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润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我来到这个精彩纷呈的人世间时,正值社会主义新中国战后人囗恢复高峰期。就连我们的小山村,那一个个古老贫穷破旧的土窑洞里,也经常传出婴儿呱呱坠地的声音。许多年轻的家庭都是几个或者十几个孩子。那个年代,每天清晨大人们出山劳动,紧随其后的是一群一群的孩子们也从土窑里爬挖出来。大孩子们已经扛起农具,赶着牛羊,喜气洋洋的唱着山歌跟着大人们下地劳动,他们在为自己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合格的受苦人(农民)而高兴!小一点儿的学龄少儿则蹦蹦跳跳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唱着《东方红》,为了未来的祖国和理想而奔向学校。剩下的就是老人和我们这些小小的“留守儿童”。老人们在庄院里的老槐树下卷棉花卷、纺线线、拉家常;当然老人们更重要的责任就是照看留守儿童。我们这些学龄前的留守儿童则是在庄院里游来荡去,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了!大人们和哥哥姐姐们都出山的出山(下地干农活),上学的上学去了。老人们看管我们,也就大概看着点,别出危险就是了,那时候我那地方农村治安好,没有人贩子。我们跟着留守儿童中的哥哥姐姐们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尽折腾。
我们家一直是弱势,一是父亲殁了;二是富农成分;三是家里太穷。再加上我家大人小孩都善良老实。所以我和润美裹在孩子群里挨打受气少不了。好在那时侯一庄一院的农村人不在乎这个。老人们的说法是娃娃们相互间越打越皮实,有利于长大走向社会。孩子们群里更多的是大的打小的,小的再打更小的。但是实实在在地讲,我没有怎么挨过打,主要应该是我太弱,不值一打吧。还有就是周围的老人们普遍的怜悯我这个可怜虫。大人们的怜悯往往影响着孩子们的思想行为。我体会到了老人们给我带来的好处和温暖,所以我在平常特别喜欢主动接近老人们,讨好老人们。比如说,老爷爷要下炕了,我会赶紧帮老人家把鞋子拿过去;老奶奶要挠挠,我赶快把挠挠给拿过去,找不到挠挠,我会用手给老人们挠痒痒。时间长了我周围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也养成了习惯,遇到跑腿和动动小手的事情就叫我。当然我有了麻烦事,老人们自然就会保护我的,在老人们看来我是个好孩子,不应该让捣蛋鬼们欺负。我就是这样像原始森林里的小生命把自己涂抹成“森林颜色”,保护自己!我的童年养成的这种“天性”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平安渡过了人生。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胆子小,贪欲浅,省事,不惹事。有时候偶然碰上硬茬,也是想方设法对付过去。就在上学前一年吧,一个大我一岁的大哥哥找我的茬,他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有一天他叫我,我没理他,他叫我帮他搬东西,我没有帮忙,好像还说了句伤害他的脏话。他说他要打我。我知道我遇上了狼和小羊的故事。于是我灵机一动,我呲牙一笑说今天不能打,而且是为你好,他疑惑地反问我为什么?我指一指不远处我大哥家的门对他说,看见没?我哥家的门开着,说明我哥在家呢。你打我,我哥看见了,肯定会跑来收拾你的。于是,他很没趣的问我怎办?我说,等我哥走了以后再打呗,于是一言为定。从此以后我想方设法躲着他,过些日子也就忘了。有一次,一个家伙抓住我的衣领,要动手,我认真的对他说:“你不能打我!”他反问:“为什么?”我说上一次你爷爷病重,我母亲让我把我家的一包冰糖送给你爷爷,你爷爷奶奶非常高兴。我知你对爷爷好,可是我也对你爷爷好啊,我见了你爷爷也亲切的叫爷爷呀!你要打我,必须先去问你爷爷同意不。于是乎,他垂头丧气的走了,儿童就这么简单、直白,因此我们常说:“真如赤儿!”就是这个哲学道理!这两次的成功避险使我学会了逃避挨揍,也学会了应对这类事情。我逃避挨打的本事慢慢被大人发现了,大人们还发现我不欺负小小孩,还喜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这可不是小事情。在大人们的鼓励下总有一些小一点弱一点的小伙伴跟着我,我天生爱讲故事,也会讲故事,我的故事都来源于我家麻油灯下老奶奶的讲述。

