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于现实沃土的传奇之花——长篇小说《匠者》评析

王素敏  

拿到大学同窗海忠君的长篇小说《匠者》，迫不及待地展读。好奇心吸引着我——这个多年来不曾在小说创作方面显山露水的家伙，居然一出手就拿出了一部三十几万字的长篇！现在看起来，毕业至今，他对文学的热爱从未改变过。记得大学二年级的元旦联欢晚会上，班级同学互出考题并备有奖品，我恰巧抽中了他的题目——唱一首跑调的歌。我得到了奖品，是一本刚刚面市的《1981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选》，我很喜欢，但也不得不接受它的副产品——从此以后被同学们称为“跑调大王”！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能看到海忠君那隐藏在镜片后面的智慧而狡黠的眼神。

海忠君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高原人，迄今为止，除了外出求学和到首府工作，他的生活范围始终与这片热土紧密联系。家乡淳朴的民风、民情，惬意自在的农人生活成为他最难以忘却的记忆和最为牵系的心结，而这，便是他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

在小说中，作者拾取自身乡村生活的记忆，在以现实手法描绘乌兰察布高原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寄寓着其理想情怀的村庄“杏村”以及和村子相关联的一批“匠者”。他模糊了小村发展过程中过于政治化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实影响，而着力于恬静、安逸的乡土乐园的描绘，用自己心中最温暖的笔触、最明亮的色彩刻画出了“乡村匠人”这样一批乡村文化、乡村文明的守护者，借由血肉丰满的人物和独特的乡俗民情，表现出浓厚的现实生命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

解析《匠者》这部小说，我将其概括为四个字：土、奇、巧、趣。

一、乡风乡村之“土”：

以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察布高原农村为故事背景，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底色无法脱离现实主义的因素。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水土”既是特色地域文化形成的载体，也是风土人情生成的基石，因此作家们在书写地域特色的时候，均很重视对“水土”的观照。海忠君也是如此。

 《匠者》开篇，就以简略概括的语言描绘了杏村的历史及地理风貌：

  杏村位于乌兰察布高原东北角，也叫杏东，西南行三百多公里，即可到达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角。往北三百多公里，就是中国和蒙古国的边界。明中期以后，晋陕冀鲁民众背井离乡，到内蒙古中西部谋生，杏村一带是常选的落脚地。再往北，土地更贫瘠，降水更少，农人很难立足。清朝开始垦务与增厅设治，更多内地百姓来到此处。后来当局招垦实边、恩赏拨地，乃至设立公司出卖开垦土地。最初无所谓村，人们只是跑青，春天来此夯墙搭屋，编写地号耕种，秋天收割完运粮返回。渐渐才有人定居下来。

    村西二三里，宽阔的东山坡上，有一带野杏林，在本地极其罕见。杏林南北长一百多米，东西宽四五十米，像一条丝巾，随形就势，软软地委身山坡，春夏秋冬变换色彩。老人们说，这片杏林，非人工栽种，它比村里任何一个人的年纪都大。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村子是中国农村最小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解剖一个村子，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农村的发展历史和命运走向。小说中的杏村，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角，于1940年才建村，是一个历史算不上悠久的典型“走西口村”。这里气候寒冷，每年六七月份杏树才开花；全村三四十户，不到百人。作者寥寥数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杏村农庄图。这里的土地既不同于陕北的黄土窑洞，也有异于华北的红高粱平原，它是只属于作者笔下的乌兰察布高原村庄。

