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的人生有点传奇色彩，他不爱念书，小学没毕业就不上学了，任凭爸妈咋说，就是不去了。“实在不去就算了，将来长大可不要埋怨老人，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不念书，那就只有在农村下一辈子死苦。”老人见多次劝说无效，只好作罢，二哥十二三岁就回家务农了。

      虽然年龄还小，干农活很吃力，二哥却表现得不错。他喜欢劳动、肯下苦，做活有做活的势，爸妈担心活重把娃挣了，随即很快就发现了娃身上的优点，逢人就夸。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家里盖东边的四间厦房，村里每天有十几个人前来帮忙，二哥夹在干活的人们中间担水和泥、渗砖上瓦、掮椽推土，外加端饭倒茶、侍候匠人，随叫随到，干啥像啥，干得不亦乐乎，干得兴高采烈，大人们直夸“简直能顶个全劳力”。第二年，他满十五岁，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每天挣四分工（全劳力挣十二分工），干的主要是割草、牵牲口驮粪拉庄稼，或夹个镰看核桃、看玉米，队长分啥就干啥，从不弹嫌，从不耍懒，一天天兴高采烈。

      这个时候，队里买回了第一台农机车辆——手扶拖拉机，据说能拉一吨货，尽管载重有限，又很难驾驶，但在当时农村基本还是刀耕火种、力拉肩扛的环境下，仅凭拖拉机发出“嗵”“嗵”“嗵”的马达轰鸣声，就足以令人振奋、令人热血沸腾。手扶拖拉机总比架子车装得多，还跑得快，在社员们眼里，这就不一般。谁要是当个拖拉机驾驶员，自然也很风光。平时，只要队里的拖拉机停在什么地方，总有一群人围着机子席地而坐谝闲传，孩子们则趴上车厢嬉闹玩耍。队里也把拖拉机当宝贝，专门把保管室旁一间房腾出来做车库。

      过了不长时间，第一任拖拉机驾驶员放眼长远，很快就带出两名徒弟，一个是冯家老大，另一个就是我二哥。二哥本来就热爱劳动、干啥像啥，开上拖拉机后更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我经常看到二哥和他的搭档开着手扶拖拉机奔驰在马路上、碾麦场上和队里的田间地头，偶尔还跑长途，去铜川或蒲城“出差”，回来后坐在窑里的热炕上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外面的世事，我和姐姐目不转睛听得入神，深深地感到二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事实证明，二哥真的了不起。没过多久，他和他的搭档双双从阳光公社的两个村里找到了各自心仪的姑娘。听说他们先是和那个村的拖拉机手成了好朋友，再经好朋友牵线才找到了知音。遗憾的是，二嫂看屋里那天，我和姐姐上初三、没请下假，未能亲自见证、参与把关。第二天就到了周末，我一回到家里，就听爸爸说“好娃娃，个子高，长得托条，性格也好，一说一笑。”“那人家看上咱屋里没有？”我担心地问。妈妈说：“估计能成，你大把客人送到村口，看见她高兴地从西头坡坡上跑下去了······”过了不久，我在家里整理书桌时意外发现一个旧作业本的背面写了一段文字:今天没有见上弟弟妹妹，但是窑里墙上贴了那么多奖状，说明你们在学校表现优秀，希望你们不断努力，将来考上学，让人们知道我有两个在外工作的妹妹和弟弟。虽未谋面，我从这段话里已经感觉到二哥的这个对象不一般。

      一九八四年腊月二十六，一辆黄色十轮大卡车缓缓驶上巷里路，车没停稳，鞭炮声起，二嫂在嫂子们搀扶下迅速跨出司机楼，迈开长腿、一路小跑冲进家门，村里人和矿上工人一边忙着拾撒过来的烟和糖，一边准备挡住讨喜，还没反应过来，就寻不见新媳妇了，只得怏怏作罢。

      二嫂似乎天生与我家有缘，一结婚就和全家融为一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就出了新房，拿起扫帚扫院子，从窑门口一直扫到大门外，二哥跟着也起来担水去了。二嫂扫完地后拿火戳捅开炉子，搭上铁锅，从二哥担回的水桶里舀满一锅水烧热，让先后起床的一家人洗脸。随后，她就和妈妈进了灶房，有说有笑地做早饭。看到二嫂亲得就像妈妈的女儿一样，我突然想起电影《喜盈门》里的水莲，那个被全中国所有小伙喜欢、期盼的梦中媳妇一样的姑娘竟然嫁入我家，成了二哥的妻子、我们的二嫂，这也太神奇了!

