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献给母亲诞辰100周年

一
己亥之年,是我母亲百年诞辰,选择这个时候回老家过年,有特别的意义。回到生我养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到儿时玩耍、读书启蒙的地方过年,本身就是一种情结,一种回归。温暖醇厚的乡村年味,仿佛把我带回了儿时的童真世界。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让我对父母亲的思念也变得愈加浓烈。
峥嵘岁月走过,父母音容宛在眼前。远水近山皆有情,多少艰辛曲折、多少尘世沧桑仿佛就在昨天。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大山之子、农家之子、文盲之子。善良质朴、通情达理、负重忍让、勤俭持家,是父母坚守的信念,不自私、不宠爱、不护短是他们教育子女秉持的情操。他们没有上过学,终生为农,但耕织传家,知书达理,一辈子做勤劳正直的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会常回家看看,因为妈妈生我的血水泼在那儿。为什么我对那里的父老乡亲如此眷念,因为那里是我的根。
二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家有兄弟妹妹7人,父亲排行老二,那时姊妹中有的年幼,有的念书,有的学艺,唯有父亲是家中的主要劳力,养家糊口,维持生计,靠的是父亲跟着祖父苦苦劳作。父亲曾告诉我,当时家里人多地少,生活难以为继,红薯、玉米、稀饭是生活的主食,这些东西吃多了、吃腻了,以致于后来怎么饿肚子,再也不沾稀饭。父亲年轻时期,饱受风霜,历经磨难,长时期的水中耕作,积劳成疾。最后因患严重的风湿疾病告别尘世,享年79岁。
在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年代,国民党四处抓丁拉夫,拥有5个儿子的家庭无疑是兵源大户,父亲是家中的唯一劳力,同时又是伪乡长、伪保长瞄准抓丁的重要目标。为了家人的生存,为了个人的安危,父亲东躲西藏,无家可归,万般无奈之下,残忍地将自己的右手弄残,成了一辈子的独臂“将军”。父亲常说,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穷人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只能任人宰割,现在回想起来不堪回首。由此父亲形成了一种嫉恶如仇的品格和“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济公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穷人当家作了主人。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成为一方群众的工头。每天派工派料,催耕催种,上交提留,矛盾调解,无所不有。他性格直爽,敢作敢为,用现在的话说,确有一种担当精神,有人称他为群众的主心骨、救心丸。后来被调往另一个更困难、更复杂的生产队,一干就是5个年头。这段经历是父亲一生最开心、最得意的阶段。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浩劫中,父亲是生产队长,叔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双双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造反派将他们兄弟俩赶得鸡飞狗上屋,天天挂牌揪斗。“批林批孔”工作队捏造事实,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白天揭发,晚上交代问题。在大兵压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毅然决然横下一条心,从会场冲出跳水库自杀,幸亏当时有几个好心群众和亲属 赶在途中连拖带抱地劝回。这是父亲第二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父亲被打压,被陷害,殃及的是子女。学校拒绝我上高中,大队禁止我入团,不允许我当民办教师,拿掉了我的生产队会计职务。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也是我本人最大的收获。在生产队我参加犁田、插秧,割稻,扯草,挑石灰,送公粮,在大队创业队开山种茶,开渠引水,开河改道等急难险重的工作。这些都使我从中认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生态和人际关系,学会了大度、理解、包容、付出的游子情怀,丰富了我的生活和成长阅历。
三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父亲的德行是儿子最好的遗产”。最好的父爱,就是能够以正确的、正直的、严格的言传身教来培育后代。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慈爱而严厉的,他长期奉信棍棒下面出好子。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懂得读书的重要,从小就十分关心我的读书学习。山区自然条件差,启蒙读书时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家境十分困难,连书包都是用小手帕缝制的,冰天雪地光脚单衣且离校较远,仅小学就上了三所学校,逃学、躲学的念头时常萌发,记得有一次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光脚去上学,途中冻得实在难忍,便躲进了树孔里,父亲得知后便五花大绑,吊在方梁上毒打一顿,幸亏被祖父发现才讨保得以解危。还有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放学回家途中几个同学吆喝我将邻居家一条黑狗活活打死,现场烧烤狗肉吃,主人得知后找到家长,父亲怒发冲冠,打骂相加,照价赔偿。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严厉管教留给我的是力量,是财富,是光明前途。
