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泉州出了一位传奇式人物杨山光，他曾考入当时的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又出洋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他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出任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又因“国是日非”“且拙于逢迎，乃从事教育”，为福州、厦门和家乡泉州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杨山光（1884—1947），名岳，字仲觐，出生于泉州北郊印塘里石塘村 ( 今属北峰街道群石社区 )望族。杨山光自小勤奋，13岁跟随父亲应府县童子试而为秀才。父亲去世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主动挑起重担，一面担任家庭教师，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努力修习知识。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法律，为其日后的教育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开启了他接触进步文化的第一步。在日求学期间，杨山光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国进步人士，加入了兴中会，后转入同盟会。宣统年间（1909—1911），他回国到福州应考，被录取为选士。
1911 年，武昌爆发起义，在厦门从事革命活动的杨山光为了配合革命运动，和同安庄育才带领灌口义勇队数十人，携带枪支弹药秘密潜入泉州，与许卓然、叶青眼、傅维彬、陈篯等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中华民国成立后，杨山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这个时期的民国政府依旧是军阀当道，各级掌权的官员只知刮取民脂民膏。看到这种状况，自觉无力回天的杨山光只能独善其身：“鉴国是日非，且拙于逢迎，乃从事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唤醒民众。为此，杨山光返回厦门，先在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学任教，继而受聘福州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后又在厦门设事务所，组织律师公会，又筹办大同中学，被推为校董会主席，兼任教学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杨山光在厦门开展抗敌后援活动。抗战初期，昭昧国学改为完全中学，杨山光出任校长，数年后停办，杨山光转到晦鸣中学和培英女子中学任教。1941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对沿海各地进行更加疯狂的侵扰轰炸，泉州的所有学校全部迁往内地山区，杨山光随校来到安溪县和南安县，先后在集美高中、海疆专科学校任教。在这段时期里，重庆国民政府多次来函邀请，邀杨山光到考试院任职，但杨山光全都毅然拒绝，丝毫不给重庆国民政府一点面子。
这便是一位老师、一位教育家的铮铮铁骨。
作为一位教育家，杨山光在注重社会教育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自己家族后代的德育培养。印塘民风淳厚，有翠竹环抱的清高，绿树成荫的和平，山泉清澈的透亮，红砖古厝的朴实和庄重。作为一个有人口 2100 多人的家族，印塘杨家族人并不算太多，但为什么能够人才辈出呢？远的例子不说，就说近代的泉州教育家杨山光先生，他德行高洁，为后代树立起一座崇高的道德灯塔，引领后代踏上成人成才的正道。
在当时，家族的教育最集中地表现在氏族祭祀活动，那里是族群老人聚会休闲的场所，也是家族子女学习家训和接受教育的“学校”。因此，杨山光利用印塘杨氏宗祠，和族中老人用祖上的“四知”精神教育后代，要求后代将“四知”二字“挂于堂，点于灯，铭于心”。杨家的“四知”清廉文化主题，置于宗祠内以警示坚守清白，不仅寓廉于景，而且寓教于乐。杨山光对印塘杨氏一族向来注重“四知文化”的传播教育：“四知家训常记心头，为官不为谋取私利。”杨氏家训中对后辈子弟提出“忠孝勤俭”四字箴言，营造崇德尚贤、清廉正气的新气象，其所处之地印塘杨氏宗亲廉政教育和家训传承的文化基地。杨山光给家庭成员带来了居家温馨、祥和的氛围，也带来了保家的责任和使命，甚至还带来了兴家的动力和勇气。他不仅对每个成员有浓厚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而且还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因为自己是搞教育的，所以杨山光在这方面也特别有方法，对于家庭成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他和家族长老根据祖上的规矩，归纳制定了印塘杨家的训词，其内容大致为“忠贞报国、恪尽职守、敦品厚德、读书深造、克己奉公、重义守信、勤劳节俭、谦虚谨慎、勇敢坚韧、自立自强、清正廉洁、宽厚诚实、团结友爱、和睦家庭”等等。杨山光这种严谨的思想观念影响着印塘杨家，到现在印塘杨家都格外看重文化教育对人的影响，一把教书育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抗战胜利后，在内地山区的各校陆续迁回泉州。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邀请的杨山光不改初衷，依然忠于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继续执教直到积劳成疾，竟致不起。杨山光先生一生耿介、严谨，即便在病重卧榻之时，仍不忘对儿辈谆谆叮嘱：“我以贫病，亦以贫死，你等当以贫自立。”1947 年，杨山光因病去世，享年 64岁。
杨山光的故事对于我们统战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他的事迹展示了统一战线在团结各方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杨山光先生的精神，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简介：杨新榕，泉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丰泽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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