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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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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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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算起，已经170多年；从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标志着无产阶级尝试武装夺取政权至今，已经150多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标志着世界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至今，已经100多年；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建成至今，已经75年；而离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至今，也有30余年。17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失败到成功、由弱小到壮大的向上发展过程；又经历了由失误到挫折、由高潮到低谷、由单一到多元、由困惑到上扬的曲折发展过程。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似乎首先是指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和伯恩斯坦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并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次是指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以及后来的卡斯特罗等领导的共产党也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创建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以俄国为代表的由城市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由农村到城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特征就是运用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剥削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
关于无产阶级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都有经典论断。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由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也说：“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所以中共中央于1963年6月14日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归纳说：“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从1963年到2024年，时间又飞走了60余年，不但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乾坤倒转，而且后来冒出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仅为昙花一现，虽然有一些共产党改弦易辙走上议会道路，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和较短时期内执政和参政而已。尽管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几个国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诞生于新老帝国主义因为世界大战被战败和被削弱后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统治的薄弱环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立于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时。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东德，东亚的中国、朝鲜、蒙古、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和刚结束之时。即使古巴于1959年1月1日的革命，也成功于“二战”以后掀起的全球范围之内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之中。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虽然有关“三战”的危言耸听曾经不绝于耳，但将近80年了，小战尽管连续不断，大战终归没有爆发。现在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和强国都不具有发动“三战”的力量和愿望。美国虽然从“二战”结束至今，无论综合国力，还是经济实力，或者军事能力等各个方面，都是首屈一指，但是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沉重打击和有力遏制了美国的野心和力量。别看美国现在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重返亚太，但其军事战略并非意欲发动世界大战，而只是准备打赢一、两场局部战争而已。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曾经说过，“未来只要有可能，就要避免大型战争”，因为“二战之后，我们手中握着大部分的牌，但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牌了”。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经过反思和忏悔，已经建立与欧洲各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联盟关系。“二战”元凶之一的日本，虽然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三，其右翼也确实试图复活军国主义，但既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也受到美国的压制，还受到中、俄、朝、韩等周边国家的牵制，而且其经济已经30多年处于徘徊时期。俄国的核武库虽然还能与美国形成恐怖平衡，但在苏联解体以后，经济实力一直在世界第十位上下浮动，军事实力也已大为削弱。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表现，也证明其综合国力支撑不起世界大战。至于现在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具有热爱和平优良传统的国家，只会始终运用已经和平崛起的经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世界大战难于再次爆发，所以也难有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大战这一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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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以后，西欧、北美、东瀛和南澳等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他们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早已不再像“二战”时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等那样进行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了。比如1929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经济危机以后，法西斯各国便以发动世界大战的方式，企图转嫁经济危机和重新瓜分世界。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在时间之长、地域之广、烈度之大、影响之深等方面较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不仅欧、美、日、澳等各国分别采取了应对措施，而且利用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进行了全球范围的调整。因此并没有引发世界范围的大震荡、大分化、大改组，也就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多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早已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成为较能灵活运用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狡猾政客，所以一般较能从容应对、基本化解。在人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长尚未完全发挥干净，尚能部分容纳生产力和科技力的继续发展，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尚有一定的生命力。