      二哥那天要给邻村一个小伙接媳妇，他灌了一电壶开水，给停在大门里的手扶拖拉机加进水箱，左手摁住风门，右手和我的右手紧握摇把，由慢到快转动皮带轮，待烟囱里蓝烟喷顺后猛松风门，马达轰鸣起来，车发着了。他进去拿木梳修了修偏分的头势，把去年过年新做的、现在依然崭新挺阔的那件蓝涤卡军干服衫子一套，戴上一双洗得雪白的线手套，开动拖拉机出门，马达声由大变小、渐渐听不见了。

      三年前，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农机农具、牲口房舍一律作价分配到组到户，二哥说动父母连贷带借凑了900元，把队里跑了五年多的旧手扶拖拉机买了回来。他叫上几个同行把机子拆成一摊零件，换下坏的，配上好的，再商量着把零件安装成机子，听说又花了几百。

      家里欠了多少账，二哥清楚，但他不说，也不怯伙。他开着拖拉机拉粪、拉庄稼、碾场，也接矿上和邻村的活，给人家拉沙子、拉石子、拉煤，啥挣钱就拉啥。我和姐姐去蒲城的高阳中学上学，离家二三十里远，他开着拖拉机拉上麦子交到学校灶上给我们换成饭票，还时常接送我们上下学。除了拉货，他还开着拖拉机拉人，而且是新娘子。那时候农村娶媳妇嫁姑娘基本用拖拉机，主家找到一个拖拉机手，让他联系几台、十几台拖拉机，于某日几点赶到某村接亲送人，大家闻讯便开上自己的打扫装饰一新的机子蜂拥而至，挣个十块八块，再收点烟酒、毛巾等礼当，十分快意！那些年，二哥每年都能接送十几个新媳妇，虽然没挣下什么大钱，却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为以后转型从事基建行业打下了基础。

      时间不长，二哥申请的庄基批下来了。全家上手，帮他们盖起三间大瓦房。虽然顶棚未铺、地板未打，窗子也只有框没有扇，更没有装玻璃，他和二嫂还是带着两岁的女儿欢天喜地地乔迁新居了。

      两院庄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距离二三百米。分开来住，二嫂要下地干活，早上把娃送给奶奶，晚上接回去，顺便捎来一把菠菜或两个南瓜，要不就是几个自己蒸的包子。妈妈很久以前得了倒睫的眼病，总是十天半月就得让人拿镊子“看眼睛”，大哥是第一任看眼睛的“医生”，他参加工作去了渭南，姐姐接任，开始手颤地看不净，看过了眼睛还扎，时间一长，手硬了，倒睫一拔而光，妈妈顿时觉得轻松了。一九八八年五一，姐姐出嫁了，看眼睛的日子就不太及时，妈妈只好让二嫂上手。谁知二嫂行为果决、眼疾手快，一看就疗效显著，深得妈妈夸赞，直称是“三个娃里看得最好的”。这样以来，二嫂任“眼科医生”当仁不让，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们送妈妈到矿务局医院实施了眼科手术。

