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伞历险记
（李景超）
我当过16年伞兵。跳伞的事一辈子也忘不了。
伞兵的第一关，是地面训练。所谓地面训练，主要就是在地面上练习空中跳伞的离机和着陆动作。这种训练，异常艰苦。头一天下来，几乎每个人的腿都肿了。天天围着自造的土飞机和两米多高的平台爬上跳下，腿疼得实在难熬！扶着墙才能坐下去，靠人拉一把才能站起来；走路时腿不听指挥，下坡得侧着身子小心翼翼。记得新兵张光民的母亲来部队后问儿子：“你为啥走路时腿翘不正？”光民怕老人心里难受，灵机一动，边拐着腿走路边说：“这是专门学的，不这样走还不行呢！跳伞时您老人家用‘望眼镜’（老人把望远镜叫‘望眼镜’）看着，我就这样安安全全地走出飞机。”老人连连点头：“噢，噢，这样走路是专门学的。”
练习平台，要求两腿并紧，着陆时膝盖、脚尖和脚跟三点不开。可我的腿偏偏不争气，疼得厉害，还没接触地面就哆嗦开了。班长鲁同胜想了个“自鸣得意”的妙法，用草绳把我双腿从上到下缠了又缠，死死的捆在一起。然后让全班看着，正儿八经地下命令：“跳！”我用尽力气并紧双腿，决心不再出洋相。但刚一着地，就听“嘭”地一声，绳断了，腿开了，战友们笑得前俯后仰，有的直喊肚子疼。
训练中有不少新兵哭鼻子。遇到这种情况，老兵就来打气：“说相声的嘴，空降兵的腿！”“想跳伞不？想，就得把腿劲练出来！”接着就现身说法，来几个标准的示范动作。我的一位副班长是武功人，姓程名炳坤，高个、黄脸、剑眉、大眼，是个真正的“陕西愣娃”。一次，他忽然心血来潮，从二楼的阳台上一跃而下，“嗵”的一声站在水泥路上，纹丝不动，使我们这些“软面条”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能在自己腿里面长上两根钢筋。
1973年5月，经过两个多月的磨砺，我们终于完成了地面训练任务。正当首次空中跳伞日益临近的时候，129团的陕西兴平老乡范有德在跳伞中失事。降落伞未打开，他从800米高空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掉了下来。噩耗传开，无疑给新兵们蒙上了一层阴影。记得上特殊情况处置课时，有一个新兵问指导员钟道明：“离机后主伞不开怎么办？”“立即打开备份伞。”钟不假思索地回答。“打不开怎么办？”新兵把心底最担心的话说了出来，这可难住了伞训教员出身的指导员。他沉思片刻说：“那就喊毛主席万岁！”于是，“喊毛主席万岁”就成了我们新兵开玩笑时的口头禅。
1973年5月中旬，祖国的中原大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领导为我们选择了一个好天气进行首次跳伞。
“虎气必腾上，河汉湛虚明”。翘首蓝天，我们跃跃欲试。凭着年轻人的血气之勇，我们在郑州机场登上了“运-5”飞机。一进机舱，我们就高唱《空降兵战歌》：“战歌如雷，马达怒吼，英勇的空降兵飞向敌后。钢刀闪金光，满腔怒火仇，为祖国为人民，英勇顽强去战斗……”歌声与马达声交织在一起。边唱歌，我们边尽情欣赏美丽如画的祖国大地。从舷窗向下望去，但见黄河滔滔，丘陵起伏，铁路笔直，禾田葱绿，一时间豪情满怀，胸中充溢着“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
突然，“嘀、嘀”的铃声不断，黄灯连续闪烁，跳伞前十秒钟的准备时间到了。这时，机上静得出奇。我们赶紧放下折叠椅，十二分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做着规定动作。此时，排在第八名的我，猫着腰，前弓后箭，站在机门右侧，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瞪大眼睛，非要看看战友们怎样离开飞机不可。
“忠不忠，一秒钟！”
随着“嘀——”的一声长鸣，绿灯连续闪烁，大个子班长鲁同胜第一个冲出机门，在强大气流的作用下，忽地一个向左转，眨眼间向大地坠去。后面的也一个个头顶前面的屁股，毫不犹豫地冲向机门。不知是只顾看别人忘了自己，还是一瞬间的慌张，出机门时，我左脚踩空，一头栽了出去，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其实只有5秒钟），只听得“啪”的一声，仿佛有人把我向上提住。睁眼一看，才知道伞开了。伞开后，我腿挂在伞绳上，头朝下吊着。不行！这样下去非蹾了锤子不可！我赶紧拉住伞绳放下腿，才坐在了背带上。这下好了，优哉游哉，飘飘然，简直成了活神仙。环顾四周，伞花朵朵；耳听八方，笑语阵阵。我真想让伞停在空中，不下去了。可是，800米高度，从离机到着陆仅有两分半钟，转眼间快到了地面。我按照要领，迅速调整为顺风方向，并紧双腿与地面成45度，以每秒6－7米（接近于百米跑）的合成速度，向地面冲去。“嗵”的一声，没站稳爬在了地上。
