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46周年前，党旗下，我作为一名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举起右手宣誓时曾暗暗立下誓言，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父亲叶培元1951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担任沔阳县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长，县公安局秘书、政法党组成员，沔阳县委组织部支部教育工作组组长，沔阳县通海口区区委副书记，通海口区区长兼区委副书记，沔阳县电油厂党委书记，沔阳县广播站副站长，沔阳县公安局正局级侦察员。不管在哪里工作，他始终以焦裕禄为榜样，始终两袖清风。

父亲于2014年10月19日因患结肠非霍奇金淋巴瘤晚期病逝，享年86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9年多了，回想他艰苦卓绝、历经坎坷、丰富多彩的一生，我们常常感慨万分。作为“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共产党员”，父亲对党的忠诚、对所从事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排除一切艰难困苦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人情怀，永远激励着我不畏困难，奋勇向前。

（一）

1951年初，父亲在沔阳县彭场镇土地改革运动中参加工作。1952年7月，父亲调沔阳县公安局工作。期间，无论是禁烟禁毒、追捕外逃，还是取缔反动会道门、平息械斗等，父亲都是冲锋在前。1954年沔阳遭遇大水灾，父亲参与组织灾民转移，负责安全保卫，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一支驳壳枪、一双草鞋，走到哪里，都是日日夜夜和老百姓在一起，吃一样的饭食，一样睡地铺，而家人的安危他不得而知，也顾不上。

1957年，父亲作为带队干部，率近百人到赵西垸农场垦荒，用血汗将大片荒芜的茅草、芦苇和数不尽的荒坟堆变成了一个有点雏形的农场。1958年，父亲带领1400余名沔阳民工支援宜昌修建宜官铁路，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全部安全返乡。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2次到通海口赴任，担负起这个拥有400平方公里、8乡1镇14万多人口的大区的生产与生活，共计10多个暑往寒来。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沔阳县委调父亲来到通海口区。

父亲曾对我说，我虽然是城镇人，但对农村艰苦生活非常习惯，这可能与我的穷苦出身有关。在长期农村工作中，我不仅学会了许多农活，同时也交了一些农民朋友，他们勤劳敦厚的品质，使我深受教育。

父亲还说，我刻苦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了解农民疾苦，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协助区委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好评。

父亲曾一度分管棉花生产。那时，全区有7万多亩棉田，是县里的重点棉产区之一。父亲每年约三分之一时间住在村里蹲点办棉花试验田，实行精耕细作、科学植棉，比面上的大田稍为先走一步，以便指导大面积生产。经常在试验田召开现场会，还常请省农科所专家前来讲课。

每年全县统一组织的大型岁修工程，凡民工上堤超过1万人以上的区，父亲必须上堤担任指挥长，一边指挥，一边参与劳动。多次防汛抗洪，父亲日夜驻守工地指挥，险情不解除，不得下“火线”。

那些年，通海口区主产水稻、棉花、油料和其它杂粮，以及牲猪、鲜鱼、禽蛋等多种经营产品，是湖北省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每年仅上调给国家统购粮（主要是小麦、稻谷）约1300万斤。

父亲长期在生产队蹲点，办试验田、调查研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常常看到，精干黑瘦的父亲戴一顶桐油漆得放亮的斗笠，白衬衣的袖子卷得高高的，脚蹬草鞋，裤腿常卷着，膝盖处是两个大大的补丁，办事、下乡总是一辆旧自行车，来去总是风风火火的。常常回想起来，仿佛就是画上焦裕禄那样的神情与状态。

父亲在通海口担任领导干部的那些年，家人及亲友从没有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那个年代，我们家在县城建设街小学附近一片极为简陋的平房小区里住了好多年，都是红砖砌的墙，顶上是油毡，盖着大红瓦。全家7口人，只有30余平方米的面积，室内地面是泥土的。家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个旧抽屉桌可以说是最好的摆设。装衣服用的是母亲从县制药厂买回来的蓝色四方形厚纸盒。 

父亲曾经下放开荒的赵西垸农场、曾工作多年的通海口区那时都是血吸虫病重疫区。不知不觉中，血吸虫病慢慢地侵蚀着父亲的肝脏。与此同时，父亲作为通海口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挂黑牌、“架飞机”，进搬运站马棚劳动等，有病不能治，致使小病拖成大病。 

1971年，父亲在沔阳县电油厂刚刚工作两个月，又受命回到了通海口区，担任“代理区委书记”。父亲带着严重的疾病硬撑到这一年的冬天，终于一病不起，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来到武汉同济医院治疗，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同济医院依据病情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一场生命攸关的大病，经过二、三年的治疗，身体有了好转。

于是，县委安排父亲到县直单位任职。这时，父亲多次向县委提出，不再负担任何领导职务，要求回到公安机关做些文字工作。于是，父亲1975年正式调回公安局，负责来信来访工作。 

为此，父亲后来在给我的书信专门说明了此事：“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人老了、病了，就要主动地让位。现在局里一些老同志认为我这样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思想境界是比较高的，是符合党提出来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精神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希望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是这种乐观精神和病后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的做法，父亲慢慢恢复了健康，又活了一个43岁。许多熟悉他的人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