“二战”以后，西欧、北美、东瀛和南澳等发达国家之内，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状况如何呢？远的不说，20世纪上半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因而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交织复杂、深重尖锐，因此资本主义国内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的反抗，可谓风狂雨暴、波飞浪涌，各国共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前赴后继、此起彼长，从而创建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然而，20世纪后半叶，由于各个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抓住了科技这第一生产力，促使生产飞速发展，各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都出现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所以不仅资产阶级的财富极大增加，而且无产阶级的收入也快速增长，无产阶级中的白领阶层逐渐超过蓝领阶层，上升为中产阶级，这就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众所周知，如果贫富悬殊，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富者遭忌恨，贫者要翻身，必然导致激烈的革命。如果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衣食住用行皆得到较好保障，一般既不非常忌恨富者，也不强烈要求变革，求稳怕乱成为他们的主要心理诉求和处世态度。虽然发达国家也出现过一些罢工、示威，甚至骚乱，但大多规模较小、时间较短、要求较低，基本局限在法律范围之内，极少提出要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目标。各个发达国家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处于无强烈革命要求的状况，所以就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和革命动力。
“二战”以后，西欧、北美、东瀛和南澳等发达国家之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状况如何呢？“二战”中各国共产党都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革命力量。“二战”结束不久，法、意等国共产党都曾经成为议会中的大党，党的领袖如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等都曾经成为部长和副总理。然而，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以极大冲击，致使有的消亡、有的分化、有的转型。比如成立于1919年的美国共产党在“二战”时曾发展到7.5万人。但在“二战”后，由于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加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后来只有2000余名骨干党员。再如成立于1920年的英国共产党，“二战”后期曾有党员5万余人，后来逐渐减少到不足1000人。法、意共产党虽然尚能分别同其他左翼力量组成竞选联盟，有时也能成为参政党，但在政治上已无多大发言权。日本共产党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力量较强，曾同日本社会党等左翼力量一道成为制衡自民党的重要力量。但随着社会党的泡沫化，日本共产党丧失了一大同盟军，从而在日本社会日益右倾的氛围中，已难发挥制约作用。发达国家的共产党除少数仍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大多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变革，共产党的性质大多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逐渐转化为群众性的政党，其运行机制也不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是强调民主运行机制。从发达国家内部社会主义革命核心力量共产党来看，这些国家在较长时间内也难以出现社会主义革命。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不断强化、扩充、提升其军事实力，既在西方组建了“北约”军事集团，又在东方同日、韩、菲、澳等建立了军事同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000个军事基地，并大张旗鼓地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这些军事战略、措施和行动，虽有对外的打压作用，但也是镇压国内社会主义力量的工具和方法。此外，网络通讯的普及，航天技术的应用，既便于各国政府对各地状况进行严密监控，又便于传输各种动态信息。加之现代化的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等运输工具和手段的高速发展，更便于各国政府迅速及时有效地调动武装力量进行围追堵截打压。可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和核心力量几方面考察，还是从网络、航天和交通等方面考察，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俄国的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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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城市武装起义而夺取政权的成功者，仅有俄国十月革命一例。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东德，以及东亚的朝鲜，都是在苏联红军于“二战”中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后扶植起来的政权，蒙古则是苏联强行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者，仅有三个半实例。中国早在“一战”后就建立了共产党，并开辟了崭新的由农村到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在“二战”中发展壮大，然后在解放战争中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推翻了帝官封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越南在“二战”前后，进行了抗日、抗法和抗美战争，在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下，取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南北的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古巴是在拉丁美洲独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成功后，继而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老挝则是在“二战”后全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总体形势下，在东南亚抗日、抗法和抗美的局部形势下，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下，并非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个半国家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而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二战”中，都分别领导和参与了民族民主运动，“二战”后更在中国和越南等革命成功的鼓舞下，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有的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但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曲折变化，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都遭到严重挫折。