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并找到了一个抵抗饥饿的方法。使我成为了小伙伴们中的中心人物。一天我找了一条绳子拴在一个半尺高的小木棍上,用木头棍把一个筛子支起来,筛子下面撒点小米,等待麻雀到筛子下面吃米的时候,躲在树后的我猛的把绳子一拉,总有几只倒霉的麻雀被扣在筛子里。我用单子围着筛子的下边,小心翼翼的把手伸进去抓住麻雀,用绳子拴好,我提着麻雀,在小伙伴们的簇拥下来到小河边。这时候我成了总指挥,我向他们发布命令:张三回家拿火柴、李四回家拿盐,王五带几个小伙伴弄柴火,刘六帮我弄泥巴。我们打着一堆火,把几只倒霉的麻雀用泥包裹起来,放在火上烧。倒霉的麻雀就这样被火葬了,我们像烧土豆一样把麻雀烧烤熟了。我指挥小伙伴们在河滩上洗出一块大石头来,模仿村长主持分牲(逢年过节村里集体宰杀牛羊分享,叫做分牲),我们按人头把麻雀肉平钧分成份,排队领取。就这样我们的建立起了我们小人国的原始社会人民公社。后来我准备了原始而简单的灶具,把我家冬天存土豆的一个小小山窑作为我们的窝点,我们在这里过家家。我们捕捉麻雀、鸽子、田鼠,兔子等等野生小动物。抓不到小动物的时候就弄些土豆、玉米、南瓜等蔬菜煮着吃。这时候我是掌勺人,分配食物的主事人。
在我们的小山村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也就一二十个。女孩子占半数,她们像绵羊似的天天跟着妈妈或者奶奶钻在家接受“有女媳,教她们,勤为织纺”的传统教育。就是我们十几个小光头小男子汉,天天像脱缰的野马,到处折腾。有这么几个小故事:那年初夏的一天。我们九个小男孩,一心想抓山鸡煮着吃。于是,跑到大人们经常抓山鸡的一个名叫山鸡沟的地方,这地方有点远。我们到山鸡沟折腾半天,连一根山鸡毛都没有看到。大家又累又饿又泄气。这个时候小伙伴石头指着绿茵茵的地方说:“快看,胡萝卜地!”所有的人眼晴一亮。我们找到吃的了。紧接着便是一阵无知无畏的糟蹋。因为当时萝卜还没有成熟,大部分像筷子粗细,最粗的也就是像我们的手指头粗细。我看大伙把拔岀来吃不成的萝卜扔在地里太扎眼。我多了个心眼,我对大伙说:“拔出来吃不成的再插进去!”我们基本上把那块巴掌大小的萝卜地糟蹋了一遍。天气太旱,大部分再插进去的萝卜苗子后来也干死了。受害者是邻村一户贫农代表。这家人最终把这事查了个水落石出,并且找上门来。后来由两村的村长出面,我们九家的家长给人家赔礼道歉照价赔偿。

石头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他和我们一起玩,从不吵架,受了委屈总是暗自伤心难过!我们都同情石头。可是石头几天没有来找我玩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到他家里一问才知道,石头家遇到点麻烦事。石头家邻居乞大爷家剜菜苗的小铁铲不见了,乞大爷硬说是石头借走了,一直没有还给他家。石头说他没借乞大爷家的铲铲。乞大爷还吹胡子瞪眼的,那意思只有小孩才会错,大人是不会错的,尤其是乞大爷这样的人更不会错。乞大爷在旧社会是个乞丐流浪汉出身,天天拿个瓦窑堡出的那种唢呐,碗大杆长,吹起来像牛吼一样。走到你家门口先用小唢呐吹上一曲《塞上风》。你多少得给他施舍点打发他走就好了,否则他在你家门就吹起了大碗唢呐,威慑你!现在乞大爷翻身当家作主了。牛气的很,在小山村说一不二。石头的父母老实巴交、胆小怕事。一边给石头施压让石头找小铲子,一边窝窝囊囊准备买个新铲子赔给乞大爷息事宁人。我们知情后都很生气。石头说他没借乞大爷家的小铲子,我们都相信石头。大家坐在树下讨论怎么帮助石头。有的伙伴建议我们凑钱帮石头家买个铲铲。有个别小孩建议到别的菜地里偷一把铲子让石头还给乞大爷家。我坚决反对偷别人家铲子帮石头还给乞大爷家,因为我说不清楚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很危险,万一乞大有所觉察,把是非弄个水落石出,我们都会被一锅烩。