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浩明的《曾国藩》（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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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推介】（夕阳浅唱）

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悲剧形象

――评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邹琦新】

（一）

我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自从姚雪垠填补了"五四"以来的空白之后，农民运动领袖、民主革命志士、封建明君贤相和历代文人学者相继跻身于文学人物画廊。现在唐浩明又把长期被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曾国藩的艺术形象捧到读者面前，这就更加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刻画的历史人物系列。

1.曾国藩百度_300

曾国藩不同于曹操、岳飞，也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老乡左宗棠。他们虽然都镇压过农民起义，但曹操统一过北方，岳飞抗击过金兵，左宗棠收复过新疆，是非清楚，功过分明。曾国藩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要比他们复杂得多，而且似乎无德可许、无功可言。因此，刻画曾国藩的艺术形象，既不能简单地为他做翻案文章，也不能轻易地将他如同描写慈禧、袁世凯的小说那样，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一番，这都将失去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藩。若说曾国藩是"汉奸"，今天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俯视历史，满族早已是多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亲密兄弟，他忠于清廷，遵循的是封建纲纪，不能以大汉族主义去横加指责，这顶帽子，似乎不妥。若说曾国藩是"卖国贼"，今天回顾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的整个过程，他搞洋务运动，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最初的具体实践，这顶帽子，也须斟酌。至于说曾国藩是"刽子手"，他镇压农民起义，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毋庸讳言。如果仍从上述三个角度去评价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只不过是重复历史学家早已完成的任务，文学家何必多此一举。文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把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他波诡云谲的一生，刻画出他独特的思想、性格、心理、气质，既使读者获得美学享受，又能从这个风云人物身上认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从而进一步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迪。

唐浩明在编辑长达30卷的《曾国藩全集》中全面认识了曾国藩，在阅读大量近代史著、文集、野史中深入掌握了曾国藩，在艰苦的调查访问中多方熟悉了曾国藩，更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通过撰写十来万字的学术论文重新审视了曾国藩。所以，他就能在12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统一起来，真正实事求是地刻画出曾国藩这个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复杂艺术形象。

2.曾国藩勘察战场_400

（二）

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出身于陇山之间，厕身于公侯之列，既是三军统师，又为文臣领班，君主倚重，士林景仰，夫人贤惠，儿女孝顺，家族繁盛，寿终正寝，可谓集荣华富贵、福禄寿喜于一身。这在封建社会可算是达到了人生之极致，应该是十全十美，无复他求。然而通读全书，无不觉得这个历代崇拜、众人艳羡的显赫人物，却是一个生长在悲剧时代，内心充满悲剧色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悲剧角色的悲剧人物。在强烈的反差之中托起这个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悲剧形象，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更是作者见识卓异之处。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是从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去揭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刻画和分析曾国藩这个悲剧艺术形象，首先也只能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去探寻他的悲剧根源。曾国藩的悲剧当然不属于新生事物、新生力量由于还不够强大，或由于还存在弱点而造成的悲剧，他只能属于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这种悲剧是由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原来是先进的社会力量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已经转化为落后的社会力量和陈旧的社会制度，并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矛盾，但是，它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根据，因而它的代表人物的毁灭，也就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正如马克思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①曾国藩的悲剧就是中国的封建制度濒临坍塌，但尚未彻底毁灭，中国的封建阶级日益腐朽，但尚未根本死亡时期酿成的悲剧。他生于嘉庆，长于道光，成于咸丰，终于同治。这四代君主统治时期，既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年代，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全面崩溃的起始阶段。当时社会矛盾的激烈性和复杂性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不仅封建社会固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时再度尖锐化，而且新增的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突显出来，同时清代特有的满族和汉族的矛盾仍然根深蒂固，加之帝王更替频繁造成的封建阶级上层的倾轧虞诈，使得各种矛盾更为炽热错综。曾国藩就是处于这几类矛盾的漩涡中心，并且是当时能够左右政局的封建阶级代表人物。因而曾国藩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代表的那个封建阶级和他维护的那个封建制度的悲剧。

