们听不懂汉语。”

       参观金日成故居时，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领着一群学生也来参观。学生中有戴红领巾的，我只和少先队员合影。我不会说朝鲜语，我以点将的姿势，指了指红领巾们，然后向老师用手势表示合影的要求。两位老师点头微笑，用朝鲜话命令学生。我们同行四人和朝鲜数位红领巾在金日成故居合影。我们隔代异國信仰同。

       从朝鲜回国路过北京，我们看望了著名诗人贺敬之，我和贺老在他书房合了影。我把诗集《樵仙居诗草》给贺老求斧正，并感谢他2007年4月给我题词：“抒人民之情”。

      《学生作文报》创刊时，我和主编郭文林、编辑焦生贵、李顺利一起去省作协见陈忠实，请他写报名。写完，我说：“你给我也写俩字？”他就给我写了“达观”二字。（我作为座右铭，裱成中堂挂卧室。）当时在作协圆门外，我们合了影。     

        近年，我在西安内外周边旅游，浪遍了兵马俑、水陆庵、青龙寺、华清宫、钟鼓楼、大兴善寺、西五台、西安环城公园及城墙。回来写诗写文章，宣传西安。我不玩自拍，总是主动为别人充当摄影师，我为他们拍情侣合影，他们为我拍单人留影，我还吃亏着哩！我要求：“把人照大半身，把影照全，利用太阳光。”并设计构图。

        照相，拍照，留下生命瞬间和历史细节。西安市长安区档案馆，十分重视音象资料入档。我的几本影集被征集复制存档，我更认识到照相的深远意义，并不局限在理趣层面。

        两年前，参加母校的少先队活动，我荣幸佩戴红领巾，回到家让娃给我拍了一张老少先队员像，弥补了七十多年前照相没戴领巾的遗憾。

       2024-5-26-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