所以,我建议大家应该帮石头找到乞大爷家丢的那把铲子。我一五一十的给伙伴们做了安排。那天下午,我们找到乞大爷的两个小孙子一起玩。我们躲猫猫,过家家。大家在玩的时候就跑到乞大爷家里和院子里躲猫猫。其实我们是在找乞大爷家丢了的铁铲铲。我们在乞大爷家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正在大家都失望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大头上厕所了。大头没有到乞大爷家厕所里边去,而是跑到厕所后边灰土粪场的墙夹角处方便去了,结果一泡尿冲出个小木把。用脚一踢,发现了乞大爷家丢失的铁铲铲。大头提着裤子,一脚把铲子从厕所后边踢出来。乞大爷的小孙子拿起铲子边跑边向爷爷奶奶报告:“爷爷我家剜菜苗的小铁铲找到了!”
在我六岁的那一年,一天早上,大嫂给我拿过来一条补好的裤子说:“老五,把你的‘露裆裤’换下来,穿着这个,跟我去上学!”其实我早就不穿露裆裤了,大嫂是开玩笑哩。我的裤子穿的时间太长,后面磨开两个洞,我灵机一动把裤子前后换过来,前面遮掩一下。人们就看不见破洞了。
我上学了,大嫂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我很高兴!大哥大嫂的第一个孩子雪梅还在吃奶。每天去学校的时候,大嫂抱着女儿。我替大嫂背着一个布包,包里全是大嫂母女的必须用品,跟着大嫂这样上学,我有一种优越感、而且很得意!可惜好景不长,开学一个多月,大嫂就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我们的老师换成了白老师。白老师是大哥大嫂的同学,白老师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清涧有名望的教书先生。
我们的学校很简陋,黄土坡下一排九孔简单的土窑洞。九孔窑洞是这样的布局:校园东边的两孔窑洞是老师的办公室。窑里有小小的火炕,脚地上的桌椅板凳都是村民捐献的,七凑八拼,层次不齐,看上去有点不配套。剩下的七孔窑洞,最西边一孔窑洞已经破烂到门不门窗不窗的程度。破门上有“危房勿靠近”的字样。再剩下来的六孔窑洞,从东到西依次是一到六年级的教室。学校各教室里的课桌、黑板、校园里的乒乓球案、语录牌、校园凉椅坐凳都是清一色清涧石板做的。家乡有一句俗话叫做:(“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瓦窑堡就是今天的子长县。)清涧的石板很有名,成本低,适用性强。它在我们的校园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走进教室如同孙猴子上了花果山,石桌石凳。连我们在课堂上写作业也用的小石板。我们自己到小河边选来书本大小的小石板。每天白老师拿粉笔用漂亮的正楷字把课文写在大石板做的黑板上。我们用石料胶(一种从河滩里捡来的白色软石头)当粉笔在自制的小石板上一遍一遍抄。抄一遍举起石板让老师看。错了,老师说:同学们看,润利小同学写的“举”字上面是不是少了一点。同学们齐声回答:“是!”于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写出每一个正确的汉字。白老师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给我们每个同学都以母爱般的温暖。那时候物资匮乏,为了节约,一年级老师上课时学校要求一次只拿一根粉笔,省着点用。老师写字时,粉笔断了,一小节掉在地上的粉笔头,白老师总要把它找到继续使用。我很想要一根粉笔,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一次下课以后我用一张废纸把落在黑板下面的粉笔面收集起来,准备像做棍棍面一样自己动手做一根粉笔,实现我得到一根粉笔的梦想。就在我清理收集黑板下面粉笔面的时候,发现一个花生米大小的粉笔蛋蛋,当我兴奋的去抓到那个粉笔头的时候。说时迟 那时快,另一个人的一只手像蜻蛙的舌头在袭击蚊虫似的,一下抓住了我捏着粉笔头的手。我抬头一看,抢夺粉笔头的是同班同学大头。我俩也不说话就打了起来。