地缘文化是一个地区区别于他者的重要文化胎记，如果说特有的水土滋养了一个地区的风俗民情，那么风俗民情则成为这一地区外在的文化表现形式。《匠者》不仅展现了乌兰察布高原独特的地缘文化，也描绘了与众不同的乡俗民情及土特产物。扎荒杠、挖根根、搓莜面、推窝窝、搅拿糕、蒸“钵儿头”、钉马掌、炒莜麦、和粉面等，都是内蒙古西部农村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或常见之景，或者说，是极具乡土气息的东西，作者把这些事物放入小说中，充满地方文化的“土”味，增强了人物或事件与现实的贴合度，或突出人物，或营造气氛，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腔调”。比如小说第三章的“贺大头家吃压栈糕”一节，就将地方风俗和土特产品关联在一起，进行了集中描写。内蒙古西部农村，凡有重要节日或重大事情，讲究吃“油炸糕”。所谓“压栈糕”，就是在盖房即将竣工之时吃“油炸糕”，是盖房重大事件中一道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因此，贺大头夫妇格外重视，贺大头更是早早套上驴车，将岳父岳母搬来共同庆贺。不想因生性吝啬，在盖房过程中慢待了泥瓦匠，于是泥瓦匠们开玩笑式地将新房的烟道用两团湿柴死死堵住，以至于贺大头家的“压栈糕”吃得很不顺利。人们一时之间被弄得烟熏火燎、手忙脚乱，但这并没有影响主人和客人的心情。主人在邻居家的锅灶上完成了炸糕，殷勤地招待客人们吃喝，客人们也不计较礼仪甚至有无座位，“端着菜碗菜盘，夹着油糕，或站或蹲，或走或串，吃将起来”，并打趣地将有烟熏味的饭菜称之为“柴沟堡的熏肉味”。连家养的动物们都有了难得的口福：“猪狗羊猫满院溜达，挑来拣去，有甚吃甚，吃甚有甚，难得的自助大餐。”欢乐的贺新房气氛就这样在作者诙谐的笔调中达到了高潮。

方言土语的使用也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语言，既受晋陕方言的影响，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作者从小生长在农村，乡村文化的元素已浸润到他的血液里，因此在书写的过程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将稔熟于心的乡村语言铺展在文字间，来反映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匠者》在尽可能地考虑读者阅读感受、消除语言障碍的基础上，擅于利用方言土语来拉近读者和文本的距离，使得小说的语言更具亲和力，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显得熟悉和轻松，给小说营造了一种颇具现场感的乡村生活化气息。比如，把“扔”说成“摱”，把“触打”说成“厾”，把“蹲着”说成“圪蹴”，把“屁股”说成“叾子”、“叾蛋子”，把“感冒了”说成“撇着了”，把“不正经”说成“老没调”；用“痴忨忨”、“黑愤愤”、“失不嘻嘻”“哼五咄六”来形容人的脸色或神态；用“闪深踏浅”“绝气马爬”“水淋摆带”“烧筋不连”表现人物狼狈不堪的样子；用“七零打烂”“四撒五曳”来表示人或事物的一团零乱；用“黑朽烂蛋”“黏糊抹碴”“歪七侃八”形容人或事物的不堪入目；用“惬惬儿”“踅刻”“登打时”“煽巴两下”表示时间的恰好或快速……这些方言土语的使用，让凡是在此种语言情境中生活过的读者倍感亲切，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则在小说陌生的语言表达中找到了新鲜感进而增加了阅读的兴趣。正如东西所说：“写作除了故事、人物的陌生化，也需要语言的陌生化，更需要准确表达情感的词语。当我们的情绪无法表达，或者写得词不达意的时候，方言里也许就有我们的情感对应。”

作者还喜欢在他的小说中加入俗语、歇后语、民间谚语等带有浓厚泥土气息的语言形式。如“高高山上一根棍儿，好活一阵儿是一阵儿”“下雨尿裤子，一连二是个湿了”“碱土地下埋，地皮白花开”“鼓匠吹灯，无比轻松。铁匠生火，柴杂混草”“铁匠反过手，养活四十口”“是匠不是匠，需要好作仗”“人活脸，树活皮，墙头活了一把圪抓泥”等，都通俗易懂，富有乡村生活气息。虽然在表达上也许不够规范，但确是从地道的民间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和调侃。

大量的地方曲词的运用，也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如第十八章《杏花酒盅》中对田老汉夫妇过往经历的回顾，作者采用的就是让四鼓匠以“呱嘴”的方式说唱出来。“呱嘴”是内蒙古西部特有的文艺形式，大致相当于“快板”，虽使用方言，但每句的字数和每段的句数并无拘泥，视表达情意的需要而定。四鼓匠的这段“呱嘴”，共31段，其中七字句和四句段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在本章中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可以看出是作者的有意设计。小说在介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乌兰察布乡镇风貌时，同样选取了这种形式：

后山一地叫土城，

战天公社斗地村。

村村不大大，

多见石头少见人。

公社板蛤蟆，

供销社骡马拉，

营业所摩托多，

粮站老鼠爬，

邮电局拍电报，

兽医站咯咯嘎。

作者选取这种幽默俏皮、轻松活泼的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把生动的民间口语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了杏村人们乐观旷达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土”味。

