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简称“五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从未像现在这样至关重要。历史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是我们回眸过往、洞察现状、展望未来、理解世界的重要基础。2023年6月2日,领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经典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泽被后人的伟大工程。从历史中获取鼓舞人心的精神养分;致力于鼓励青少年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能从中学会多角度审视问题,形成自己的见解,使他们有能力用历史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用历史的智慧去解决现实的挑战。
与李大钊同上绞刑架的革命先驱范鸿劼

提起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必然想到“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翻开中共党史便会发现,1897年11月3日在葛店镇范家“太和堂”出生的范鸿劼,跟李大钊(1889-1927)紧密相连: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李大钊成为他遨游知识海洋的老师,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投身救国救民活动的导师,创立北方党组织的战友,最终成为同上绞刑架、为共产主义信仰捐躯的英烈。范鸿劼进京的这年初,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接受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任教。入学后的11月29日下午,范鸿劼有幸在北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演说大会上,亲耳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讲。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听得他热血沸腾。从此范鸿劼跟随这位恩师探索寻求中国革命道路。
1919年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被西方列强要求将德国在青岛的权益交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悲愤。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策动指挥下,范鸿劼与邓中夏等人参与组织十几所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成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先后于5月4日、6月上旬在活动中被捕。第二年2月4日,身为北大学生会评议总部委员的范鸿劼,以学生会名义撰发《万急通告》,带领学生参加收回山东权益的抗议斗争,又遭军警逮捕。
出狱后,范鸿劼于1920年3月参与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出任亢慕义斋(“亢慕”为马克思主义译音)经理。按老革命家陈云同志回忆介绍,1920年8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范鸿劼等11人。范鸿劼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
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范鸿劼积极深入到工人运动中,于1922年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1924年出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跟李大钊等人一起领导北方革命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范鸿劼,与毛泽东一道被选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共产党人的独立性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1927年初,国共携手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4月初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奉系军阀疯狂地镇压革命。6日晨6时,张作霖派300余军警包围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当场逮捕李大钊等60余人。当时的《晨报》报道“被捕党员有范鸿劼,已讯明系重要委员”。面对军警的严刑拷打,第4次入狱的范鸿劼大义凛然,极力宣传爱国无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有功的政治主张。4月28日上午10时,反动军阀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和反对,悍然对李大钊、范鸿劼等19名革命者宣判死刑。下午1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绞刑。据第二天北京报纸报道:“首登刑台者为李大钊。”随后范鸿劼在同一绞刑架上就义。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博物馆想方设法找到绞杀李大钊、范鸿劼等革命先驱的绞刑架,将其编为馆藏文物00001号。
受陈独秀之托创建湖北党组织的刘伯垂

