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母校
陈玉龙
吉玛营，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听到这三个字，精神便为之一振。
这里是我步入社会的起点、踏上新征程的零公里、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和永不忘怀的记忆。那个年代是一考定终生，从此我将端起铁饭碗，吃上皇粮，命运将为之一新，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父母也因此而扬眉吐气，这是何等荣耀、自信和骄傲啊。
1981年9月我考入乌盟师范商都分校，这里的地名叫吉玛营。
学校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一到星期天同学们便放松一下。有的人在某个角落下象棋、打扑克和围观；更多的是三五成群去周边村看看，去供销社转转，没钱买东西，只是“点货”；或者到野外散散心，顺便拾些干柴回来生炉子，教室和宿舍都用火炉取暖。星期天晚上演电影是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星期天经常放电影，有时从会议室搬出好大一台电视机让学生看电视。看完回到宿舍，大加议论，甚至根据故事情节说笑嬉戏。有时也相约几人去周边村吃顿农家饭，大有过把瘾的感觉。
学校条件是最差的。漫平的丘陵地形，附近二三里外零星点缀着几个小村，周围除西面的几排教职工家属房之外，什么建筑也没有。西墙外面砖上尽是风沙打下一寸多深的圆洞和椭圆洞，甚至是洞洞相连的窝，证明了这里风沙之大和学校所经历的风雨沧桑。
我们的宿舍是面对面两盘大炕、中间只有一米多宽的走廊就算是地面了。说大炕其实只有炕厢没有炕板，用麦秸填充炕心，踩实，然后就此铺毡铺褥，叫草窝也差不多。
条件是不好，又人烟稀少，所以人们戏称其为“寂寞营”，但我没感觉，而且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我们这届学生，是为了提升基层教育质量、稳定乡村教师队伍而特招的唯一一批。当时的政策是考生年龄放宽到28岁，只要当过三年以上民办或代课教师的，婚否不限都可参加报名考试。是年我24岁。我是75届高中毕业生，基础比较差，考大学不大可能，考中专已经超龄了，此项政策一出台我便打了鸡血，一天埋头苦学，还不敢影响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备课、班级管理、学校的活动及应酬等等。“六·一”节带学生去学区参加运动会竟穿着棉裤。不知已夏，以为严冬，成败唯此一举。
考入这所学校，便浑身轻松，大有志得意满的感觉，对我而言苦自何来，何谈“寂寞”。
环境差并未影响教学质量。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史万达老师，近乎老学究、近乎古板教条的那种，对人要求很严，为推动老师认真教、学生刻苦学起到了很大作用。最值得称道的是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每位老师都精益求精、勤奋敬业，授课方法和个性也各具特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十五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徐进良徐老，微笑待人、和蔼可亲，自带无尽的亲和力；老人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讲课慢条斯理、娓娓道来，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徜徉在他的语境中；像父亲一样慈祥的面容，对学生充满欣赏和肯定的眼神，唤醒同学们满满的自信心。在他的鼓励下，感觉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语法课的包吉老师，汉语言知识比较广博，讲课喊天振地、痛快淋漓，甚至有点霸气的口吻；独遵王力先生一家，他认为讲课不宜多家并举，让学生无所适从。
数学课的燕永富老师似有学者风范，唯恐我们学习不下辛苦，从眼镜框上缘探出目光盯着我们说：“我对你们这一代人呀……极不放心”，把我们逗得低头窃笑，他却现出怨恨、无奈和审视的难以言状的表情。当我五六十岁的时候，对我的下一代也是燕老师的心情，便理解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汉语拼音老师好像是个知青，普通话说的极好，拼音功底极其深厚，全面传授了汉语拼音的有关知识，为我们走上教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在教书，也在育人。
最为紧张的是毕业考试，人人都捏着一把汗，老师的辅导更加辛苦，有问题等到老师的课上或者到办公室就会得到解决，百问不厌，甚至共同探讨。
同学们平时就比较用功，毕业考试更加努力，这是事关铁饭碗能否捞到、如何面对江东父老的大事，懈怠不得。每天早晚学校西侧的操场上、篮球场上、北面树林里，背政治的和学习其他课程的人便更多了。紧张加劳累，病倒好几个。在此情况下，学校每天晚上九点开始，电影和电视同时播放，但看的人不多。老师劝导同学们晚上十一点必须休息，但效果不大；教室里每天半夜才会有最后一个人走出。后来干脆每晚十一点全校断电，但仍有秉烛夜读的。停电后，我们宿舍的人躺下睡不着，都钻在被窝里神聊，后来竟成立了神谝委员会，每晚熄灯后轮一个人讲故事，缓解学习压力。
忙中偷闲，星期天偶尔还是要结伴去吃农家饭。在忙碌和快乐中度过了短暂的二年，都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走上工作岗位。
这段经历植根于大脑，挥之不去。从老师身上我学到了为人师表应有的品德和修养，学到了强烈的敬业精神，也学到了比较丰富的文化知识；结识了众多的同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社会的认知。浓厚的学习氛围、良好的师生关系、单纯和谐的同学关系，也使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母校——吉玛营，是我永远怀念的地方，不管您容颜是否衰老，是否健在！
2024.5.7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