比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艾地领导下，曾成为印尼苏加诺总统倡导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1965年苏哈托发动“九三O”军事政变，推翻苏加诺政权后，就有几十万印尼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囚禁、流放，艾地也于1967年牺牲。又如马来西亚共产党曾在“二战”后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在马泰边境苦战20余年，但在马泰两国政府军队的联合围剿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解除武装，其领导人陈平被迫流亡国外。再如缅甸共产党也曾在“二战”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中缅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但其领袖德钦丹东、德钦辛等先后被害，加之一些地区领导的叛变和分裂，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迫解散。还如柬埔寨共产党在反法和反美斗争胜利后，于20世纪70年代一度建立革命政权，原本可以像老挝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波尔布特集团执行残酷的极左路线，终在内外各种势力联合打击下，于20世纪末被彻底摧毁。东南亚各国除越南和老挝之外，其他各国已难觅社会主义的星火。
南亚次大陆早在1920年就成立了印度共产党，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先后独立，各国也分别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印度共产党早在1951年就决定采取议会斗争形式。1964年分裂成立的印共（马）还曾在西孟加拉邦等三个邦通过选举获胜而执政，可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力量较为强大和较为成功的实例。1964年再度分裂成立的印共（毛），即纳萨尔派，在印度中部和西部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已达60来年，但一直为星火，至今未燎原。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共产党（毛）在普拉昌达的领导下，从1996年开始领导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经过长达10年的战斗，游击队已经控制70%的国土。可是尼共（毛）并未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而是于2007年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走上议会道路。虽然曾与各派联合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体制，曾经在选举中获胜而组织过政府，但因为内外矛盾交织也曾经沦为在野党。总之，在南亚次大陆，除印共（马）和尼共（毛）在局部和短期执政外，大多力量弱小，影响不大。
西亚北非各国早在“二战”前就分别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但后经分合、改组、解散、重组等曲折历程，始终是一些人数不多、力量较小的星火而已。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二战”以后，在沙特、约旦、摩洛哥和伊朗的前期等，都受到各国封建王朝的严控和打击。在一些世俗国家，则长期遭到如埃及的穆巴拉克、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突尼斯的阿里、也门的萨利赫和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等的独裁统治，很难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其次是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复杂，包括阿拉伯、犹太、波斯、突厥和库尔德等各个民族之间，既有千年的历史积怨，又有百年的现实深仇。再次是这一地区的宗教矛盾也极为尖锐复杂，除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之外，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亦非常尖锐。在绝大多数群众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伊斯兰教义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已经溶化成文化基因，深化为潜在意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势力极易在这一地区占据优势。还有这一地区为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加之石油资源极为丰富，历来就是世界各大强国你争我夺之核心。在冷战期间是美苏争霸的焦点，冷战之后仍是世界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滋生、爆发、争夺、厮杀之地。现在看来，在这一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在“二战”以前是英、法、葡、比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分割统治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为落后的地区。经济落后说明缺乏现代化生产，因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较为弱小，必然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坚实的阶级基础。文化落后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难以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因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按各自的势力范围强行分割非洲各个民族，并不断挑起民族矛盾，埋下无穷的隐患。尽管“二战”以后黑非洲各国掀起过如火如荼的民族民主运动，所有国家都获得了独立，但是种族主义、种族冲突、民族纠纷、民族屠杀、军事政变、军事独裁，可谓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即使如津巴布韦曾经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名号的穆加贝，自1980年该国独立后曾经长期掌权，直到90多岁，才被赶下总统宝座，早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只有原本在白人统治下经济最为发达的南非的共产党同非国大联合，跟种族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和谈判，终于实现了黑人和白人的民族和解，南非共产党也得以长期成为以非国大为主的政权中的参政党。足见在黑非洲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需要走一条非常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拉丁美洲在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确实曾经给该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以极大鼓舞，很多国家出现了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武装斗争。但是拉丁美洲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后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因此美国不断大力支持各国反动势力的军事政变和军事独裁，以扶植傀儡政权。智利以阿连德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在1970年大选中获胜以后，美国就在1973年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合法政权，杀害了阿连德总统，并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实行了长达18年的军事独裁。古巴革命领袖之一格瓦拉，曾经期望在拉丁美洲复制古巴革命模式，但不幸于1961年牺牲于玻利维亚。现在除少数国家尚存在武装斗争的星火之外，拉美社会主义左翼党派大多主要进行议会斗争，并在一些国家通过选举而上台执政。比如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西前总统罗塞夫等，都曾经因反对原军事独裁政府而被捕入狱。巴西总统卢拉组建劳工党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印第安人）组建社会主义运动后，都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竞选，曾经上台执政。