无独有偶,从鄂州走出的英杰中,还有一位跟“南陈北李”中的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一大”到“五大”的主要负责人)有紧密关系。此人姓刘、名伯垂(又名芬)、字笏祥。
谈及刘伯垂跟陈独秀的关系,还得从刘伯垂的家庭背景和其成长经历说起。1887年出生于鄂城县段店刘弄村一个新式书香家庭的他,自小就受到在日本政法大学留过洋的父亲刘弼丞的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步其父后尘,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在此期间结识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黎元洪大元帅府秘书官、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参事。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愤然辞职,追随孙中山来到广东,任革命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
1920年2月初,受到北洋军警再次逮捕威胁的陈独秀, 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由北京经河北乐亭到天津。一路上二人交换救国救民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筹建党组织。8月份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召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会议,确定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8人为发起人,决定函约各地组织支部。会后陈独秀将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商定由他们二人分别以上海、北京小组来负责南北方党组织筹建。《中共党史人物传·陈独秀》载: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口,1920年秋,刘伯垂从广州前往上海,找到陈独秀,欣然接受他的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飞跃。1920年8、9月间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武汉组织”建党。
到达武汉后,刘伯垂首先找到包惠僧,接着分头联系上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就建党问题达成共识。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参与拍摄的《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100年》纪录片介绍,刘伯垂于9月在武昌府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主持召开会议,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参加,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第一个党组织——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后来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小组、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参加了党的“一大”。
武汉党组织成立后,刘伯垂在武昌阅马场租多公祠5号作为党的机关,门口挂着用自己名字刘芬冠名的律师事务所牌子作掩护。他还组织支部成员学习研究进步刊物,在此基础上成立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刘伯垂又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在武汉中学发起召开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由此成为湖北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接踵而至的大革命时期,刘伯垂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国共合作。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前,刘伯垂就以中共武汉区委委员的身份,与陈潭秋、林育南等人一起,组织武汉工人积极投身这次活动。在研究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入党时,第一次会议未通过。在此情况下,刘伯垂实事求是地给予施洋客观评价,使他于1922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23年2月4日,34岁的施洋作为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遭到反动军警的逮捕,被执行枪决。1924年5月13日,吴佩孚将组织领导“二七”大罢工的刘伯垂、许白吴等人逮捕,押送河南洛阳监狱。1925年吴佩孚下野,刘伯垂才在京鄂各方人士营救下,于1月15日出狱。1924年、1926年,刘伯垂先后出席国民党“一大”和“二大”,被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推选为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在随后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他于1926年5月29日辞去国民党要职。1927年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后,刘伯垂与董必武等人一起登报辞去国民党所有职务。因此他上了将介石通缉193名“共产党首要”的一号令黑名单,列第26位。
“八七”会议后,转入地下斗争的刘伯垂激流勇进,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机要秘书。同年底国民党军警查获刘伯垂等人的行踪。因查抄他住处的领队是其老乡而幸免逃脱到日本。回国后,他于1931年被捕入狱。出狱后,刘伯垂因对王明左倾路线大失所望而退党。得知此事后,蒋介石派亲信陈布雷专门“拜访”刘伯垂,企图拉他到国民党政府任职。刘伯垂不仅当面表明反蒋态度,而且付诸行动。1933年5月国民党左派陈铭枢、蔡廷楷准备倒蒋,刘伯垂立即帮助他们与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11月反蒋的“福州事变”爆发后,他出任福建人民政府委员。后来事变失败,刘伯垂返回上海,于1936年秋在金神父路寓所病逝。
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先贤,鄂州市于2004年在刘伯垂家乡建起纪念馆。2014年刘伯垂墓被批准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随后刘伯垂纪念馆被确定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1年刘伯垂墓又被确定为湖北省第一批革命文物。
代表中共首次亮相国际共运舞台的赵子俊

赵子俊1889年出生于华容镇刘花村新赵塆。据该塆1947年编《赵氏宗谱》记载:“本泉,号子俊,册名连陞”。他很小就到武汉谋生,曾在平湖门外纱局工作。1921年春以失业工人身份加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2年1月,成立仅5个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非常荣幸地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根据苏联解密档案资料编撰出版的《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一书,记下了赵子俊的这一荣耀时刻,且他参加会议所填写调查表上的出生日期,与《赵氏宗谱》记载完全一致。回国后,赵子俊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于1923年参与发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考人黄埔军校一期,跟后来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成为同学。毕业后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1926年9月24日,在南昌牛行火车站(现南昌北站)牺牲。赵子俊为中国共产党起步发展所做出的不凡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赫然在目。
努力做好传承红色基因的宣传员
鄂州市既是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省政府确认的革命老区。鄂州走出的范鸿劼、刘伯垂、赵子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革命时期贺龙、叶挺率领北伐军分别来到鄂城,极大地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也使鄂州成为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出征地;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鄂城分别作为湘鄂赣苏区的一部分和鄂南抗日根据地、游击活动中心、江南桥头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中,鄂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的重要渡江点。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鄂州一直艰苦奋斗、勇立潮头,走过了由农业县到工业强县,再到中等城市和航空都市的一次次飞跃。
围绕讲好中国共产党在鄂州的红色故事,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鄂州涌现出的英杰和发生在鄂州大地上有历史影响的事件,沿着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轨迹,“学党史、感党恩、心向党”,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全面了解鄂州奋斗历程和发展变化,进而热爱党、听党话、跟党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人。(郑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