以上此类极具乡土气息的描写，给读者造成强烈的代入感，仿佛置身于杏村的土地上。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正因为杏村描写植根于现实的沃土，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所以小说的人物刻画尽管传奇色彩很浓，却并不显得浮夸或虚脱，而是达到了稳健扎实、可信度高的效果。

二、乡村匠者之“奇”

《匠者》这部小说，既不讲述历史，亦不立足都市，而是选择广袤的乡村大地，以日常起居和生活事件构成了一部塞外乡村各类手艺人的传奇。中国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村人们会因血缘、宗族、地域等而团结在一起。如果既没有血缘也没有宗族的捆绑，那么地域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凝聚作用，一个村庄或者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团体。杏村就是这样一个团体。牛、杨、马三户逃难的人家成了这个村子最早的居民，各类“匠者”构成了本村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自己的技艺便可满足村人的日常所需。“匠者”们在村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些手艺人不同于其他农民，一技在手,在村里的身份仅次于干部。”作者借七鼓匠之口，笼统写出了乌兰察布高原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活动着的各类“匠者”行当：

     七鼓匠记得，当时常在农村干活的有铁匠、木匠、皮匠、毛毛匠、泥匠、瓦匠、石匠、笼匠、钉鞋匠、画匠。还有些手艺人是外地的，过很长时间来一次，钉盘碗儿的、弹棉花的、修锁配钥匙的。教书匠，本地人一律按乡规尊称为老师。看风水的，叫作阴阳先生。

这些行当人物，大多数出现在了后面的情节中，如铁匠、木匠、皮匠、泥匠、瓦匠、画匠、教书匠、钉盘碗儿的、阴阳先生等。还有上文没有提及的鼓匠、粉匠、炸货匠、种菜匠、制衣匠、车马匠、裱仰层匠、炒莜麦匠等也纷纷登场，共同构成了杏村的“匠者”图。

   杏村的匠人们，个个都令人称奇。他们有的以行业技艺见长，有的让人唏嘘人生的遭际和命运，有的则似乎天生与各种稀罕物件有着不解之缘。拥有神奇的技艺。小说中有既能打传统大红柜又能做时尚梳头匣的八木匠；有既能修精致的香炉、小巧的印章又能钉熟皮子大缸的钉盘碗儿；有既能给不听话的马钉马掌又能制作精巧的小碾锤和带机关门闩的霍铁匠……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大鼓匠的“无哨唢呐”吹奏。这位“清高儒雅，才艺出众”的旧上海昆曲界“葛旦”，大半生在大起大落、颠沛流离中度过，鼓匠班是他最后的生活来源和精神倚靠。在眼看鼓匠班即将丢丑继而丢掉饭碗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以舍命的姿态拿出独家绝活：

没有过多的铺垫，没有技巧上的炫耀，

唢呐声低沉悠长，情真意切，一眨眼就压制了全场。

唢呐声时而像牛羊哀鸣，时而像鸟雀述说，

时而像乌云低垂，时而像雪花飘舞。

人们一会儿被带上高山，一会儿被引入低谷，感受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妙之声。

    大鼓匠的神奇绝技，虽令他几乎丧命，却保住了鼓匠班的饭碗和声誉，赢得了周围人们的敬重。拥有传奇的经历。小说中“玉骨沈记”一章中的沈家、“为衣为裳”一章中的郝裁缝、“通达之御”一章中的古车豁子均是此类人物的代表。最令人感喟的是田老太。她本是中原一带人，因家庭穷困，父母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含泪将她嫁与远乡从未谋面的田老汉为妻，嫁妆只有家里一柄舀了30年粥的铜勺。被捆缚上马到得婆家的田老太不肯圆房，甚至弄折了用来护身的铜勺，致使铜勺头、把分离。好在婆婆一家性情宽和，丈夫又仁厚体贴，才使田老太逐渐体会到夫家的温暖。但夫家的生活也不宽裕，她得了急病，小姑卖掉铜勺头换回药品救了她的性命；村里来了卖柿子的，看着小姑小叔渴望的眼神，她用对家乡和娘亲最后的念想——铜勺把，换了一个柿子给他们。为了讨生活，田老太夫妇来到了西口外的乌兰察布高原，由于在风雪草原上迷了路，怀孕三月的她没能保住自己的孩子并且从此不能再生育，田老汉也被冻掉了几根手指。到了杏村以后，日子才逐渐安定下来，田老太凭借着自己从家乡带来的压粉条技艺，成为杏村众匠者之一。而她一直随身携带的“杏花酒盅”，也让她在多年之后和故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历尽坎坷的田老太终于有了一个令人宽慰的结局。