唐浩明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将曾国藩置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中，使得作品具有"史"的博大气魄和深邃内涵。同时，以"诗"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不仅表现了曾国藩同农民义军的搏斗，同帝国主义的周旋，更描绘了他在满汉之间、庙堂之上和群僚之中等统治阶级内部所遭受的疑忌、嫉妒、毁谤、排挤、打击。曾国藩自己说过：“二十年来与长毛、捻贼之战，其力费十之二三；与旧时文法之战，其力费十之七八。”小说写得最为精彩和深刻的部分，既不是对金戈铁马战场的渲染，也不是对花前月下情场的吟咏，恰是曾国藩在这类矛盾的夹缝之中求生存、求发展时的四处碰壁、八方龃龉。并由此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却仍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时的悲剧特征，以及曾国藩仍然企图在"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的"谬误"所造成的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小说从曾国藩临危受命，家乡练勇起笔。但他出得山来，矛盾丛集，阻遏迭起。窳败的绿营和腐朽的官场，事事掣肘，处处设绊。在长沙初办团练，原本是保境安民，偏偏粗俗凶蛮的湖南水陆提督鲍起豹等不断寻衅闹事，先是"大闹火宫殿"，后是"停尸审案局"，终于把他"逼走衡州城"。江西受困时，作为同乡同年的巡抚陈启迈，不但不尽力筹饷以支持他收复失地，反而诬蔑他把皇上的银子运到家中大量购置田产。初任江督，欲整治贪官污吏，小小一个祁门县令包人杰竟然写匿名信毁谤他同太平军"私订密约，伺机造反"。官文、骆秉章、何桂清等长江沿岸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大多御外无能，祸内有方，明里暗里给曾国藩制造了种种麻烦，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得他疲于应付，步履艰难。

3.湘军剧照_400

更令曾国藩痛心疾首的是，自己"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上的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反而落得咸丰猜疑、慈禧戒备，受尽委屈。曾国藩深知："如果说，朝廷对于长毛的起事，对于吏治的腐败，对于民生的凋敝，对于洋人的欺凌，都是软弱无能、束手无策的话，对于汉人的防范，尤其是对于握有重兵的汉人的防范，都是老谋深算、戒备森严的。"曾国藩衡州血祭出师之时，本当予以鼓励，竟然突降上谕，小题大做，以他不该奏请原湖北巡抚入乡贤祠为由，给他降二级处分，使他陡觉一盆冰水浇来，从头寒到脚。曾国藩收复武昌，仅是他首次取得较大胜利，力量尚不强大，应该让他扩兵练勇，乘胜东下。可是咸丰立即派来亲信德音杭布，以襄助军务为名行暗中监视之实。接着又令僧格林沁手下得力干将多隆阿率三千精兵赶来，名为加强东进兵力，实为严密防范。而且原本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只因怕他握有地方实权，又立即收回成命。曾国藩由此想起本朝满族大臣鳌拜、年羹尧的厄运，自己乃一汉族书生，结局更可能是身首异处。攻陷天京，大功告成，清廷竟食前言，不仅不予封王，而且抓住幼天王出逃一事，大做文章，严加训斥。这又使曾国藩感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可怕下场。在慈禧一诬二揭三逼之下，曾国藩不得不强行裁撤湘军，才保住自己不至于步韩信、吴三桂的后尘。晚年他秉承太后旨意，错误地处置天津教案，结果"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代人受过，名毁津门，落了个“卖国贼”的恶谥。同时，庙堂之上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也使他不寒而栗。大学士穆彰阿致仕，留给他的名言竟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顾命大臣肃顺弃市，他险遭株连；恭亲王奕訢被罢，更使他胆颤心惊。伴君如伴虎，曾国藩从出山到逝世，二十年中，总觉得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是长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才渡过道道难关、重重险阻。

那么，他赤胆忠心匡扶的社稷、舍生忘死辅佐的君王又是什么样的货色呢？道光在位，老迈昏庸，第一次鸦片战争，订《南京条约》，开丧权辱国之先；咸丰登基，耽于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订《北京条约》，继投降卖国之后。对于年幼践祚的同治，垂帘听政的慈禧，通过晋见和御宴，他悲凉地叹息："大清王朝这条风雨中侥幸免于倾覆的破船，今后要被贪权而无才具的太后、孱弱而不谙世事的皇帝驶向何处呢？"同时，清廷大臣中，"恭王聪明而不能镇百僚，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宝鋆灵活但不满人口，有节操的仅倭仁一人，却又才薄识浅。时局尽在军机，而军机这班要员就是这般，国事如何能指望？""堂堂大清王朝，竟如同一座百年贾府，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尽上来了。不久就会有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油尽的一天的到来。"在这样一个乱世和末世，曾国藩的披肝沥胆、苦心孤诣，岂不是竹篮打水、水中捞月？

