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重返讲台之路

作者：王玉权

1980年6月17日，江苏省人民医院在我的病历上开出了初步诊断，“颅内肿瘤待查。右听神经瘤？”似五雷轰顶，一下子击倒了我。

脑瘤，多么可怕的字眼。其时，我才四十岁，正当人生茂年。我已有二十年教龄，正是一个教师趋向成熟的黄金年华。天道不公啊，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怒目苍天，心底在激愤地呼喊，我不能离开讲台，不能啊！……

这右听神经瘤有多可怕？医生神情严峻，什么也不说，要求我立即住院。

我打定主意，设法寻根究底。我强忍头部剧痛，强令摇摆的四肢听从摆布。脱去病号衣，开小差，溜出病房，挤上公共电车。不住向人打探，转换了好几路电车，爬上中山东路南京最大新华书店三楼。

站在医学专柜的书架前，手捧砖头似的神经外科专著，紧张地翻阅着。跳过那些艰深的术语，不识的外文，一目十行，大致寻到了根底。

这种脑瘤长在脑部深区的听神经上，那里细如发丝的各类神经密集，交叉错综，极难分离。如果病情延误，产生脑疝，颅压升高到一定強度，人便无可救药了。手术死亡率高达93%以上，且术后大都预后不良。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神经外科才初具规模，手术存活率已提高到9%左右……

一线希望之光！我反复默念9%，9%，说不定我也在这9%之中呢。

今天，回想起这段经历，连自己也惊异，当初何以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劲头？是求生的本能？是，也不尽然。

我有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和那苦命的妻子，实在死不瞑目。我不甘心离开才教了一学期多点的81届高中班。这是个有七十多人的特大班。其中有近二十人是外地慕名而来的插班生。他们就是奔着我带的79届高中班的名声而来的。

那一届太争气了。一个班出了十几名大学生中专生，这在那年头是很出奇的风头。那会儿高考结果，农村中学普遍剃光头大鸭蛋。我正憋着一股劲想再大干一场。

我不仅领着一个大班，还兼着一个六十多人的初三补习班语文，外加全乡的中师函授课。共有一百六十多个学生。

我能忍心抛下他们？这病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天下还有比误人子弟的过失更大的吗？不甘！不甘哪！

假如我不在这9%中呢？可能性太大了。即使在吧，如果预后不良，像我在隔壁病房所见的那些开颅术后的病友，虽活着却神智不清，语言功能错乱，四肢抖动不已，大小便失禁，…… 种种人间惨状，目不忍睹。“活死人”的状态，自己和家人都遭罪。想到这，我不禁浑身颤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到了1981年5月，已是第三次来到南京。将近一年了，做过名目繁多的各种检查。剃光了头，颅骨凿洞作碘油造影。请来南医学院神经外科权威侯金镐教授会诊等等。省人医作了多次努力，始终未找到肿瘤的确切位置，所以手术方案一直未能确定。这一年，心灵和肉体，受尽了煎熬。

在南京读书的学生虽多，我一个都未打搅。他们周日要陪我去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等景点，我一概谢绝。烦透了，没心思。

恰在此时，一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寄来了一张《文汇报》的剪报。提供了上医三院朱咏华大夫在脑瘤诊断上获得国内外重大突破的信息。真是雪中送炭！我如获至宝，火急和朱大夫联系，又火急跨上了宁沪直达快车。

1981年5月，时值仲夏。来接站的是事先联系好的小环同学。她是1979届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护士学校的。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既入学又入伍，双喜临门，让人羡煞。已二三年未见了。

一声脆亮的王老师，一束鲜艳的康乃馨，一脸灿烂的笑容，一身毕挺的戎装，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站到了我的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异常亲热地握着我的手。我眼前为之一亮，众旅客也齐刷刷地行以注目礼。谁不喜爱这个浑身透露勃勃青春气息眉目娇美的女兵呢！为师者的骄傲与光荣，顿时充满了全身。