      拥有新奇的物品。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紫丹了。这个天津来的“插队知青”，凭借自己的知识，在偶然的机会成为了杏村匠者中的一员——教书匠。作者没有接续前文写她喜欢咬文嚼字的说话习惯而继续其教学传奇，却笔墨转换，让她不断以各种杏村人罕见的物品示人，从而激起了读者猜谜一般的兴趣。比如，紫丹做旗袍，而且是真丝的；紫丹有香炉，而且有钉香炉的银丝；紫丹有上好的紫狐皮，而且有丰富的狐皮知识；紫丹有“从娘家带的几册古书”；有“雕版印刷”的《鲁班经》；有军用钢板材料的炮弹皮；还有似乎随时都可以拿出来送人，而且永远拿不完的丝绸手绢……这一切，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她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读者就在这欲要一探究竟的心境下，深深地迷醉在小说的情节里。

    关于小说与人物，书中有一句话：“小说就是瞎说，看你说得奇不奇”，这句话也许道出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在现实的基础上抒写传奇。作者写乡村匠人的日常生活，带有地域色彩、时代特点，把生活以艺术的手法搬上小说的舞台，在虚构之上构成了时代和人物的真实。同时，在对这些普通“匠者”的生存状态和个性特征进行描述时，又加进了许多超越现实的传奇性因素，尽其所能地发掘出人物身上所散发的温情和暖意，形成了对理想故乡的诗意表达。

三、布局谋算之“巧”

这部小说的布局谋篇，体现着作者的独思巧慧。首先，作者选取了“花瓣式”的叙事结构，而对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则进行了模糊处理，有些甚至需要使用“推理法”才能获知。

 小说共二十二章，作者并没有按照寻常的编年法来叙写，而是以各行当匠人们的生活故事来组织材料。这其中，三画匠和七鼓匠起了重要的串联作用。如小说第一章主要叙述鼓匠班的故事，核心人物是大鼓匠葛源递，但作者却从三画匠和七鼓匠写起，并介绍他们“先后生于1962年和1963年”，到三画匠戏耍鼓匠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能独立画墙围、七鼓匠也拜师学艺有一段时间了，然而从他们的顽皮和对性的懵懂来看，应该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少年，据此推测，时间大概是1975年左右；第八章写铁匠霍铁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七鼓匠十岁时，从废旧家用喇叭上抠下两块磁铁，一时成为镇身之宝，时刻不离手”，引出了铁匠的故事，也道出了故事发生的年代——1973年；第九章写制衣匠郝裁缝的故事，也与七鼓匠有交集：当七鼓匠拿着柳叶答谢他的一块布料来找郝裁缝时，“他已经虚岁十五，到公社念书，有生以来没有做过一身新衣”，这是1978年了。与之相类的还有第十章写车马匠古车豁子的故事，年代是七鼓匠10虚岁的时候；第十一章写教书匠们的故事，年代是七鼓匠10虚岁，蹲班上二年级的时候；第十二章写种菜匠李大爷的故事，其中智擒偷菜小学生是在1969年，三画匠、七鼓匠刚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可见，小说故事的发生年代，集中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也就是三画匠、七鼓匠的小学至中学阶段，而这一阶段，也大部分是中国历史上的“文革”时期，因此，如何选取叙事视角对于形成作品的基调十分关键。一般而言，中国农村是受“文革”影响较小的地方，因其本身相对闭塞，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信息的传递具有滞后性，人们对于时事政治的关心也位列于吃饱穿暖之后。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关心政治的积极性远低于谈论村里的家长里短。于是，《匠者》化重为轻，采用“花瓣式”的叙事结构，有意模糊了历史背景，为读者营造出一幅恬静和美的乡村图画。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作者采用一种“生活流”式的写法，常常选取一个个生活片段来展开叙述。这部小说的整体叙述结构，就好像是一朵由众多花瓣组成的鲜花，打破了时间顺序，呈并列式地随意连缀和自由拼贴在一起。可以说，它是对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结构的的一种消解。但是，这种“花瓣式”，又不是毫不相干的故事片段的简单堆积。事实上，小说文本通过两个人物——三画匠和七鼓匠，把这些无序的故事片段串联起来，使它们具有了一种有机联系，进而形成了疏密有致而又自成顺序的整体结构。