父亲喜欢喝点小酒,有几次喝酒对我印象很深刻。一次刚从医院出院,医生叮嘱他一定要禁酒,但他坚持不了,待我上班后,逼着保姆给他拿酒,喝得醺醺大醉。一次是他在社会上听到对我的负面议论后,他放心不下,跑到常德打听,我解释说为工作没有不得罪人的,有点议论也正常,我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自己最清楚,他高兴了,拿起酒瓶就倒,我陪他喝,俩父子一瓶喝得精光。我回老家时,每次都带点散酒回去,他从早到晚一日三餐,同叔叔和其邻居同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他倒上一滴酒后,他看了看周边的人,才闭上了眼睛。
父亲不仅重情重义,而且更看中延宗。孙女出生后,他喜出望外,经常抱着她满屋场转,平时我们给他的零花钱全都给了孙女。孙女上大学他亲自送到机场,就是那一次送行以后,爷孙俩再也没有见面了,因爷爷病重期间,正值“非典”时期,孙女无法回家看望,爷爷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璐璐”。
父亲尽管性格急躁,要求严格,但他很疼爱自己的侄子们。当侄子受到父母打骂时他出面“挡驾”,当发现侄子做错了事他严厉指出,当侄子遭到欺负时,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毫不留情,侄子们而今常说“二伯很喜欢我们,也只有他能骂我们”。什么“青竹彪”,“五加棒”等此类诨名留传青史,侄子们都引以自豪。
父亲和母亲于1949年结婚,1951年有了他们的女儿叔芳,1954年有了儿子延宗,也就是我。
四
母亲是一位善良、慈祥的母亲。她一生勤劳苦做,勤俭持家,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从我记事那天起,就发现她常常代人受过,委屈求全,她与父亲相比,性格各不相同,当父亲有脾气、动怒、发火时,总是忍让、宽容,不动声色。记得有一次父亲挨批斗回来,她耐心地劝道,要父亲克制点,退一步总有好处,特别当父亲与别人争执不下,甚至动起手来时,她不仅阻止父亲的行为,而且上门给对方赔不是。父辈大家庭里妯娌4个,上世纪70年代,曾经3个家庭共一间厨房,他们和睦相处,相互谦让,从没发生口角,从不为小事而计较,而今90岁的三婶娘常对我讲,“你妈妈真是个有肚量、有爱心的人啊。”
有一次,两个尚不懂事的侄儿,将他饲养的一头临近生产的母猪当马骑,造成小猪全部“流产”,那是她一年收入的唯一希望啊,面对这件事,她当然很痛心,有苦难言,但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损失,而是生怕侄儿挨打受委屈,一不声张,二不告知孩子父母,多少年来,侄儿们一直记忆犹新,久久难忘。母亲高尚的品德,耳濡目染,对我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我做人成功的无价之宝。
在三年困难时期,普天下都缺衣少吃,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里,大人、小孩统统定量供应,吃不饱,吃不好,大人饿着肚子搞生产,小孩饿着肚子上学校,母亲宁愿自己少吃或不吃,先满足我们,有时连树根树皮都拿来充饥。母亲每年为交我的学费而发愁,她起早贪黑,跋山涉水,四处寻找能变卖的山中土货,换点小钱供我上学。一次,我中学毕业在家务农,看到别人在外打工有钱捞,为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我也邀上几个人外出打工,我们从江垭坐班车到慈利,从慈利步行至桃源县马崇岭公社高湾大队割稻,每天3元的工资,为时半月,共得了45元,母亲为此既高兴又心疼,抱头痛哭,惜儿如命。
“文革”期间,“三忠于”,“四无限”活动风起云涌。“左”的思潮席卷大地,稍有不测,就有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危险。有一天深夜,正在学习看书的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转头一看是一只小猫绊倒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塑像,这在当时是一件天大的事,我吓得直冒大汗,泣不成声,是母亲安慰了我,并想办法从亲戚家找来一尊同样的塑像,将被打翻的石膏碎片连夜作了秘密的销毁处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躲过了惊吓的一幕。点点滴滴,都体现了母亲的伟大,时时处处,都反映了母亲的力量!
母亲,有几招拿手好戏,画画、绣花、纳鞋底、用土方烧灯火治疗“蛇斑疮”,还做得一手好饭菜,加上她生性好客、热情贤惠,不知多少次为别人绣花、治病,因为她的饭菜做得好吃,村上队里来了贵客或工作队员,基本安排在我家里吃住,确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母亲的后半生基本与病魔作斗争,50多岁就患上肺结核,当时的医疗水平、就诊条件十分有限,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拿多少钱治病。改革开放后,我大学毕业刚步入社会,拿出有限的工资送她到区、乡卫生院住院治疗,但为时已晚,卧床三年,于1985年春天离开了我们,年仅66岁。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4年了,苦命的妈妈,她健在时,我在外打拼,我回家时,妈妈却远走了,这就是你不孝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别等到一切无法追回的时候才想起尽孝。失去慈母但像花插在瓶子里,还是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是安定的。前思后想,实在有些愧疚,的确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是在忙碌中,要记住自己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为人子女,父母才是这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爱你的人。
五
今年农历2月15日,我的母亲百岁生日。父母远在天国,好好珍惜此生。善待自己,因为这辈很短;善待别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亲人只有一次缘份,无论这辈子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时光,下辈子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父亲、母亲,儿女永远爱您们!
曹儒国
2019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