真是女大十八变，我几乎不识了。此后数年，在沪求医期间，小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服侍我。情深义重，付出了太多太多，令我终生不忘。

1981年6月，我的生命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开颅手术前的6月16日，上医三院神经外科室。(真是巧合，一年前的6月17日，江苏省人医也在此时作出初步诊断)

朱大夫，明天开颅手术，采用中医耳针麻醉。怕吗？

我，请问朱大夫，手术前景乐观吗？我还能教学吗？

朱大夫深深叹了口气，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是考虑你能否生存的问题。我再强调一句，开，有成功的可能；不开，只能活一年。

我哑然。沉重地点了点头，亳不犹豫地接受了手术。

同一天晚上，赶到上海来的徐校长，问我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完全一副听取遗嘱的口气。

我明白，他刚代表单位在我的手术单上签了字，深知这次手术的巨大风险。

我的妻子是个不识字的老实巴交的农家妇女，只知道默默地流泪，在徐校长的宽慰下也签了字。

手术前夕，我煎熬了一夜。想到老杜在《蜀相》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表达了志士壮志未酬的终天遗恨。自古以来，壮士的死，以马革裹尸为荣。三尺讲台维系着一个教师的生命。一旦失去讲台，就意味着教学生命的终结。那是何等悲哀的事。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泪湿枕巾。真怕死啊！

后来，徐校长告诉我，手术单上写得明白，病人有可能在手术台上死亡之类的话。

一般大手术都采用全麻。因是脑部手术，为避免严重后遗症，朱教授大胆采用了中医耳针麻醉。病人十分清醒。我能听清手术器具钻颅开骨异常刺耳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手术要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难度极大，十分精细。朱大夫主刀，嘱我忍不住疼痛可以大声呼喊。被绑定的四肢，可以摇动手指。

手术从上午九时起到下午四点多才结束。这是后来医护告我的。因为我坚持了个把小时后便彻底失去了知觉，魂飞奈何天了。

疼痛和生命是孪生的。我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是不是还活着。只觉得一阵剧痛不由自主地哼出了声。缓缓睁开了左眼，只见几个白影在眼前晃动，像报喜似地惊呼，“醒了！醒了！”原来我竟昏迷了七十三个小时，医护们紧张了三天三夜。

知道疼，即是恢复了知觉，有了生命体症。一阵阵剧痛也掩饰不住我的兴奋。我明白，活着才知疼。我逃过了鬼门关，逃出了阎老五的魔掌。

我是朱氏最新脑瘤诊断法的首批受益者。我和朱大夫素昩平生。一封求救信，只不过三天就得到了答复。入院后很快就得到了确诊。朱大夫是我生命中的大恩人。当时，他也不过四十开外，屡有发明创造，为我国神经外科后起之秀。听人说，在我昏迷的三天三夜里，朱大夫差不多时时守候在身边，看着台台仪器，观察，记录。感佩现代医学文明的神威。佩服他精湛的医术，敬佩他高尚的医德、高度的责任感。一座丰碑矗立在我的心中！

术后一周，我仍在重症病房，一级护理阶段。沉重的石膏模具紧箍在头部，整个人动弹不得，成了具僵尸。解除了石膏模具后，我便不顾值班医护人员的哄劝、恐吓、抱怨，挣扎着下床活动。

从病床到洗手间不过十五米光景，可那会儿在我眼里像是无尽的征程。虽不能站立，我便一寸一寸地挪，一寸一寸地爬。疼得汗如雨注，仍不住给自己打气。奋斗，奋斗。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就是生命！

护士摇头，没见过这么不听话的死犟的病员。

医生惊奇，我恢复奇快，少见！

1981年7月1日，我要大书特书的日子。术后仅两周，我便获准出院了。

这一天，又逢党的生日，多么富有纪念意义。记得那天，当满天朝霞映红了整个病房时，卖报的来了。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均套红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哦，久违了，差不多有一年不看书报了吧，我贪婪地读着那些振奋人心的字句。平反、昭雪，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一片生机。我也新生了。我的眼前一切都绚烂夺目，大放异彩！