第二，“闲笔”的使用。

作者擅于控制叙述节奏，《匠者》整体叙述不急不缓，娓娓道来，写到紧关截要之处，并不奔突直入，反而有意宕开一笔，转而叙述别的事情，形成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方式。如《音画退狼》一章，写到七鼓匠、三画匠两个少年在草原上遭遇狼群，在五六只狼的围攻下，二人四面受敌，无处可逃，七鼓匠吓得尿了裤子，他们先是躲闪，后是描画成虎豹，再后来吹起变调的唢呐……七鼓匠嗓子吹干了，群狼还是没有退去。他只好喝水准备再吹。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作者笔锋一转：

三画匠突然想起一个笑话，说一个鼓匠想把东家一盆子莜面糊糊喝完，就假装和东家的小孩子打赌：“亲根儿，你说大爷能不能把这一盆子糊糊喝完。”小孩儿看看盆子，看看鼓匠，看看鼓匠，看看盆子，奶声奶气地说：“不能。”话音未落，鼓匠端起盆子，只见苦腮鼓一次，板一次，一盆糊糊就不见了。那孩子大哭起来，一来怕把鼓匠大爷撑坏，二来一盆糊糊都叫鼓匠喝了，自己的晚饭在哪里？

将读者从紧张的场景调度回来，稍作停顿、歇息，才转入狼群退去的情节发展，显得缓急有序，也标识着作者掌控叙述节奏的能力。类似的处理还有多处，如紫丹钉香炉时插入娃娃们套鸟的情节、大规模军演中插入“编棍儿”的情节、贺大头家众人慌乱救火时的“众鸡”插曲等，均起到了“闲笔”不“闲”的作用。

四、情节言语之“趣”

    海忠君在小说的情节和语言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探索。他借助地方方言，加上自己构思、表达的创新和个性化的修辞，形成了《匠者》别具一格的情节言语特色：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小说中有不少可称之为“段子”的情节，如七鼓匠被唢呐砸中昏迷不醒，最后唤醒他的居然是一颗含入口中的“糖蛋儿”；裴特派员要将古车豁子家的鹅杀了吃，古车豁子夫妇既不愿意又不敢反抗，于是就提出让裴特派员在三十步开外用枪打。裴特派员先用卧姿开枪，把子弹射在了五十步开外的厕所断墙上。巧的是田老汉正在厕所“方便”，吓得手提裤子窜了出来。特派员再改为跪姿射击，仍未击中目标。鹅们见状大怒，“遂脚底使劲，双翅发力，脖项扭动，板嘴大开，七抓八挖，摇摇晃晃直取特派员脸面”，几匹拉车的梢马也险些受惊失控。特派员三拉枪栓，改为站姿。这最后一粒子弹差点打在自己的脚上。特派员羞愧难当，溜之乎也，鹅得以活命；还有李大爷的小毛驴自由恋爱的情节；老民兵和古车豁子同吃馅饼的情节；愣韩给队长送鸡蛋的情节；那如这偷吃“高材生”炒面的情节等，都写的风趣幽默，令人过目难忘。虽然作者所选取的小说历史背景，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多事之秋，但在书写过程中，作者却没有一味堆积乡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元素，而是如其所言，将笔下乡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苦难、善良、乐观、有趣、文化”的联袂表达。

小说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也尽显“趣”味。一是对谐音词语的巧妙使用。如果说第六章发生在八木匠、三干头和紫丹之间的“老”“小”牲口之辨还未免流俗，那么第十四章的“屁爱吃纸”可谓是神来之笔：愣韩从一位老矿石勘探技术员那里听到了一个新鲜词语“屁爱吃纸”，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照搬给别人听。此时的读者也是云里雾里。然而作者并不急于揭开谜底，直到本章末尾，才由水利局的化验员说出：“你还知道ＰH值？”——原来是PH值！这样的笑话，放在从没学过文化的愣韩身上，既符合人物形象，又令人忍俊不禁。