成功了！连个汗毛也没有擦掉。我和战友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时，几个老兵过来祝贺：“你们新兵是‘离机睡一觉，伞开吓一跳；空中哈哈笑，着陆摔一跤’。体会到了没有？”……
因为当过伞兵的缘故，常常有人问我：跳伞有没有危险？我说：当伞兵，谁没有遇到过几次险事？
七十年代，我们使用的降落伞有个问题。一旦两具伞重叠，上面的伞就会失效。这样的倒霉事，偏偏让我遇到了。
第二次跳伞，我前面的战友是来自西安市莲湖区的张群锁。群锁晕飞机，晕得很厉害，在机场一看见飞机滑翔过来就开始呕吐。上了飞机，那就甭提了。出机门时，不知是他犹豫不前（新兵往往害怕第二次跳伞），还是我跟得太紧，两人几乎连在一起冲了出去，一开伞我就踩着他的伞顶。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我的伞就有一半失效，我从他的伞绳中一下子穿了过去，两个人搅在了一起，在空中打转转。这时，地面指挥人员通过高音喇叭紧急呼叫：“7号、8号，赶紧离开！赶紧离开……”早先着陆的战友们也高度紧张地注视着我们。他们心里明白，如果两人的伞都失效，就只有抱在一起喊“万岁”了。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异常镇静，居然从两具伞60根伞绳中找出了穿过的那一根，一刀两断。接着两人互相猛推一把，飘然离开，化险为夷。
“新兵怕离机，老兵怕着陆”。1977年，已是老兵的我，在军教导队跳伞时却忘了着陆，出了洋相。那一天，我们要完成的是开双伞的任务。主伞打开之后，我取出早准备好的纸条，向空中抛去，辨明风向后打开备份伞，从身体一侧向顺风方向抛出。不知咋的，备份伞未打开，反而迎面扑来，直往主伞里钻。如果钻进去，双伞都会失效。我赶紧拉出备份伞，又一次抛出。如此三番，都未成功。时间不允许再抛了，可我依然忙乎着，顾上不顾下。当我第四次抛出备份伞时，“嗵”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顿时左腿麻木。我怀疑腿断了，用手从上到下捏了一遍，感到骨头还好。可转眼间左脚就肿了。只好松了鞋带，然后一瘸一拐地向集结地挪去。时至今日，我左脚踝骨还高出一块。
“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的“大风歌”何等豪迈；“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红楼梦》的诗句多么惬意。然而，风对伞兵来说，并非好事。翻开外军战例资料，风使伞兵作战失利的情况不胜枚举。大风也曾使我们吃过亏。有一次，我们在湖北应山县跳伞，离机之后，空中风突然增大。在无风条件下，降落伞的水平速度是每秒4米。可这时却达到了二、三十米。只见大地向后掠去，我们不由自主地向县城方向高速移动。接近地面时，我突然发现前下方有电线，但已避之不及，瞬间全身麻木，手脚不听使唤，心中陡然产生了难以名状地深深地遗憾：想不到今天就这样完了！然而死神只轻轻地吻了我一下，灼去了脸上一块皮。我被挂在电线上，一边是伞，一边是人。风紧时，人被向上提起，向死神靠近；风小时，人向下滑落，与死神稍远一点。离地虽然只有三米多高，可就是下不来。想解开背带跳下去，手没有一丝劲；想用伞兵刀割断背带掉下去，连保护套也没割透。看看附近，战友们与我一样身处困境：邓和平挂在电线上，和我同样倒霉；刘连生落在鱼塘里，棉衣全部湿透，正在水里扑腾着捞伞；马辉挂在村边的枣树上，越往下拽伞挂得越牢，手和脸被枣刺划得都是血。我们谁也顾不上谁。多亏了老百姓的搭救，才回到了驻地。
到了营房，大家抢着述说自己遇到的险情，庆幸能够安全返回。我也特别兴奋，向战友们讲着自己那“一瞬间”的感受。高兴之余，却忘了仔细检查降落伞。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开始叠伞，准备下午再跳。在叠完伞进行最后一道检查时，教员郭福庆忽然发现，我主伞的操纵带保护套虽然基本完好，但里面的尼龙带却严重受损，几乎撕裂断开。如果继续使用，强大的开伞冲击力就会瞬间使人伞分离。呜呼！幸好发现。不然，那时就只有喊“万岁”了。
时光已逝，往事依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的战友，仅有几个还在老部队服役，多数已转业到地方，个别的已离开了人世。我们再也不能一起跳伞了。但是，为了祖国，我们共同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却永远值得回忆。
李景超
1994年11月于陕西三原空军导弹学院
注：
1、此文曾刊载于《中国空军》杂志1994年第6期。
文中所述人员均为真实姓名。
2、文中所记的129团兴平老乡范有德于1973年5月跳伞牺牲后，其表弟孟义明（128团3连），又于1978年跳伞牺牲。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