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的家教家训家风

作者：张铭玉

回首辛亥革命前后对世事的认知，祖父张难先对自己的人生、家庭有了明确的概括：

亦 狂 亦 狷 学 者，

极 新 极 旧 人 家。

祖母仙逝时，古文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发来吊唁信。

钱基博先生的吊唁信，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祖父母的家风：

祖父几十年投身革命，多次面临生死，都履险如夷：

清末革命是“大逆不道”，当时有村民不理解，时用冷言冷语讥讽，祖母不为所动；

祖父很难顾家，祖母一人勤于耕织，养育子女，含辛茹苦没有怨言；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祖父多次位列高官，受到民众敬仰，同时也有贤豪席宠履盛，极易被人带入罪障，而能一尘不染，过化存神；

祖母宠辱不惊，不骄不奢、不攀不比，一生勤俭。祖父辞官回来，可以回居土屋，自耕自足自重；

 钱基博先生盛赞祖父母“屈指当世几如祥麟威凤之瞻望勿及”的家风。

1934年，祖父张难先60岁生日时，亲自手书《六其居士杂佈》的家训。将其裱后挂在武昌《灵山窝》堂屋的墙上。

“六其居士杂佈 廿三年三月书于灵山窝”。

1、自己的话

余少时处境略顺，饮食教诲，父兄俱恣余所欲。十六岁父故，廿二岁兄亡，家即中落。廿岁至五十，三十年间常至断炊。故学问一无所成。近十年，因各种关系与闻政治，于国无益，尤悔实多。然精力则已罄矣！性刚才拙，不合时宜，应即自行检举，再不入政治旋涡。年逾六十，旦暮难知，所有身后，不妨谈及。余易箦【1】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人挽章。因本人志事很不易言，言之溢美或失实，徒令死者难堪，加之古典文学已成过去，费力苟作等于无聊。又奚取焉！余生平主张火葬，家中及亲友到彼时须屏除俗见照办，诸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今吾言此者，恐彼时不能言也。愿家人无忘。

在这里，祖父回顾往事，幼时有长辈宠爱，中年家道中落。廿岁至五十，三十年间常至断炊。告诫后辈，不忘穷苦；不要轻易入仕，恐于国无益。

祖父还安排身后事。强烈要求后人“诸事从减简”，提出“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的观念，振聋发聩。

2、告谕子女

现在家庭之间，因经济与思想之变动，父母既无术以支配子女，子女亦无术定省父母，故现在家庭之界说，以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为限。以后吾子女除有特别变故在此小住外，均宜各求自立，各立门户。我之不能供给儿女，犹儿女之无法奉养我也。其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

在这里，祖父破除我国几千年追求“四世同堂”的习俗，接受新的思想，督促晚辈“各求自立，各立门户”，融入新的时代，要求晚辈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

奉告亲友

街市住家，不比乡间，房屋、行李、锅灶都窄。留客膳宿，除有特别情形外，实在不便。加之，现在家庭，子女成年即要离居，虽有儿媳，俨同孤人。余年已老，无力雇人侍候，所以招待宾客，实在抱愧。望族党亲友原谅。

再，亲友以余服官十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不知余性冷淡，交游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

余三十年苦境极多，曾记廿二岁，兄没，服贾【经商。指祖父的父亲生前在村里经营的一个小杂货铺。】负债太多,出门常为债主夺其所有。己酉年，以糠皮野菜度日。民国四年，为老圃，每日鸡鸣上街卖菜，隆冬之时在街檐坐点余钟，始天明开市，因迟到即无顿菜之地也。民国十一年，在参谋部任录事时，常数月不发薪，奇窘。二月初，解身上之棉马褂质银三钱。次日又解棉袍质一钱五分。（在这里贴着当时典当棉衣的流水账页）燕市酷冷，严寒解质，其窘迫为何如也！

吾服官数年，子侄辈俱忘吾等为贫寒人家，此极险之事也。特摘出以告后人，望速归朴返真，免陷绝境。

在这里，祖父破除几千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在官场任人唯贤，请家乡父老理解。

祖父回顾辛亥革命后，对时局的失望而退居乡里，生活的困苦。后来国共合作才出来为官，生活好转。告诫“子侄辈俱忘吾等为贫寒人家，此极险之事也。特摘出以告后人，望速归朴返真，免陷绝境”。

细读“六其居士杂佈”，祖父要求后人做人应跟上时代进步，依时局变化而定进退；努力做事，如果有所成就，不忘自己出于贫寒人家，不奢、不惰。

在祖父母的引领下，这个家真是“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

我和妹妹张铭淑，二、三岁时先后失去父母，是祖父母、姑、叔抚育长大。跟在祖父母身边，他们和风细雨、以身作则地教育我们。

抗战胜利后，我和妹妹张铭淑随祖父母回到武昌珞珈山，住在1936年建的小土屋“思旧庵”。

家中小堂屋北墙上挂的是“科学补习所”牺牲第一人王汉的画像。祖父还有一幅刘静庵先生画像，比较大，堂屋北墙上挂不下，时常拿出来给我们看。

他们都是湖北民主革命最早牺牲的烈士。祖父深情地看画像，给我们讲他们的革命故事。

1947年，祖父由南京开会回来。一天把院门上的“思旧庵”木牌换成“耻庐”，我就问这是为什么？祖父说：“我们在前清革命，是想国富民安；国共合作后做官还是想国富民安。几十年来，我们不仅没有治理好国家，反而遭日本侵略，国威堕地，实在是羞耻的事！”我说，日本不是投降了吗？祖父说：“那就应该国共合作把国富民安做好。这次在南京，我提议国共合作，竟有人说这提议是秦桧。他们这是在祸国殃民。我深感与他们同僚实在羞耻。决定回来把‘思旧庵’换成‘耻庐’。”

