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和平解放的“武汉方式”

作者：张铭玉

今年5月16日，是武汉解放75周年！

回顾往事，不由我心潮澎湃。

武汉的解放，是由于有党中央、毛主席是英明指挥；解放军的英勇作战的结果。

在平津战役中，出现了解放大型重要城市的“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太原方式”。在近几年的一些回忆录、文献中读者看到“武汉方式”。

“武汉方式”不同于前述的三种“方式”。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武汉市民为保境安民、迎接解放，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奋起斗争，把一个大型重要城市—武汉完整地交给党中央、毛主席，是武汉人民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献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南方局派李声簧（李汉俊之子，即李书城侄子）、赵忍安两人到武汉重建党组织。1948年7月，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由曾悖为市委书记。

不久，汉口孤儿院党员教师林允中不幸被捕。武汉市委随即开会研究营救。会议决定采取四条措施，其中第二条就是：曾悖和李声簧去拜会李书诚、张难先，请他们出面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交涉，要求他放人；

1948年8月4日，教育部解散湖北师范学院，这便是“八四”事件，引起学生不满，当天学生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决定三点应对举措。其中决定争取武汉各界人士特别是头面人物张难先、李书城、孔庚的支持。学生找到张难先、李书城两人时，他们都大骂教育部长朱家骅。

事件发生后，曾悖亲自找张难先、李书城，请他们出面做工作，活动在武汉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省市一些参议员以及教育界知名人士，把这些人动员起来之后，他们联名致电教育部，反对解散湖北师范学院，强烈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否则就上书弹劾教育部。

由这类事件的处理，张难先与武汉地下党有了联系。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渡江战役。在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不到十天，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南京。

4月底，看到解放军的势头难以阻挡，白崇禧指示省主席朱鼎卿，把武汉大学，大的工厂企业，及几位著名人士如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等迁到恩施。朱鼎卿、武汉市警备司令鲁道源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朱鼎新登台讲话：“省府即将迁往鄂西，请各位尽快跟省府同行。……”张难先软中有硬地说：“我听说省政府在安排西迁时，连一些政府职员都没法安排车船，哪里能顾及我们。我们现在是闲人，都已经衰老，出门远行需要家人随行照顾。若是全家跟你们西行，既无生活来源，又无生产能力，要我们往鄂西送死，还不如就死在这里干脆些。”朱鼎新等无言以对，再也难以强迫他们迁往鄂西。

白崇禧每天接到前线吃紧战报，决定在武汉采取高压手段，稳定他的地盘。五月中旬一天上午，白崇禧召集武汉各界人士数百人开会。他登台演说：现在听说武汉闻人中，有不少人与共军暗中相勾结，本部正在密查，如得准确证据，本部决不姑宽……。没等白崇禧说完，会场内已是议论纷纷。张难先被邀参加，听白崇禧讲话，心中十分气愤，决心予以反击。此时此地，如何反击才能既有理，又有利，略一思索，他对一旁的李书城说：“你是七十来岁的人，去年白崇禧请你去河南联络共军，你不顾年事已高，奔走数月。是谁勾结共军，你先问他。我再接着说。”李书城立即起立，详述去年白崇禧请他去河南与共产党联络的经过。听见李书城讲话，全场顿时安静。张难先紧接着说：“据李君刚才所说，勾结共军的人，原来是白总司令，为什么你还要含血喷人。白总司令说勾结共军的人是武汉闻人，你所说的闻人是指什么人。请白总司令一一说清楚。……”张难先越说越气，情不自禁地边说边以手杖痛击地面，声震全场。白崇禧理屈词穷，从旁门逃逸，会议自行散会。第二天，武汉市民奔走相告会上情形。

张难先、李书城是同盟会人，在辛亥武昌起义时有名望；白崇禧在广西陆军小学堂时是李书城的学生；张难先在民国政府里以清廉正直著名，白崇禧对他们既忌惮又尊敬。

不久，解放军进入安徽、江西、湖北部分地区。湖北省政府不得不安排“撤离武汉”。武汉地下党相应提出“反逃跑，反破坏”。

白崇禧在武汉市附近，每日征召数千市民为他构筑作战防御工事。上自蔡甸，下至青山，南起九峰山、洪山，北止滠口、张公堤等处，都是深沟高垒备战。甚至黄鹤楼遗址附近也挖了许多壕沟。

白崇禧还组织实弹演习，5月，天天有炮弹呼啸着飞越张难先在珞珈山的家，到湖对岸的山坡上炸响。

4月上旬一天，以商界耆宿贺蘅夫出面，在他家中请客，邀请了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等，不拘形式地议论时局。饭后又陆续有人进来。经过大家反复商量，有了一致意见：

1、用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说的：“为适应形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这条规定，组织一个武汉市民的自救组织。