从社会表象看，洪秀全失败了，曾国藩胜利了。然而，从历史本质看，无论是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还是封建阶级的理学名臣，都失败了。洪秀全的失败，说明处于封建末世的农民运动已经不能像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那样推动封建制度的发展，推动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的进步，而只能是加速封建制度的崩溃。曾国藩也说过："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湘军是趁着它的空子才能侥幸成功的"。反之，像曾国藩这样有德补苍天，有才填大地的能人俊杰，即使不生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时代，而是生于洪武、康熙时代，也许可以"附骥尾而行千里，伴丽日而照后世"。但是，曾国藩生不逢时，因为天柱全折，地维皆绝，只可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一腔热血付东流了。他也说过，自己“其实就是棋枰上的棋子”，而执棋子的就是"冥冥上苍"。当然，他不可能认识到这"冥冥上苍"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旧制度的代表人物，无论其本人的抱负是如何高远，修养是如何高深，品德是如何高洁，意志是如何高强，才华是如何高超，权谋是如何高妙，如果仍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么，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且有碍历史前进的步伐，成为"历史谬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拉萨尔笔下的济金根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当时德国的大贵族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受了阶级利益的限制，因而必然陷入失败的悲剧之中。那么，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同样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不但没有反对病入膏肓的清朝政府，而且企图维护行将就木的封建制度，其失败的悲剧就更是势所必然的了。茅盾说过：“如果能够反映历史矛盾的本质，那么，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是最好达成了古为今用。”②曾国藩这一艺术形象的刻画，无疑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文学这一基本任务。

4.清军_400

（三）

黑格尔在谈到希腊古典悲剧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悲剧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在古典悲剧中，矛盾冲突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性格之间展开；而在近代悲剧中，性格本身发生分裂，两种对立的意图在同一个性格之中进行斗争，矛盾冲突同时在性格内部展开。如果把曾国藩同腐朽的朝廷、龌龊的官场、腐败的绿营的矛盾造成的悲剧看作是古典悲剧的话，那么，曾国藩思想性格内部两种对立因素的冲突就属于近代悲剧的范畴了。诚然，这种人物思想性格内部的冲突也如黑格尔所说，它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与历史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是社会矛盾在人物思想性格内部的折射，但究竟不在性格之间进行，而在性格内部展开，因而其悲剧特征更显得真实和丰富，其悲剧意义更感到深刻而强烈。

一个人的幸福与痛苦，欢乐与悲哀，有时决定于名位的高低，物质的多寡。然而，人生最大的痛苦与悲哀，莫过于自己怀抱宏伟理想，并为之终身奋斗，同理想不能实现、奋斗徒劳无功，两者在心灵深处的无尽煎熬。曾国藩作为儒学的忠实信徒，出仕之时就立下了宏誓大愿：步夔皋之后尘，辅尧舜之明主，再造国泰民安之邦、海晏河清之世。即使不能如此，退而求其次，也欲"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做中兴名臣。他从1853年受命出山，到1864年攻克天京，十二年间遭到过靖港惨败、湖口受辱、三河失利、祁门被困等一连串挫折，可谓饱经磨难、备尝艰苦。但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呕心沥血、斩棘披荆，终于完成了"功比李郭"的勋业。这似乎给清廷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了所谓"同治中兴"。然而，这只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清朝政府的苟延残喘。作者抓住理想与现实，奋斗与挫折，在曾国藩内心世界搅动的波澜，既细致剖析又生动表现了他潜藏在灵魂深层的痛苦与悲哀，可谓深中肯綮、入木三分。