活着，真幸福！活着，真美好！

1981年9月，在家休养了两个月。一开学，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求上讲台。可领导好心地劝我再休养休养，起码待一年。

我心里直发毛，自己巨大的热情，得到的是好心的冷遇。妻子也抱怨我，保住命就谢天谢地了，也不拿个镜子照照，这个样子还想教书？

我，终于明白，人们眼中的我，已不再是以前的王玉权了。我右耳神经切除，听力归零。左耳也仅有残存听力。右面神经瘫痪，口鼻歪斜。人家是拿我当残废看待。我心头冰凉，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渊。

其时正值全省中小学民办教师大整顿。考试合格方可任用。按规定，我可在免试之列。我没有要求照顾，我决定去拼一拼，拿张合格证书给人们看看，术后的我是不是一块废料，还能不能当教师。说真的，我心中也没底，这几年，害病害胡涂了。

经过一番紧张备考，临时抱佛脚，我居然夺得了全乡中学组第一，拿到了红彤彤的《任用证书》。喜悦，激动，这可是一张通往讲台的通行证啊！

有了通行证，不等于能通行。人家还是不让我上讲台。甚至有人劝我病退。

当然，我满够病退条件。退后，仍享有国家补助。再说，我还有双手双腿，可以自谋生计，日子可能还不错。但这决不是我的初衷。我执着地爱着我的学生。我不要清闲自在，我要三尺讲台。

我明白，领导一直很器重我，寄我以厚望，委我以重任，决不是刁难我。

情况摆在那里，随着岁月迁延，我右面神经瘫痪已日渐恶化，口鼻挪位，加上耳不聪目不明，如此丑八怪似的尊容，自己在镜中见了都害怕，能见学生面吗？

我在心中哀叹，我是心有余而“身”不足，通往讲台的路，渺茫了！

不，我不甘心。“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横下一条心，闯！

我向全国各大知名医院发出了求援信。向在各地求学的学生发出强烈要求，请他们多方联系提供医疗信息。

苍天不负苦心人。大江南北几乎同时飞来了报喜的鸿雁。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要我持信去天津就医。上医九院发来了征询信函，“如有意愿，可来我院作实验性人体面部矫正手术。”

我选择了后者。我知道这家医院是国内外知名的整形外科权威张涤生教授领衔的专业整形医院。试验就试验吧，我甘当小白鼠，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第二次赴沪求医之路。

时已1982年2月下旬，上医九院为我作了“腓肠神经吻合术”以求面部动态矫正。

手术规模之大，出乎意料。头、面部八刀，小腿部两刀，刀口总长80多厘米，需全身麻醉，还要冒一次死亡的风险。

术前惯例，院方定要家属签字才肯动刀。我这次出来非常仓促，没带家属。怎办呢？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好请小环代签。好在她一有空就陪伴我，医生护士都熟悉了。

她知道这次手术的风险大，举笔犹豫。哭着说，老师，求您了，这种手术别做吧！我向她反复解释了冒这次风险的意义，请她务必理解老师的心情。

我发觉姑娘签字的手在颤抖。是啊，这意味着重责，生死相托的重责。这对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孩子来说，精神负担太大了。

术后，昏迷了吓人的近九十个小时。后来，同室的病友告诉我，这几天，小环她几乎未曾合眼，请假陪护，未敢离开一步。度过了提心吊胆的四天四夜。待我能睁开眼时，只见我的小环眼圈黑紫，双眼红肿，红唇苍白，憔悴得和平日的红润娇美判若两人。我见了万分内疚，十分心疼，无限感动。