……

5月13日，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组织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成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有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艾毓英、陆德泽、贺衡夫、陈经畲、陈时、柯竺僧、王一鸣、陈焕章、喻育之、程起陆等。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救济会经过几次磋商，决定在委员会下分设武昌、汉口、汉阳三个执行处，武昌执行处主任张难先、汉口执行处主任陆德泽、汉阳执行处主任张难先（兼）。在各执行处里还相应建立了总务、治安、救济、联络、服务、交通等组负责办理具体工作。总会设在武昌，准备印刷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布告、臂章等。

张难先认为，在白崇禧败走武汉，解放军入城前，如何做到保境安民，百万市民少受战祸涂炭，必需要研究一个可行、稳妥的办法。于是约李书城、耿伯钊等研究。他提出：打仗时被大炮轰击的区域，其灾祸实在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地区是很小的；白崇禧败走，解放军进城前的真空时期，败兵、强匪抢劫烧杀造成的受害地区就极大了，遭受的危害也最严重。这种情况是因为面对战争，当地青壮年居民躲避而逃走，若是没有人主持这时的治安，败兵、强匪受利益驱动就毫无忌惮地逞凶。这时如何保护好市民人身财产安全，是难解的难题！

深思后，张难先提出一个维持真空时期保境安民的好方法：“在市民间宣传，除被炮击的地区外，大家都不逃避，特别是青壮年不逃避，这才是保家保身的可靠办法。”具体的安排是，当战事发生时，各家都不逃避，组织身体健壮的人在门外巡逻，每一户都有人在，败兵、强匪就不敢抢劫烧杀。这个主意得到普遍同意。

这个思路被纳入《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通告文字内容由林渊泉起草，赵合俦书写，林宪章找可靠厂家印刷并密为收藏。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

回想当年民主同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搞民主运功，在昆明遇害。现在，张难先、李书城为武汉的保境安民竟多次与白崇禧当面斗争，心里钦佩不已。

“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

於省参议会

前因战火迫近武汉，恐一旦延及市区，则灾害难免。武汉人民团体、慈善团体、省市耆宿及社会热心公益人士，本此情势需要，共同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办理临时救济及维护全体市民安全事宜。刻下局势转变，武汉已成真空地带，自应加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一切生命财产。当此非常时期，务望我全体市民同胞，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持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堵如常。倘有不肖之徒，乘机扰乱，肆意破坏，或杀人放火，或抢劫奸淫，或寻仇报复，定当执行人民之公意，立予逮捕，交付严惩。特此通告周知。

常务委员会召集人 张难先 李书城 耿伯钊 夏斗寅 艾毓英 陈  时 陆德泽 贺衡夫 陈经畲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下面还设立治安委员会。

筹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时，张难先、李书城以金城银行大楼为常务委员的活动地点。当时汉口金城银行经理甘助予给予极大助力。初期张难先不知道在金城银行西边的保元里和东边的汉润里，中共武汉市委（地下）正在秘密指挥着对全市的控制和接管。

张难先、李书成通过工商界的领袖与武汉市地下市委的代表商讨应对的策略。见面的地点就是金城银行的二楼。

5月8日，武汉进入战时状态，全市戒严。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东部的张公堤，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为治理水患，确保汉口安全拨款所建。白崇禧到武汉后沿张公堤修筑作战工事，准备与解放军打仗。现在，白崇禧在逃离前想炸毁张公堤，利用长江水淹没汉口，阻止解放军解放武汉。张难先，李书成就找白崇禧质问他：你要炸这个地方，你就先把我们两个老头炸死！而且用手杖杵地表示抗议。这样，白崇禧被迫放弃了炸堤打算。他们把汉口完好保存了下来。

武汉解放前夕，张难先还通过私人关系把准备给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使用的一批武器给搞到手，交武汉市委分发给重要地区用于武装保护。

13日下午，白崇禧派一名参谋来珞珈山拜访张难先，送来一张白崇禧的名片。当时国民党高官的名片大都较大，上面只印姓名。白崇禧在名片背面亲笔写道：难公大鉴，健生在汉鲜有作为，愧对湖北父老，今后湖北诸事还请难公多为照顾。晚健生。张难先看着名片，知道白崇禧即将撤退，这是临走时的告别。

14日，白崇禧军开始溃退。张难先等立即在总会开紧急会议，并将武昌、汉阳维持工作布置清楚。

“大刚报”报道：15日十时，“白崇禧在武昌博文中学指挥所约见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孔庚等人，说明武汉国军决定作战略性之撤退，希望诸氏出面维持今后武汉三镇之治安。同时，武汉守备区司令鲁道源也说明，武汉所属守备部队五十八军奉命全部撤退。

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今起公开活动。”

中午，白崇禧乘‘追云号’专机离开武汉去长沙。

十四点，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三人在省银行约贺有年、周杰等还在武昌的知名人士，商谈维护武汉治安问题。

这时，打电话询问汉口分会情况，秘书程起陆回答说：“主任陆德泽不肯负责。”张难先立即对李书城说：“汉口最重要。主持者不肯负责，大事可能被其败坏。”张难先提议他与李书城尽快渡江，留耿伯钊坐镇武昌，大家欣然同意。