      二嫂干活麻利、处事果断，颇有“大将风度”，亲戚乡邻无人不知，都说二哥性子腼缠，娶了个能行媳妇，两人性格互补，过日子没麻达。可是，发生了一件事，却令二嫂的优势无法发挥。一九八六年冬天，二哥意外得到一张内控卡片，他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从矿上大商店拉回一台十四寸“海燕”牌彩色电视机，听说花了1500元。可了不得了，孩子们一见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二嫂闻讯惊得不敢相信，急忙从地里赶回来，端直就问：“这么大的事咋不商量就买下了？房子连玻璃都没装哪有钱买电视？你准备咋向大和妈说？”爸爸知道后暴怒，他认定买这电视机二嫂绝对知道，甚至是她支持下买的，直接赶过去要求二哥把电视机退了，当发现二哥不吭声、也不打算退时，他把希望寄托给二嫂：“他一天胡成哩，你也不管事？还当你是个好媳妇，咋也是个倒才子？你们这样弄，以后日子咋过？”爸爸不依不饶令二嫂左右为难，他过来向妈妈诉苦说“事前一点不知道，否则说啥也不叫他买”，并多次主动给爸爸耐心解释，还央求自家伯叔给爸爸做工作，最终以“电视机买了就算了，只要他下茬挣钱还账就行”平息了风波。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二哥的货运业务主要是给周边建设工地拉料石。他把破旧贴钱的手扶倒换成四轮拖拉机，长年累月地奔波在石场和工地之间，不能按时吃饭，人也劳得又黑又瘦，只有收种庄稼时才开上机子回来忙一阵子。再就是过年，大哥一家也放假回来了，全家十四口人聚齐，院里院外呈现出家和人兴、其乐融融的喜庆景象。家里过年的高潮是三十、初一下午的家宴，一般三十在东边老屋，洒满阳光的窑洞前院子摆开两张桌子，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热菜凉菜、酒水饮料，敬酒碰杯、祝福说笑，一家老少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初一下午，地方挪到二哥那边继续聚餐。不论哪次吃饭，二嫂总是灶房主力，家里老人孩子有烧火的、择菜的、摆桌凳的、端饭端菜的，饭菜上齐要开宴了，二嫂才在大家的催促下，急忙放下手里的活上桌，她边坐下边说:“我不喝酒，你们先开始，我还有一个菜没炒，不用等我。”象征性地碰了碰杯，她又进了灶房，二哥见状也不声不响地跟过去打下手。这样的热闹场面像一个经典片段，永远定格在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成为原先过年时幸福甜蜜回忆的永恒写照。

      一九九四年，为全家生计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爸爸离开了我们。妈妈守着老屋过日子，她帮儿女们带孙子，后来又担负起照顾家遭变故的大哥一家的责任。看到妈妈吃力地照顾病人，二嫂时常过来帮忙，二哥也提柴担水、买面送菜，直到大嫂去世。家里的事，二嫂主动冲在前面，外面有事，她也是当仁不让。我和妻子结婚的第二年腊月十六，孩子在红堡医院出生，我一边打电话向在渭南工作的大哥报喜，一边手忙脚乱地买奶瓶奶粉、照顾产房里的妻子，还跑前跑后办理有关手续，忙地不亦乐乎。第二天早起，刚刚服侍妻子吃完早饭，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剪发头、黑呢子外套、脖子上围了条红头巾的干练的二嫂微笑着站在门口，她从大哥的电话里得知了消息，就放下手里的活，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二嫂一来，一切顺风顺水，一切有条不紊，一切风轻云淡，我的心立马不再慌乱。

      渐渐地，孙子孙女们长大成人了，可是他们奶奶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考虑到大哥要侍候有病的大嫂，跟我吧妈妈年老可能不习惯城里生活，她和二哥毅然将妈妈接到西边屋里照顾。妈妈过去住了，我们回去自然也到那边。他们给妈妈换洗衣服，做可口的饭菜，扶妈妈上炕、看她喜欢了一辈子的秦腔戏。我不在家时，二哥二嫂晚上轮流睡在妈妈身边，天亮倒掉便盆，如有不适，立刻请来村医或拉到矿上医院诊治。大哥和我虽然经常给老人钱，但二哥二嫂长年担水拾柴、烧炕洗衣、端吃端喝，替我们照顾老人，他们是真正的孝子，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感恩！

      后来，妈妈也走了，我顿时感到内心空了。家，这个从未担心过会失去的东西，好像一下子离我们远去了，回家也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年关临近，我们一家该去往何方？这世上难道还有谁会牵挂我们吗？

      正当我们思前想后、满怀惆怅时，二哥打来电话，问我们几时回家？他们前半年就咬着牙在新村盖起平房，过了一个夏天，上冻前搬进新屋里，还专门给我们留有房子。为了我们过年回来不受冷，二嫂前两天就开始把炕烧上了。二哥还告诉我：“从小长大，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过年，现在爸妈不在了，规矩不能变，我和你嫂子每年都盼望你们回来。”听到这话，我们喜出望外，马上决定过年回家。

      今年是妈妈去世后第十四个春节，我们还要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虽然没有了爸妈的春节不够完美，但是，离了老人的孩子们每到年节就返回老家欢聚一堂，大家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若父母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简介：井中竹，笔名南风，铜川印台区人，印台区作协会员，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过教师和公务员，善于学习、思考，喜欢写作，曾在《印台文艺》发表散文《妈妈的凉粉摊》《我曾有辆自行车》《以矿为邻》，在“铜川作家”发表《妈妈做的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