医生、护士、病友，起先真以为我们是父女，当得知我们是师生关系时，都惊叹不已。

我欣慰。我想，为了培养更多像她那样的学生，我何惧死一次，两次，三次。

命运似乎专门和我作对。三个月后，本来已经全部动态矫正的面容，竟又逐步恢复了原样。

唉！一场空欢喜。通往讲台的路一波三折，希望再次破灭。

斗转星移，时序到了1983年春节前夕。我发疯似地不顾一切劝阻，毅然踏上第三次赴沪求医之路。生平第一次在异乡度过了一个永难忘怀的孤苦辛酸的春节。

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只身上了路。冬日天黑得早。下午六点，车到无锡站。面对万家灯火，我神情恍惚，以为到了上海站。待下车一看站牌，才发觉弄错。傻了眼，列车已经开走。懊恼万分的我，急得团团转。亏得一位好心的交警安慰我，帮我重签了票。到上海已是深夜十二点。

到哪过夜呢？小环已回乡过年，无处可去。只好蹲在弄堂口，捱到天亮再说。拧开路边的水龙头，一口水下肚，冰凉透骨，浑身战栗。我又饥又渴又冷又累，伤心的苦，说不完。

大上海是繁华的。节日的上海更是人如潮车如龙花似锦。而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孑然一身，凄凄惶惶地住在一家旅店里。举目四顾，偌大一座旅舍空荡荡的旅客寥寥。我就着开水咽着面包，耳边似响起了亲人的哭诉，好歹也要在家过个年啊，这几年，哪天安生过。你看大人孩子身上……我鼻子一酸，落下了几滴辛酸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对不起你们，拖累了你们。女儿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连件花布衫也穿不上，更谈不上一件毛线衣了。四周人家高大的青砖瓦房，对我那三间茅屋形成了包围之势，越发显得低矮、破烂、寒伧。这几年，靠党的政策好，左邻右舍哪家不红红火火的。可我家……

捧读同学们的来信，更是酸楚难禁。“依惯例，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来过年，初二三齐集来探望亲爱的老师。可见到的是师母的泪光，听到的是弟妹们的哭声。触目所及令人黯然神伤。……”

不！我擦干了泪水。一股悲壮的豪气从丹田直撞脑门。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同学们，亲人们，振作起来，不要低头看苦难，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好的未来。

未来我是这样想的。现在虽然不能教书，此行也吉凶未卜，但我坚信，重返讲台之梦不会破灭。我还有一只眼睛能看书，一双手能写字。虽然经过开颅手术，大脑思维还算健全。天无绝人之路，我没有半点理由悲观。

庆幸得很，此行虽说吃了很多苦，可右面神经瘫痪得到了静态矫正。起初，上医九院鉴于我上次试验手术的失败，鉴于我虚弱的病体，不忍也不愿让我再受这皮肉之苦。禁不住我再三恳求，他们才决定这回采用“筋膜悬吊术”作静态对称的努力，并且声明在先，不保证术后的反弹。

也许是侥幸吧，手术基本成功。出院时，主刀的潘大夫翘起了大拇指，“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病员，简直是拼命三郎！一年半时间作了三次大手术，都挺过来了，不简单！”

这次住院期间，见到了报纸上一则广告，吉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自学专修班招生，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立即报名，从拮据的医疗费用中挤出了几十元寄去。这在现在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可在四十多年前的我，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多项本领多条出路，艺不压身。我要谋条生路，我要凭自己的努力搭座通往成功的桥梁。

1983年春季学期始，学校给了我批改两班初三作文的工作。说是等我配上了助听器就让我上讲台。好吧，总算接触到了具体的教学业务，总算有了明确的指望。上讲台，只有一步之遥了。

一步之遥？也未必。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儿太多了。战场上，胜利差池一点，顿成败局；真理逾越一步，便成谬误。功亏一篑曾使无数英雄跌足饮恨。哪怕是小小的障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越的。