因为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紧挨着。很快我和大头被赶来的白老师带到办公室。白老师听我一五一十的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引起打架的经过后,白老师没有批评我们。她漂亮而慈祥的大眼睛好像有点潮湿,心情有点沉重的样子。她拉开自己的办公桌抽屉,拿出两半截粉笔塞到我们手里,温和地说:“你俩应该做好朋友,不能打架,拿上粉笔,认真练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课文!”她最后强调“不许在黑板上乱画,就在你自己的小石板上认真写,我要检查的。”

白老师教我们读书认字、教我们跳舞唱歌,帮助我们剪指甲、梳头、理发,带我们到小河里洗澡。农村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什么的。说白了,我们在上学前是一群天天跟着大人们放羊或者下地劳动的野孩子,夏天泡在小河里天天洗澡,冬天连洗脸的条件都没有。我的小同桌猴人是个小我一岁的小女孩,拳头大的小脑袋上的头发乱蓬蓬像旱地里的蓬草。饥饿的虱子从她头发上爬来爬去,她大部分时间是爬在桌子边睡觉,她头上的虱子经常爬到我的领地。于是,我就毫不客气用我的指甲盖帮她把虱子害人虫灭了,日子久了我的课桌就成了猴人虱子的屠宰场了。白老师知道后就拿来了理发工具和两把梳子。骄阳似火的一天,白老师把我们带到小河边,帮助女孩子们洗头,梳头。她用一把齿儿很细很密的梳子帮助猴人她们几个女生梳虱子,帮她们剪短头发扎起了漂亮的小辫子。她给我们理发后留成了漂亮的小平头。她教我们洗衣服。她带领我们拔来灰灰菜捣成粉末涂抹在衣服很脏的地方,反复搓揉就能洗净;她帶我们寻找到一种“白涂则(一种浅绿色的碱性软石头)”当肥皂用。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迎来了上小学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
这一天我起的早,先把我家的小羊牵到小河边的草地上拴牢,让小羊慢慢吃草。然后按照母亲的要求到自留地里摘点菜回家。摘菜路过小河时我跳到河水里洗了个澡。回家后从箱子里拿出我走亲戚或者过节时穿的新衣服。这是一套上白下蓝的粗布新衣服。我和润海润美的粗布衣服都是母亲在自留地里种植的棉花。母亲纺线织布并染蓝后裁剪好,在麻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好的。所以平时我是舍不得穿的。今天是儿童节。今天学校要给我们戴红领巾,我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了,所以今天我到小河里洗个澡,穿着母亲做的新衣裳到学校。

今天校园里歌声不断,同学们都和我一样穿上新衣服,一种祥和的节日气氛让我心潮澎湃!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红旗下。老师和校长也是一身新。歌声中校长宣布开会,思想课老师像播音员一样用普通话给我们介绍:“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是少先队组织的重要象征。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每个队员都应该佩带它和爱护它,为它增添新的荣誉… ”接下来校长带领全体老师给我们戴上光荣的红领巾。我的红领巾是白老师给我戴上的,我感到母爱一般的温暖!从此红领巾指引我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本文意在教育今天的红领巾们一定要牢记使命,不忘先烈,热爱祖国,高举红旗全心全意为自己脖子上的红旗一角增添荣誉!


作者简介赵润利,男,55年生,中共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曾任西安市委党校科研处调研员,编辑部副主任,西安党校教育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