拉美除古巴共产党在早期是通过武装斗争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长期执政之外，其他左翼力量都是通过议会选举而短期获得政权。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亚洲中部的阿富汗和非洲南部的安哥拉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令人深思。阿富汗的塔拉基曾在苏联留学，1978年领导人民民主党推翻刚替代封建王朝的达乌德政府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支援各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教势力等进行武装反抗。虽然苏联从1979年开始亲自出兵帮助镇压，耗费数百亿美元，死伤5万余人，并多次更换阿富汗的领导人，但还是于1989年灰溜溜地撤出阿富汗，阿政权也于1992年被国内外各种势力联合打击而彻底失败。安哥拉的多斯桑托斯也曾经在苏联留学，从1979年后长期担任总统。为了支持安人运的政权，在1977年至1989年，苏联出钱出枪、古巴出兵，同美国出钱出枪、南非出兵支持的安盟，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内战。战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后来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古巴也是灰溜溜地撤出安哥拉。安人运竟于1990年“三大”决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党改为群众党，确立民主社会主义为战略目标，实行多党制。苏联进行的这两场社会主义革命实验的失败，生动地证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即任何事物的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因尚不成熟时，即使有强大的外因揠苗助长，也不能获得成功。反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直接出兵朝鲜和越南，都是在错误的时间、于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未能取得胜利的错误的战争。其原因不仅在于朝鲜和越南共产党背后有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直接支援这些外部条件，更在于当时朝鲜和越南共产党是在“二战”中经过血和火的洗礼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力量，并是得到本国人民的积极拥护的领导力量，所以能够保卫、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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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由失误到挫折的转捩点。俄国作为前苏联的主体，基本上承继了前苏联的地位。苏共被戈尔巴乔夫解散之时，也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创建之时。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对外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路线和对内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突转的“休克疗法”，致使综合国力迅速下滑，人民生活迅速下降，加之大批老人怀有浓烈的恋旧情绪，所以叶利钦于1996年竞选连任时，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尚可一搏，赢得第二位的选票。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普京打击分裂主义，打压经济寡头，重建中央威权，重振民族主义，加之世界油气价格暴涨，所以俄之实力大增，不仅还清了巨额外债，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提高。反之俄共面对新的国内实际和新的时代特征，未能提出具有新的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策略，而且怀旧老人逐渐逝去，新的社会主义力量并未大量补充，因此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在同普京、梅德韦杰夫等年富力强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多次较量中，逐渐被挤向边缘。尽管俄共在每届杜马中还占有一些席位，但随着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如果不发生突变和意外，俄共近期难以重建社会主义制度。
东欧剧变以后，东德随之被西德吞并，因为由西向东注入了数千亿马克，所以东德已基本融入西欧福利社会，东德原社会主义组织已只是社会中的小角色。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加上前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原本经济较为发达，另方面由于它们大多已被拉入北约和挤进欧盟，所以政治上已基本建立了西欧式的议会体制，经济上也拉近了与西欧的差距。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黑山等原东欧较为落后的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也正以波、匈、捷为榜样，努力回归欧洲。前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在剧变初期都曾受到打击，后来有些组织改头换面成为左翼政党，也曾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选举而间断执政，基本上已转化为西欧社会民主党式的政治团体。东方夹在中俄之间的蒙古，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发生了剧变，现在该国的政治生态与东欧各国有些类似，蒙共转化的左翼政党也曾几次经过选举获胜而间断执政。
苏联解体以后，其中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在西方蛊惑之下，都曾发生过所谓“颜色革命”。但各派势力几经反复后，不但没有改变较为落后的面貌，而且乌克兰已经陷入俄乌冲突的泥潭之中。东欧的白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等独立后，大都由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首脑担任总统，成为新的民族主义的威权统治者。这些国家仍然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的力量尚很弱小。
朝鲜目前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人一般也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经过70多年的人事变迁，已经演变成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孙三代的家族统治。这种政治体制，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绝无仅有，而且在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内也是独此一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北朝同南韩在经济方面旗鼓相当，甚至北朝还略胜南韩。但自从南韩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汉江奇迹”以后，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可是北朝为了达到金氏家族的长期统治，实行所谓“先军政治”等，不注重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所以目前北朝的经济总量不及南韩的三十分之一。但北朝仍然一味地引爆核弹、发射导弹，使得东亚局势持续紧张。北朝如果不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不但南北差距还将继续扩大，而且也会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之后。
古巴作为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而成的社会主义国家，自1959年诞生至今，不仅远离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连片地域而孤悬于美帝国主义的鼻子底下，而且遭受过美国派遣的雇佣军的入侵，并一直被美国封锁禁运，仅卡斯特罗一人就曾先后遭到美国各种暗杀达600余次。然而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强地屹立于加勒比海之中，确实令人赞叹和敬佩。不过，古巴建国60多年来，曾经长期由卡斯特罗兄弟等耄耋高龄的老一辈革命家掌控，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不大。所以尚待新的领导集体继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又紧密结合国内实际和时代特征，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阶段。