1980年，我的病情初萌的时候，医生以为我是患了神经性耳聋，试戴过多款助听器，均不行。

1981年开颅术后，也试戴过，以失败告终。

1982年在上海五官科专门医院，试戴了一款日本进口的最新产品。音质清晰，工艺先进，比较适用。可不容我高兴完，人家说样品不卖。磨破嘴皮也没用，让我等，等进口。天哪，谁知哪天才有呢？

1983年暑假，为了买到合适的助听器，早日上讲台，我第四次赴沪。发了狠，如果这次上海买不到，即南下深圳广州，北上天津北京，也要“众里寻它千百度”。

机缘凑巧，往往会使人生轨迹大变样。就像我遇到了朱咏华大夫一样得以重生。我兴头头地赶到上海五官科医院，人家说还未到货。失望！

听人说上海第一百货可能有，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一百是个特大店，上上下下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专柜。一位姓陆的老师傅听了我的陈述，异常热心地花了两天时间，才在堆积如山的仓库里找到了那款从日本进口的一批助听器。

我反复摩娑着这命疙瘩似的小玩意儿，热泪盈眶。喃喃自语，是现代医学文明又助了我一臂之力，把我成功地送上了讲台。

我曾激动地对同学们说过，无论是我开颅手术的成功，还是听力问题的基本解决，无不显示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遗憾的是这重不过二两的小小玩意，姓东洋不姓中华。我曾请人译出它的英文说明书。日本人声称他们的自动明听装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价格是国产高端助听器的八倍。漫天要价的背后是日本人的骄狂和耍挟。

这仅是小不点儿。大而言之，这几年，我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是忍痛花巨资购买日本人高度先进的科学技术。你们还不发愤读好书，将来为国分忧，为中国人争气吗！

我周身热血奔涌。我们祖国不也在身负巨大创痛，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惨淡经营，进行着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吗！我个人所有的痛苦和努力，比之我们从事的伟大事业，又算得了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已徐徐拉开。教育战线也今非昔比。国家规定，中学教师起码应具备大专学历。

想想我们这些高中、中师底子的老一辈教师，居然教了这么多年的初中高中，真是难为情。当然这是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历史和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凭一张“任用证书”能心安理得地站在中学讲台上吗？不行！我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目标一一省高教自考大专毕业。时间一一只准二年，务必赶上首届毕业。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硬仗。我的同辈们考了一两门后，均败下阵来。只剩下我一个病残的老战士荷戟独彷徨，并坚持到底，修成正果。

1984年，江苏省高教自考已进行了一年。我一直辗转在医院里，无缘报考。此时，我方有时间报考。就是说，别人可用三年时间从容考完，而我仅存二年了。二年要保证十门必修课门门通过，才能赶上首届毕业。

84年下半年考《文学概论》《马列文论》《中国文艺批评简史》三门。首战告捷，全部一次通过。这三门是大学中文系的共同必修课。

上文提过，83年在上医九院病房中曾报过吉林大学文艺理论专修班。六门课中有这三门。有这底子，为我首战告捷助了一臂之力。通过一年的刻苦自修，我拿到了一张吉大结业证书。国家虽然不承认这个学历，但我不悔。非但不悔，还很庆幸。不然，我不会有首战的一帆风顺。何况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应当学识丰富，知识渊博。这一年的吉大自修课太值了。

从84年下半年到86年上半年，君子无戏言，自立的军令状兑现。手捧红彤彤的主考院校一一南京师范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二年辛苦不寻常，一言难尽啊！

从1984年下学期起，我已正式重返讲台。担起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报考高教自考的课程，并如期斩关夺隘，门门完胜。

没有秘密，全凭毅力。我有个特别的励志座右铭一一“刑天！"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刑天”，这个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笔下的神话英雄，头被天帝砍下，便“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挥动干戚(武器)再战。

死也不屈的灵魂，令人惊怖的大勇，引起我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

我在书室的墙壁上，挥洒下了“刑天”两个淋淋漓漓的斗大的触目惊心的红字。以刑天自况，用刑天的不屈和大勇，与厄运抗争，和逆境争锋。我已“死”过几次，还怕什么。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天下还有什么能难倒他。