8.洪秀全_350

农民义军兴起，一般说来，以儒学为纲纪、以卫道为己任的曾国藩，应该是实现理想、施展才华、创建功业的大好时机。本来应该迎难而上挺身而出、义不容辞。正如他的恩师唐鉴在信中所说："世无艰难，何来雄杰？"然而，他在出山之前，却思前想后，左顾右盼，因朝廷一向猜忌汉人，“弄不好，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且在奔丧途中，"所到之处，皆哀鸿遍野、饿殍盈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感到"人心浮动、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直到巡抚邀请、恩师保荐、道士游说、挚友奉劝、皇帝传旨、父亲面谕，他才不得不移孝作忠，墨绖出山。

以捍卫名教为职志，以平叛中兴为目标的曾国藩，对于创建和统帅湘军这支非朝廷经制之师而为私人招募之旅，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除了在治军方面，他恩威齐下、软硬兼施、王霸并举之外，尤其在人员构成方面破世俗成法、立独特新规。湘军将领和幕僚大都是曾国藩亲自选派的孔孟弟子、程朱信徒。当时号称湖南三个诸葛亮的"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都曾为他所用。"今亮"左宗棠先为其源源筹饷，后领楚军成为湘军的偏师。至于杨岳斌、彭玉麟、李续宾、赵烈文等，也都是意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志士奇才。他所募兵丁，多是"那些有根有底、朴实勤劳的种田人"，而那些所谓侠客，即使武艺高强，他也概不收留，因为大多市井无赖，留之败坏军纪。所以，他的幕府之下，行伍之中，既是人才荟萃，又能人尽其才，确实组成了一个不但巧于运筹而且善于征战、终于取得胜利的军事集团。应该说，这支湘军目标之明确、纪律之严明、内部之团结，尤其文化素质之高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中国军事史上所罕见。然而，就是这支他足以自豪的"仁义之师"、善战之旅，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渐腐败，成了祸国之师、殃民之旅。特别是湘军被裁之后，很多人流落于长江两岸，成为打家劫舍的土匪。其中还有前湘军哨长与前太平军师帅结成异性兄弟之事。为此，他愁肠百结、忧绪万端："胜利者的湘军和失败者的长毛结拜兄弟，共同谋事，在失败者眼里，胜利者有几多分量？在胜利者看来，失败者又有几成罪孽？""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其亲兵营统领康福的儿子，后来就以其任过太平军将领的叔父康禄为榜样，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督抚，大多因军功而升迁，“兵员成了家丁，钱粮变为私产”，外重而内轻，西晋八王之乱，唐末藩镇之灾，即将重演。所以，曾国藩反躬自问：“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声震四海、名重五岳的中兴名臣，其实这种始料不及、有违初衷的悲剧结局，已使他的内心世界寒霜层叠、阴云密布。

