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湖的难忘岁月

高勇 

    文化大革命中,驻团中央军代表曾决定我是“现行反革命”,于1968年5月23日关进了“牛棚”。十一个月后,他们又决定我成了“同志”放出“牛棚”回到了“人民内部”。那个荒唐岁月里的这类糊涂案子，稀松平常不怪。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那个年月真的是秀才遇见了兵,知识分子到处被军代表、军宣队管制着。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关进牛棚、监狱,将团中央污蔑成“修正主义窝子”,将是非、黑白搅成了一锅粥。在两位军代表相继去世时,我于1996年1月写了一首七律《戏吊军代表》发了一通感慨。

秀才无奈遇兵何,  倒是颠非粥一锅。

革命忠良关黑屋,  共青团委蔑修窝。

休嗟今世天年小,  应悔当初劣迹多。

只为张狂能造反,   闫王招去作喽啰。

    我被放出“牛棚”前,报上发表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军代表根据这一指示,派人去选择办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地点。军代表交代说:要选择艰苦的地方,人少地多的地方,以便团中央这些人能在那里世世代代为农,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校址最后选定在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

精神折磨  欲哭无泪

    在黄湖仍是没完没了的“活学活用”“斗私批修”。军代表在全校推广第七连创造的极“左”口号:“一闪念,哪条线?”“一迈步,哪条路?”要大家整天检查一举一动,一思一想是哪条路线.是什么道路。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人们只有编思想,讲假话,唱八股,不会暴露真实思想,正如诗人聂绀弩的诗说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有人在“讲用会”上说:拔秧时,水很凉,下不下水,思想上有斗争,实际上是怕吃苦。但是,想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吃皮带,过草地,爬雪山,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没有解放,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同时,耳边响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不再犹豫,立即下到水里去拔秧，正确思想战胜了错误思想,胜利完成了任务。

    其实,不少人都有体会,当时那种怕水凉的思想,也就是几秒钟的事,稍一犹豫就过去了,哪里能想那么多,那么远,完全是瞎编胡咧。

    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和不良学风,影响到了小孩子。我们三连有位同志的孩子,当时才十多岁,在上小学。一天,他将食堂晒在窗台上的黄瓜籽偷吃了几个。这种事放在现在,根本算不上个屁事。可是在当时,却是“公与私斗争”的一件大事。有人将此事反映给孩子的妈妈,他妈妈对他严厉批评,并要他写出深刻的检讨。这个孩子检讨写道:“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革命人民反对帝修反的斗争,风起云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偷食堂的瓜子,是严重的错误。这是私心的表现,我一定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读来令人哭笑不得。

    副军代表整天要大家“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他却舍不得盖自己的缎面被,放在柜子顶上。没想到,老鼠将他的新被子咬得稀烂,帮他破了“私”字。

    为了响应和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曾经结合劳动写过几首诗词。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清平乐•记挖西大塘

朝阳高照,任凭寒风叫。

     风卷红旗人欢笑,喜看西塘换貌。

      黄湖又写新篇,思想更上层巅。

      胸有光辉路线,五洲同换新天。

清平乐•记抗洪抢险

天低云暗,奋战春河畔。

     风展红旗同心干,敢把龙王调遣。

      战士胸有朝阳,何惧风急风狂。

     喜看光辉路上,红心又谱新章。

     这是典型的假大空。“文革”中我因写诗词挨过批判。到了干校旧“病”复发,手痒难忍,又开始写,但心有余悸,所以用了许多明白无误的政治性语言,有几处不合平仄,也只能“艺术服从政治”了。

      到黄湖不久,军代表就发动了批判“劳动省心论”。说有人只顾劳动,忘记了阶级斗争。其实,哪有劳动省心,谁又能让你省心?虽然有人说过,“干校,干校,就是干活的学校”,实际上政治运动不断。相继开展的政治运动有“一打三反”、“清查“516”、开门整党、批陈整风、批判林彪等等。中间还穿插了不是运动的运动,如人人学唱样板戏,评选“五好战士”、“四好连队”等。特别是整党,涉及的人数多,拖得时间长。“文革”中,共产党将自己当作“刘少奇修正主义党”砸烂了,“九大”后又要恢复,1969年7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成了所谓“五十字整党纲领”。整党方法也是按毛泽东的一段话搞的:“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就把党内党外人员都卷进来了,成了全民整党,党员人人过关。毛泽东曾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这使很多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改正主义”、“走资派”、“叛徒”、“反革命”等等产生极大恐慌,生怕被当作“废料”和“二氧化碳”吐故和清除出去。因为政治上的所谓“废料”、“二氧化碳”是没有严格的科学标准的。

    我在那次整党中虽未被当作“废料”和“二氧化碳”吐故,但却是在整党运动临结束时的1970年年底才被恢复组织生活。因为军代表曾明确说“高勇这个人不是一般的错误,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想到一个攻击一个。”这样,就将我“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了。然而,越拖延对我越有利,因为王、关、戚和陈伯达、林彪一个个都垮台了。垮一个就在我“攻击”的名单中勾掉一个,到给我恢复组织生活时,只剩下江青、康生了,但仍给我“党内警告”处分。1973年6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党支部对我的“错误”主动做了一次复查,撤消了处分,但留了个尾巴,说我的“主要错误”是“对批判反动路线不满”和“污蔑了江青同志”。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4月,团中央才又做出撤销对我原来的错误结论的复查意见,将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复查意见”说:“高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干涉破坏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言行,表示反对,是觉悟的表现,这个种精神是可贵的。当时将高勇同志的正确意见作为‘错误’加以批判和处理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由此可见一班。

摧残干部  怪招迭出

    刚下去时连续苦干了四十天才让休息了一天。当时,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上边提出了“自找苦吃”的口号。当时,有一个口号是“能用肩背的不用扁担挑;能用扁担挑的,不用架子车拉;能用架子车拉的,不用牛车;能用牛车的,不用拖拉机;能用拖拉机的,不用汽车”。总之,什么办法原始、落后,就用什么办法。我在的三连竟出现了让牛休息,由人拉犁耕地的怪事。那时候的人,不知是那根神经搭错了地方,弄出了许多正常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情。

    劳动本来够重的了,可是一些人还嫌不够,他们都是“六个指头划拳---争出新花招”。有的深更半夜要大家冒雨去收麦子,有的专门趁下大雨下大雪的天气,要大家去挖塘、修路,说是为了“炼人炼思想”,将大家弄得混身泥水,精疲力尽,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军代表还琢磨出一个整人怪招,责令全校开展批判“疲倦思想”。亏他能想得出来。

    正在军代表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时候,林彪仓惶出逃。林彪一垮,他那套“突出政治”的法宝也就不灵了。我们这些长期被控制的“五七战士”则情绪为之一振。精神得到了解放,“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黄湖有了生气,空气骤然活跃,到处欢声笑语,有人编了顺口溜:“五七佬,五七佬,穿得破,吃得好,人人戴着大手表,下了工,洗个澡,躺在床上看”《 参考 》。

    我在干校四年半时间, 大部分是放牛和梨地,跟着兽医李方然和农工洪作远学了不少知识,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在李方然和洪作远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接生小牛,共接生过六头。洪作远教我梨水田、做鞭子、搓麻绳、打草鞋、钓鱼、叉鱼等等。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环境里,周围都是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只有在与几位朴实的农工相处时,才感到亲切、友善、真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200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