越南由于在胡志明等老一代越共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抗法和抗美战争，不但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实现了南北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还进行了几代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加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革新开放路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有较大提高，所以不仅在东南亚地区，而且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老挝虽在20世纪50年代同越南等国一道取得抗法斗争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因国小、人少、地偏，所以影响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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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古代李世民曰：“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西方克罗齐云：“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导师恩格斯指明：“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遵从中外先辈们的教导，我之所以回眸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寄深意于现实。我们中国非常幸运的是，于“二战”以后，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我们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形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中国极为可喜的是，在苏联红旗落地和人们感到迷茫的关键时刻，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喜出望外、弹冠相庆，认为“历史终结”的时刻，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就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还坚定地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受到严重挫折，正处于低潮之时，邓小平的论断显示出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也说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世界意义。所以邓小平特别叮嘱：“从现在（1992年）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在我们中国就“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火炬辈辈接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旗代代传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总体来说，我国已经在我们党的百年华诞之日，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具体来说，在“二战”后所有的发展中大国内，唯有我国全面实现了工业化，唯有我国将水、电、气、网、路送达每个乡村，唯有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从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实现机械化，钢铁生产则是机械化的基础。我国的钢铁生产不但在数量方面超过世界的一半，而且在质量方面以钢铁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的机械也居于世界前列。比如地上跑的高铁早居世界第一，现在电动汽车又后来居上，至于开山、钻洞、架桥等，已被誉为“基建狂魔”。又如天上飞的，不仅歼20、运20、直20等先进军机已经大量列装，而且C919大型客机也已开始商业运营，至于无人机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再如水上游的，我国不仅造船能力和造船数量已居世界第一，而且唯有我国能够全部建造号称造船业三颗明珠的航空母舰、大型游轮和大型液化气运输船。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实现电气化，我国不但每年的发电总量已经超过G7的总和，而且风电、光伏和特高压等方面都居于世界第一位。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实现信息化，我国在1G、2G、3G领域属于跟跑，在4G领域就已并跑，到5G领域更是领跑。所以美国气急败坏，不但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而且逼迫盟国同我国脱钩断链，更采用卑劣手法绑架华为高管。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居然挖空心思和竭尽全力打压中国一个民营企业，成为史无前例的丑闻和笑话。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无明确称号，有的称为数字化、智能化，一般认为正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石墨烯等新材料、核聚变等新能源和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我国同美国都处于第一方阵，正在同场竞技，并跑冲线。至于人们议论最多、美国打压最狠的芯片等问题，14纳米以下的中低端芯片，我国已经实现量产。14纳米以上的高端芯片，华为Mate 60手机已经达到7纳米的功能。我国既然能够在全面封锁、绝对禁运的极端艰难条件下，独立自主地造出两弹一星、北斗卫星和太空站等尖端技术产品，芯片等其他先进技术，也必定在不久的几年之内被我国科技工作者陆续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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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成就，就是试图说明，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遭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多重打压和多面围攻的极为恶劣环境下，不但中国仍然风景这边独好，而且超过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中国，仍然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就绝不是“星星之火”，确是以辉煌的光焰，屹立于世界东方，照亮着人类无限光明的前景。尽管导师反复叮嘱，我们永不称霸、绝不当头、不干涉别国内政，更强调：“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多个方面显示出空前的优越性，就给世界人民提供了一套可以进行对比和参照的，通过和平发展走向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崭新模式。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时代巨轮驶过2035年，直至抵达2049年，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更加彰显其榜样的力量。这也是如导师所言，中国“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2013年6月6日起笔，7月6日三稿，2024年5月16日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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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琦新教授）
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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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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