5.太平军惊慌照片_400

曾国藩素来服膺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认为正人心、厚风俗，要比破长毛、下金陵更难，而世风的好坏，主要系于当政者本身的优劣。所以他一生都“以修身为本”，严格按照儒学规范“视”、“听”、“言”、“动”。早年就在日记中，对于"梦人得利，甚觉艳羡"，也"醒后痛自惩责",斥之为"卑鄙"、"下流"。出山之前，他已位居二品，遍兼五部，最后官至极品，权倾朝野。然而，他为人勤俭，为官清廉，一生除皇上赏赐外，几乎无一珍稀。平日所食，戒烟少酒，以豆腐蔬菜为主；平日所穿，冬不披皮毛，夏不着丝绸；平日所用，晚年仍使用战时制作的一直没有油漆的木箱收藏物品。而且留下遗嘱，死后将灵柩运回家乡时，"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曾国藩的操守，即使算不上"德追孔孟"，但在封建社会中还是凤毛麟角、鹤立鸡群。对于儒家道德，他如此虔敬恪遵、笃行信守，其目的就在于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让子弟和属下潜移默化，心领神会，育成良种，撒向全国，开花结果。因此，他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更偏重于德。可是将领中，最先攻进天京的李臣典，不仅贪财，而且好色，因贪食春药而不光彩地暴死。幕僚中，跟随他十年之久的彭寿颐，一次就收受贿银三万两，比曾国藩一生的积蓄还多一万两。曾国荃是湘军的台柱，克安庆、夺天京，主要依靠这位九弟，曾国藩也认为自己的悉心教诲没有白费。然而就是这个九帅，先将安庆英王府洗劫一空，后从金陵小天堂满载而归，在家乡广置田产，大兴土木，落了个"老饕恶名"。作为长兄，他无法改变其弟贪婪本性，仅劝他拿出"惠而不费"的少量钱米，以"散财分谤"、"散财求福"。李鸿章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入室弟子，虽然才华横溢、气度不凡，可是品德低下，"官瘾太重，权欲太重",而且“贪财好货”。作为师长，仍不能不把他当作心腹，视为传人，仅企望他"时时自觉一身处于天下表率地位"。曾国藩试图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改良社会，而且严于律己，持之以恒，这在当时应该说其志可嘉、其德可许，在今天仍然是其人可鉴。但是，他在用人和育才方面的失败，同他"力求先正己身"，而后"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的远大目标大相径庭。可见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朽到在他之后再难有成大器者，他自己也承认"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并成为他至死也无可化解的一块心病。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儒学大师的曾国藩，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文人的本职，为后人留下了1500万字的奏疏、诗文、书信、日记等档案资料。在戎马倥偬、案牍繁杂之中，不仅自己经常钻研《史》、《汉》、《庄》、《韩》，而且指导儿子如何掌握"看、读、写、作四字紧密配合"的读书诀窍；不仅为九弟选批奏章、诗文，而且向僚属传授“八字”、“四象”的古文秘诀；不仅创办金陵书局，刻印船山全书，出版洋人译书，而且自己选编了百万字的《经史百家杂钞》。所以后人认为他"学近朱张，文如韩欧"，也并非没有根据。然而，出山统兵之后，他总觉得"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情"。因此，他认为"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甚至认为自己留下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他这种对自己一生中没有扬长避短、而是就短抑长的深深遗憾同样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因素在思想意识中的矛盾冲突，因而也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盛赞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虽然旁人在他死后给予这样的评价，但是本人在自己生前并不如此估量。他在遗嘱中自责道：“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通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确实有过心豪志大、勇往直前的特点，但他积"数十年人世之得"，深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已成南柯一梦，不得已只能退而独善其身了。所以他一再叮嘱儿子："好生念书，日后只做一个明理晓事的君子，千万不要做大官。"他也告诫九弟："不要指望三四代再出将相，只要求得子孙读书识字、平平安安就行了。"那种济世拯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锐气，已经荡然无存。曾国藩的人生悲剧虽不以生命的毁灭作结，但以精神的失败告终。因为作者洞悉并描绘了形象自身的矛盾性，深刻而不浅露。他的心理悲剧表明，即使像曾国藩这样以儒学为主体，以理学为核心，集儒、道、法传统文化之大成者，在中国封建末世，也不可能大有作为，只能演出一场人生悲剧。且不说从孔孟到程朱，儒家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真正变成过现实，更何况到了曾国藩生活的时代，封建经济基础行将土崩瓦解，仅从上层建筑领域，甚至只在意识形态范畴，修修补补，添添减减，又怎能扭转乾坤。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质，然而根植于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到了封建末世就越来越显出其负面影响。它再也不是济世良方，中国人民只有探寻救亡新路，才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上策。

7曾国藩故居之富厚堂

（曾国藩故居之富厚堂）

曾国藩和洪秀全的人生道路都以悲剧告终，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即将终结，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将消亡。早在1644年清朝建都北京之时，正值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待到曾国藩1839年散馆进京，开始仕途生涯，洪秀全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也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已落后于世界整整两个世纪。在资本主义已把世界联成统一整体的时候，无论曾国藩，还是洪秀全，他们的理想和奋斗，都已落后于世界潮流了。按照历史的进程，中国早就应该紧随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洪秀全和曾国藩，应该让位于康有为和谭嗣同，或让位于孙中山和黄兴。怎奈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等待中国由封建社会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又大步前进了。就在洪秀全1851年金田起义、曾国藩1853年湘乡练勇之前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已开始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又在洪秀全死后的几年、曾国藩死前的一年的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无产阶级开始尝试夺取政权，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因此说，后来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又落后于世界潮流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连自己的历史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只能让位于中国无产阶级，由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来完成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我想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深刻意义更在于此。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以其感人的艺术魅力，又给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部回顾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形象历史，使当代中国人在审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认识到中国为什么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源于《小说评论》1995年第4期）

　　【注释】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学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②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茅盾文艺评论集》第99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6.《曾国藩》图片_450

【尾韵】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