夏天，太阳下山后，搬竹床竹椅到屋前小禾场乘凉，看到屋后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祖父母就爱给我们讲当年三姑妈住在“思旧庵”、在武汉大学上学，天再热也在屋里看书的故事，激励我们学她。

……

这样的潜移默化故事很多。

1955年暑假，我和堂哥张铭瑜到北京。祖父让我们去天安门、故宫……参观外，还特别让我们去看西直门内崇寿寺。回来后，祖父给我们讲去崇寿寺的意义：

那是“五四运动”后，为寻求救国道路，1921年，祖父将几亩薄田卖掉多半，举家迁往北京，就在崇寿寺租东厢房3间居住。祖父说，现在去崇寿寺看，我们家比20年前好许多，你们要以此为戒，日后千万不可以骄奢。

当时的北京，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发展很快，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一时有数百种。北京处于百家争鸣之中。

祖父结识了李济深、蔡元培、林宰平、梁漱溟等先生，并见到辛亥革命同志熊十力等先生……

秋天，祖父带来的钱用完。生活十分窘迫，没有办法，二月初，滴水成冰，祖父只得脱掉身上的棉马褂去典当，旧棉马褂只换来银两三钱。第二天，又不得不脱掉棉袍去典当，旧棉袍换银两一钱五分。棉衣典当出去后，哪里有钱赎回，典当凭据一直存放手中。1931年祖父从浙江省主席退下。1934年清理书籍，发现这两张典当凭据还在，立即请人裱装，然后悬挂在家中堂屋里，用以警示子侄辈。

我于1957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一般专业学制5年，我们5年半。1963年1月毕业。在1962年暑假期间，我回北京。祖父对我说，他已经年近90，有人劝说，身边多一个亲人照顾就好一些，建议他让我毕业回北京。祖父为此说，他不会托人调我回北京，要我服从分配，派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去了以后牢记“多行善事、莫问前程”。

我被分配到沈阳某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听祖父的话努力工作。因此在国务院1990年决定设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后，于1992年即享受这个待遇；妹妹张铭淑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服从分配到天津美术出版社从事编审工作，编审出版《中国壁画全集敦煌篇盛唐》获金奖。

1948年春天，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全面进攻难以为继，改变为重点进攻。七月，蒋介石聘祖父为国策顾问。聘书及薪俸领条直接寄到家中。虽然国策顾问位高俸厚，祖父立即写告病的信函，将聘书及薪俸领条直接退还蒋介石。事后，祖父题诗一首：

     纷 纷 桃 李 属 春 官

     惟 有 琼 枝 犯 岁 寒

     自 向 商 家 调 鼎 味

     何 妨 风 雪 卧 袁 安

             民国三十七年    初夏 

我读不懂，就问祖父这诗的意思。祖父告诉我：现在国家正在大变动，好比冬天快要过去，春天要到了。我们要学岁寒三友。你知道三友是什么？我说，你教过的，是松竹梅。祖父说，这个时候要注意国家的事，不可以只看国策顾问地位高、钱又多，他的官再高也做不得、他给的钱再多也不能要的。你听明白了吗？当时我好像明白了，又不太明白。

1949年，在武汉为保境安民，七十五岁的祖父多次与白崇禧当面针锋相对，还领头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叔叔、姑妈们想到前几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的前车之鉴，十分担心祖父的安危。武汉解放后，祖父回家，我和妹妹告诉祖父，那几天叔叔、姑妈们的担心，祖父说，史上凡是两军交战，一方败退，散兵、游勇乘机烧杀抢掠。“救济会”成立了，可我们无一兵一卒，如何面对散兵、游勇实现保境安民，一时没有头绪。我和李（书城）爷爷他们寻找解决办法，哪有心思去想自身安危。现在想想，古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有五了，活也是他、死也是他。祖父这么豁达，轻松的言谈、笑容，至今还如昨天。

1949年9月，祖父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天珞珈山大风，“耻庐”突发火灾，风助火势，屋顶、窗都着了。“耻庐”附近农民纷纷跑来灭火，损失不算大。只是祖母一人几次进入火场抢救被褥等，被严重烧伤。姑妈将这次火灾、祖母烧伤情形函告祖父，想祖父回来。可是，祖父把国家的事放在前面，回信要求姑妈好好照顾祖母。

自1904年至1949年，每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祖父张难先总是义无反顾离开家，舍生忘死投身其中！

这就是祖父母锻造的家教家训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