我要高呼，刑天精神万岁！

学校的电视室就在我宿舍门前十步之外，那二年我一步都没进去过。什么麻将扑克闲聊，更是与我无缘。賭客们在麻将桌上鏖战正酣，不知东方之既白。而我“惯于长夜过春时”，遨游知识海洋，攀登书山峰峦，也不知东方之既白。

按国家规定，单位应给自学考生每门一周的复习假，作公假处理。可我从没向学校请过一天假，给学生少上过一堂课，少批改一次作业。

《古汉语》《古文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也是大学中文系的把关课程。86年上半年要考这两门。两门通过，即可毕业。这是关键的一仗。

不久前，高邮县委宣传部组织了“英模报告团”在全县各地巡讲。我在英模报告团的电视录像中曾向全县人民保证过，坚决攻下这两座山头，力争首届自考毕业。我能说了不算数？“言必行，行必果”。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给党丢脸。

为避干扰，85年寒假未回家，留校复习。直到除夕那天，我还在宿舍门上用粉笔默写上古十一类韵部。什么“之幽宵侯鱼支歌脂……”的，口中念念有词。

守校的教工老陈听了，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王老师，今儿三十晚上了，你也不回？

一语点破梦中人，我大吃一惊。我太混蛋了！我骂自己。

回到家，老伴一脸怒气，你个死鬼，没魂的，还晓得有个家？……我只有苦笑，连连作揖陪罪。

有人要问，哪来这股狠劲和韧劲？

一曰大道理。为了事业，为了理想，为了崇高的信念。一句话，为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想多说唱高调。

二曰小道理。我的学生中有许多大学生。有的已成了主任医师，大学教授，各级官员。我这个老师，站在中学讲台上，却无中学教师的起码资格，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羞见江东父老啊！圣人曰，知耻而后勇。这点个人尊严，算是一股强大的动力。

有人指责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可笑。英雄主义，何错之有；特立独行，有何不可！冠以“个人”这顶帽子，我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行高于人，众必妒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世俗社会之通病。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通俗的比喻道出了深刻的哲理。

论工作，我有两个班的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满负荷。量，不比别人少；质，摆在那里，远远走在前沿。

论身体，我是个病残之躯，且早已过了不惑之年。

论经济条件，那时我还是个民办教师。无公费医疗，几年治病，债台高筑，家庭经济濒临绝境。

如此重负，比什么我都不如别人。但有一样，他们比不上我。那就是一种无形的刑天精神，敢拼敢搏的无畏勇气、志气、豪气。

看着我日益消瘦的病体，有人曾以开玩笑的口气不无怜悯地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了！

教授？实不敢当。(那时，我还没有中学高级职称)但瘦倒是真的。有时，我也曾顾影自怜。也许我的寿命比常人短。(开颅术后，医生曾乐观地预测，我还能再活十五年。)呵呵，过了两倍，至今仍活得有滋有味呐。

彭祖八百也是死，胡兰十五却不朽。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价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这条老蚕，犹能吐丝；我这支残烛，尚可燃烧。眼见芬芳的桃李，争妍的百花，登上彼岸的莘莘学子，心若菩提，尽是阳光！

此后，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受到了县市省的多次表彰。获得了中学高级职称及省劳模级全家“农转非”的优厚待遇。

感谢我的学生们对老师的殷殷厚爱。那几年，我收到了同学们近千封来信，装满了几大抽屜。心田里鲜花盛开，阳光灿烂。我满足，我自豪。比起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大款们，我的钱袋子虽瘪，但我认为，我是天下最富有的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重返讲台，我三上南京，四到上海，动了三次大手术，身上留下了四尺多长的刀口，与病魔恶斗，同厄运抗争，几经周折，终于熬过了这段艰难的人生历程，又开启了新的教书生涯。

荆棘编成了美丽的桂冠，这就是我的重返讲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