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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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论鲁迅精神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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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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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周恩来历次关于纪念鲁迅逝世的题词、讲话、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学习鲁迅精神，宣扬鲁迅精神。那么，鲁迅精神的特质是什么呢？周恩来为我们指出了两个基本点:一、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二、在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这两个基本点与毛泽东论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用词不同而意思相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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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在国民党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华中重镇武汉即将陷落的前夕，留驻在武汉的周恩来，于10月19日为鲁迅逝世2周年写了纪念题词，发表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同一天，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和邓颖超出席了武汉文化界召开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周恩来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一开始就举出“疾风知劲草”的古语，着重阐述题词中提出的鲁迅坚韧不拔的精神，说:“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鲁迅先生生时，在困难当头或局势动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接着谈到鲁迅的政治远见:“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的远见的。”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投降危机，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精神，“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而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最后，周恩来勉励人们:“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武汉版《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0日）把鲁迅先生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精神和确信光明的信念称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是极深刻和正确的。可以说，鲁迅精神，就是体现和发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周恩来对鲁迅的这个评价，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是一致的。毛泽东也认为鲁迅的精神代表着民族精神，他将鲁迅称颂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武汉失陷以后，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迁都重庆。1940年，鲁迅逝世四周年，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进步人士召开的纪念会，并发表了重要演讲，明确指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疾恶如仇。鲁迅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于生活上最细微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鲁迅在生活和斗争中，是认清敌我的，鲁迅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0日）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鲁迅一生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通俗易懂地阐释了鲁迅一生的为人品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亲自陪同毛泽东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时，在一次文化界召开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演讲。他一开头就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地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指南”。他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语录:“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然后指出:“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的进展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开的。”谈到文化建设问题时，他认为文化建设不可能离开政治革命运动，并高度赞扬了鲁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同时指出:“在中国有些土壤上已有了文化建设，方向是有了的，但需要大家的努力，大家动手建设”，“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于(几）百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果，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0日）在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荆棘遍地的重庆，周恩来的演说是含蓄的、策略的，又是坚定的。
1946年10月19日，上海文化界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在中国历史处于光明与黑暗生死搏斗的严峻时刻，周恩来出席了纪念大会，发表了演讲。在这次讲话中，他针对蒋介石玩弄假谈判、假和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爱憎分明的精神，对人民的敌人要“横眉冷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俯首甘为”，“如对孺子牛一样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他勉励大家，“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0日)
周恩来历次关于纪念鲁迅逝世的题词、讲话、文章，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学习鲁迅精神，宣扬鲁迅精神。那么，鲁迅精神的特质是什么呢？周恩来为我们指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二、 在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和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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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是鲁迅精神的第一个基本点。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认可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的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以后，指出“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学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的‘韧’性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韧性战斗精神在鲁迅的精神结构系统中居于核心位置，体现着鲁迅精神结构系统的稳定性特质，这是一种不息求索、百折不回、抗争到底的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
鲁迅自己也多次强调韧性战斗精神。从教育青年、会见亲友、阐发人生经验到思考对敌斗争战略战术，鲁迅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就是“韧”。1925年4月10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她“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针对这种“性急”的主张，鲁迅在回信中指出:“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鲁迅:《两地书·十一、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930年，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文化战线面临的任务时，他强调指出:“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文化战线上的人，还要‘韧’……在文化上要有成绩，则非韧不可。”这是从长远的文化战略构想，对文化战线的朋友们提出的忠告。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必须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能实现。
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周恩来指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分析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形成的原因，首先不能不考虑鲁迅本人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因素。
鲁迅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突出地具有强韧的色彩。他的早期论文《魔罗诗力说》赞颂“恶魔派”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这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正与鲁迅强韧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相契合。冯雪峰曾经指出鲁迅的“个性是从来就很强的。”(冯雪峰:《鲁迅回忆录》，《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鲁迅“对侵犯个性、个人自由、地位、利益、尊严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总是毫不犹豫地作出最猛烈的反击。鲁迅在这方面有很多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例如，为维护自己战士的尊严，他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身居要职，炙手可热的当时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与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也是诉诸法侓解决；当《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在《文学》上发表文章，暗示鲁迅等‘名流’‘看不起黑种’，鲁迅的反映就极其强烈，立即作文揭露，要求宣布其真实姓名，公开道歉，同时与文学社断绝了关系。”(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鲁迅的强韧的思想性格和素养无疑对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形成，还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分析紧密相关。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生产力的停滞，反映到观念形态上，养成了顽固、保守的意识。“天不变，道亦不变”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即使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这样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顽固、守旧和反对变革的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很大的潜在力和惰性力。所以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事实确乎是如此的。封建制度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帝国主义侵略又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作祟，而旧的思想和旧的风俗习惯更是盘根错节，影响极深，加之许多国民尚未觉醒，保守麻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斗争和改革，只能如鲁迅所说:“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要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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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精神的另一个基本点是: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鲁迅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正是一个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风雨如磐暗故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像巨石一般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使整个中国暗无天日，岌岌可危。满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1840年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年—1864年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一成立，紧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张勋复辟，然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法西斯统治，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鲁迅多次谈到中国像一个“黑色染缸”，“大夜弥天”，处处荆天棘地，黑暗无以复加。但是，黑暗不仅没有把鲁迅吞没，相反地激起鲁迅对光明的热望和追求。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和现在，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即使“大夜弥天”，他也要坚持“战取光明”。当鲁迅还处在北洋军阀的压迫下，他就认为黑暗总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他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说: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它不能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在这里，鲁迅以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写了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他坚信革命力量的“地火”一定会磅礴而出，燃成摧毁旧世界的熊熊烈火，将光明照耀人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我华北地区侵犯，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在这民族危亡攸关的时刻，蒋介石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则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鲁迅毫不妥协，他高瞻远瞩，写下了这样刚劲有力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但见奔星劲有声”。透过反动、倒退、黑暗势力所散布的乌云，看到了“劲有声”的“奔星”已从远处而来，他相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无声的中国”里，一定会出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
鲁迅追求光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愈是在“大夜弥天”、荆棘遍地的黑暗中，就愈是强烈地憧憬追求着光明。周恩来揭示了这一点。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给许广平的唁电中称鲁迅为“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是高度概括和颂扬了鲁迅精神这个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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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便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周恩来不仅深刻地分析而且高度评价这一鲁迅精神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要素。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如果没有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精神，是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而没有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缺乏光明目标的指引，斗争就没有动力，就不能持久。在鲁迅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两种精神要素的结合。周恩来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看到了鲁迅的伟大，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周恩来论鲁迅精神的两个基本点与毛泽东论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见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用词不同而意思相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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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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