二是对动物的拟人化描写。作者写狼群对两个少年围攻、戏耍时的神态：“小母狼莞尔一笑，鄙弃地闪了出去，扭腰儿折背，犹如摩登女郎”；写临终的老鼠：“耗子渐觉喉头疼痛，气息奄奄，一丝游魂堪堪荡出血肉之躯。耗子临死也不知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老头却不吱声不言语地就送了它的命。”让动物以人类的方式思考、说话和行动，构成了小说的言外之“趣”。

  三是使用精心调整后的俗语、歇后语等，扩大了语言的张力。在小说中，作者经常对一些约定俗成的固定词语进行调整，使之更贴近所描写地区的现实生活，带有浓厚的地方乡土气息，也给小说平添了不少阅读的乐趣。如“十指连心，一尾牵肝儿”“兔一思考，雕就失笑”“数覆之车，哪有完卵”“久钉马掌铁，没有不挨踢”“宁吃熟山药一颗，不吃生蔓菁半口”等，其他还有“安享鸟生”“兔生艰难”“天炉合缝”等亦属此类。这些幽默滑稽、犀利俏皮的“趣”语，为作者的写作涂抹出独属于他个人的语言色彩，产生了“陌生化”的表达效果。我提前看的《匠者》电子版，设有“微信群对话”，正式出版时删掉了。因其新颖独特，在此作一介绍：《匠者》在“序言”部分及每一章的结尾处（第十六章除外），均设有“微信群对话”，这种与时俱进的篇章结构形式，不仅因其“新”而大抓读者眼球，且还有着非常实用的妙处：将微信群里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设置成与书中故事有密切关联的人物，有的本人即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简亦繁（三画匠）、那如这（七鼓匠）、紫丹、黄丫头、巧灵、李亚、小李、空实、江凯等，也有本人虽不是主要人物，其长辈或家族却是小说重点的皮来（三干头之子）、杏树（贺大头之子）、京生（大鼓匠养子）、沪生（大鼓匠养子）、沈油（沈记麻花传承人）。这样一个微信群的建立，一是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让人恍惚当中觉得人是真实的，村是真实的，发生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二是微信群中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的补充，增加了故事的完整性并和“现实”接轨。如“堵唢呐哨”事件发生后七鼓匠所受的“蹲厕”惩罚、老牛梳头匣子的结局、马裱匠和二没眼的离奇谢世、小个杨夫妇的失踪案件、队长的葬礼、田老太夫妇和老牛的后续故事、紫丹夫妇的晚年天津生活、大鼓匠二鼓匠“目前”的生存状态甚至杏村的现状和“当下”的疫情状况等等，都通过微信群人物对话进行了补充交待；三是将微信群人物作为“读者”写进小说中，他们既是当事者，也是阅读者，既能对小说中发生的事件进行纠正、干预和补充，如简亦繁建议第七章“把1976年的几件大事，比如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逝世，唐山大地震，在杏村的反应写一写”、第九章“最后一部分写五鼓匠，放在这章里显得突兀”等；同时，也将作者的身份进行了介绍：他是简亦繁、那如这的高中同学，现在“县里工作，包联杏村，对杏村了如指掌。全县并村，土也竭力主张保护乡土文化，正好和大鼓匠、那如这配了套”。这样的写法，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距离，调动了读者参与故事创作的兴趣与积极性。如果说《匠者》尚有可供斟酌之处，我认为一是如小说中的简亦繁给作者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些重要历史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杏村引起的反响，应有适当的正面描写与叙述，不能一概模糊处理，否则易使作品显得轻巧有余，厚重不足；二是对于一些过于“土语化”的如“叾子”“撇着了”“大辣辣”等词语，应加以适当的注释，以适合大众阅读。正如作者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言：“方言土语还需慎重处理，一是建议查找搭组更加准确的字词，二是有音无字之字要寻找意义最接近的字并作注释。”这里的“一”作者做得很好，“二”则有些美中不足。

总之，《匠者》是一部显示着作者不俗功底的好作品，但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漫漫之路来说，奉献出《匠者》的海忠君只是刚刚踏上征途，我们期待他描绘更广阔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