1983年初，父亲接受组织的安排，出任《沔阳公安志》主编。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带领助手大海捞针一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抄录了150多万字的资料，走访各种对象160多人次，整理出20余万字的口碑资料。 

有一次，父亲在法院查阅刑事档案中，发现一段叙述日伪警察的记载。根据这条线索查找，父亲一人9天走了8个县，最后终于在黄陂县查到了此人的档案，填补了日伪时期警察机构设置的空白。

父亲说，1983年夏，他和县法院的一位干部到北京的中国第一档案馆查资料，看见那浩如烟海的史料，象一个饿急的人见着面包一样，贪婪地啃着，接连半个月看完了300卷档案。

为了节省中午要回公安部招待所吃饭往返的一个多小时，父亲每天中午就在档案馆休息室啃面包、喝杯开水，再接着去查看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里，父亲查到了好些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创办警察的历史资料和沔阳县兴办警务的重要资料等。为此，在京多日连十三陵也未去过。

在各地走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父亲总是尽可能节省开支。乘火车总是买硬座票，从不买卧铺；乘船本来可住三等舱，可总是买四等舱的票；住宿大多是公安机关招待所或小旅馆，从不住星级宾馆；在城里一律乘公共汽车，从不坐出租车。他说这样是为了节省公家的钱。

    《沔阳公安志》的编撰，使父亲受到上级公安机关的好评和表彰。1986年，湖北省公安厅、荆州地区公安处相续召开公安史志会议，父亲在大会上作编史修志及工作事迹的介绍，并荣立公安部三等功，戴上了金色勋章，戴上了劳动模范的大红花。

父亲的晚年，与书法艺术为伴，依然令我们敬佩。父亲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和酷爱，源于旧时代所受的私塾教育，那时他的一手好字就备受先生和人们的青睐。 

退休后，为了提高书法艺术水平，父亲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引以为长”的行书，夜以继日地临习汉代名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隶书艺术特色。我们常常看到，父亲创作一幅作品时，屏心静气，思绪集中，神贯双目，力聚毫端，虔诚之态，宛如参禅。

父亲对此并不满足，继而发奋学篆、学中国画，几年后都获得行家的好评。在父亲九秩之年，仙桃市书法家协会举办了“叶培元先生书画作品研讨会”；仙桃市公安局、仙桃市书法家协会策划出版了《叶培元书画作品集》。

（三）

在那兵荒马乱的艰难岁月里，父亲只读了几年小学以及一段时间的乡村经馆。解放后，父亲在四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如在通海口区生产队蹲点时住在农民家里，晚上靠着自带的油灯坚持读书学习。他常常在讲话或作报告时，旁征博引地插进一些历史典故和诗词名句，以丰富主题的内容。

我读小学时在父亲宿舍里看到，桌子上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还有《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元曲》、《红楼梦》等，还有一种薄薄的《活页文选》，上面有两个孔洞，便于读者日后用绳子装订起来。

旧社会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热爱读书学习，为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工作能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影响了周围众多的人，也深深影响了我。

父亲多次对我说，他有时拿着一本字典或词典，也能当小说读半天，而且看得那样津津有味，因此建议我把字典常带在身边、放在案头，当小说读，也将受益匪浅。后来，父亲书房书桌的左上角始终放着三本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历代诗词名句辞典》。

父亲不仅自己爱读书学习，还经常督促我们有计划地读书：“世界上的书本来是读不完的，但古今中外最基本的书都未读过，哪谈得上做学问？”

那个年代，不管我是在沔阳中学读书、在沔阳八潭公社知识青年队务农，还是在鞍钢半连轧钢厂、湖南湘潭电机厂实习，不管我是在武钢热轧厂当天车工，还是在武钢党校学习、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股份有限公司、武钢集团工作，父亲来信中最多的是勉励我把业余时间更多地用在学习基础知识、学习技术和管理科学知识上，切不可碌碌无为、虚度年华。

父亲还常对我说，要通过读书学习和自身修养，成为群众认可的“能说、能写、能干”的“三能”干部，这实际上是他自身实践的体会和经验总结。

正是我把父亲的期望落实在行动上，坚持自学文化、外语和技术知识，80年代初被树为“武钢青年标兵”，参加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大会，并当选为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正是我把父亲的期望落实在行动上，我在实践中努力做到能写、能说、更能干，30多年来发表的论文、调查报告等达百万余字，给基层干部职工讲授企业管理等知识百余场次，围绕企业重点工作常常十天半月地连续加班加点，因而逐步成熟和成长起来，曾获武钢“劳动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多种荣誉称号。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九年多了，回想他艰苦卓绝、历经坎坷、丰富多彩的一生，我们常常感慨万分。父亲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群众的质朴情怀、对文化科学的钻研精神、对艰难困苦和疾病的顽强毅力，永远激励着我们子孙后代不畏困难，奋勇向前。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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