十八点，张难先、李书城乘渡轮抵达汉口码头时，经汉口码头逃难的人一涌而上。已经七十五岁的张难先他们被挤得不能下船。幸好有一位壮士看二位老人被困，立即让张难先纠住他的衣服，李书城纠住张难先的衣服，带他们在难民中挤出船舱。离开码头赶到金城银行大楼汉口分会，立即布置一切，将臂章发给会员佩戴，分布全市活动。共发一千数百枚臂章，市民见满街有《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布告》、有佩戴《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会员在工作，心里都很高兴；张难先自己还与甘助予乘汽车到市里投放布告。市民见有人负责治安，就更为安心。

晚上，有一股白崇禧的溃军到商会、水电公司抢劫，看见他们有准备，不得不放弃。

15号下午，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悖到保元里九号楼上，这里成为武汉地下市委迎接解放的指挥部。曾惇和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通过电话命令各系统坚守岗位，为保卫人民的城市而战斗。为增加《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张文澄抄写了一些。因为数量少，更是珍贵。

当天晚上，曾悖就去金城银行大楼会见了张难先、李书城，商讨共同迎接解放的事宜。

晚间，武汉三镇市民陆续听到爆炸声，一夜时断时续，张难先清楚，这是白崇禧在逃离前的破坏，他担心武汉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命运，又无法探听外面情况，一夜难眠。在焦虑不安中，忽然想到，水电厂是重要部门，白崇禧的破坏计划中不会轻易放过它们，只要开关电灯，就知道它是否遭到破坏，于是就多次起来开闭电灯开关，直到天亮也有电，知道水电厂未被炸，放心许多。

16日晨，他就带人巡视汉口市面，看到一切都和平时差不多，也没有听到有人说某街某巷出抢劫事故。当听到报告，知道昨夜是白崇禧军找不到出气的地方，只在武汉江岸轰炸趸船及码头，心中笑道“实在是无聊之极。”

中午有人报告，解放军已兼程追击白匪，快要到武汉市郊，张难先即派彭进之、高光达、柯竺僧、华煜卿等代表前往迎接，由解放军一一八师师长邓岳接见。

“大刚报”报道：“16日凌晨二时，守备武汉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退完毕，武汉三镇成“真空”。

张难先、李书城去汉口，武昌由耿伯钊以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名义指挥，办公地点在省参议会内。

八点，武昌市长蒋铭、省会警察局长胡慎仪在武昌配合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维持全市治安。

十八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一一八师主力部队由师长邓岳带领，胜利开进汉口市区。”队伍整齐，秋毫无犯。市民狂喜，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中共武汉市委（地下）和武汉周边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工部，对国民党军撤退后与人民解放军进城前这真空时期也有周密部署和安排，共同指挥迎接全市解放的战斗。武汉市委指示有关人员沿街张贴由张难先、李书城等签署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告诫全体市民“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持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堵如常。”1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和消防队员进入各指定地段，维持社会治安。已被策反的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听从市委指挥，安排警察上街维持社会治安。

5月16日拂晓，走上街头的市民们惊喜地发现，满街到处可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报童们叫卖着《新湖北日报》社的中共党员连夜赶编的“武汉解放”号外。

张难先见解放军进入市区，立即认为：“我们的任务只在维持真空时期，现在解放军到了，地方治安有解放军负责，我们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救济会再无存在的必要了。”还有一点是：《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组合仓促，人员极杂，尤其怕有人藉此机构，别出事端。于是在5月17日下午开会，决议结束本会。会议以后，张难先与李书城先生躲到傅养荪先生家，以防有人因救济委员会的事找他们。解放军派人找到他们，请他们不要取消救济会，而且仍旧担任救济会领导职务。张难先恳切地解释结束的理由，解放军了解情况后，也就表示谅解，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

《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虽然酝酿于4月上旬，在5月13日才宣告成立，5月17日就结束，仅仅存在五天。时间之短，创造群众组织存在世界最短纪录，但在历史上却留下浓重一笔，许多回忆文章、历史研究著作都纪录有《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回忆文章作者无不以参加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而为荣，研究者无不评价其重要作用。

第二天，18日，解放军一一八师师长邓岳，政治委员李伯秋发布布告，张难先与李书城渡江到武昌总会视察结束情形，然后张难先回珞珈山家中。

这种在新旧两个社会大变革、大交替中未发生战乱破坏的社会局面，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党对湖北民主人士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所赢得的，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意图。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湖北省於2008年开展评选“功勋湖北100人”活动，张难先荣幸入选。湖北省委召开“新中国成立60年功勋湖北100人颁奖大会”。颁奖大会上有当选人物的宣传栏。

《张难先》的宣传栏上，张难先大幅照片下方，分别有人物简介、颁奖词。

张难先的“颁奖词”这样说：“……和平运动迎接解放，保境安民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