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傅济生

小时候据我的祖母说：我家祖籍是江苏省溧水县傅家边村人，在太平天国时期举家先后迁移到江阴再到江北古溪居住，一直到我的祖父母这一时期，祖母说由于我的叔叔和姑父姑母早期参加什么工人学生的一些活动，早就与家中失去联系，我的祖父在世时与下驾原的大地主陈显洲（曾经捐过清朝知县）是至交好友，后来祖父去世了，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樑柱，加之家庭的背景不能在原地居住了，我的父亲傅子衡（号行权）带着我的祖母到如皋的下驾原街上投奔陈显洲，陈显洲有意抬髙我父亲的身价，特聘用我父亲为他家的总管家，从而方能在下驾原立足，並在下驾原成了家，我母亲是张姓药店的大小姐，接着又协助我父亲在下驾原街上开设了经营批发加零售的京广杂货店，那时的下驾原街上各行各业的商户上百家，其中有两家大店，名为宗仁昌和丁恒丰，傅家的商店名为《振昌恒号》大门的对联是“振作得风云际会，昌明如日月升恒。”由于我家与下驾原陈家的关系亲如一家，总以伯叔兄弟姐妹全是家里人的称呼，且进出各家大院也互通无阻，人所皆知，加之我父亲德才兼备等诸多原因，历任商会会长。

我母亲先后生育七子三女，其中在幼年夭折了三子一女，在我的记忆中大姐傅浣云比我大十三岁、二姐傅倩梅比我大十岁、大哥傅权生比我大四岁、二哥傅瑞生比我大三岁、弟弟傅锦生比我小两岁。在我五岁的时候，祖母从外边帶回一个十多岁男孩说是我的表兄名叫顾正东是个孤儿。（我一直没有见过姑姑、姑父、叔叔。这时，据祖母说他们几个可能都是共产党，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新四军东进后我父亲任如西县参议（政）员，带动全镇商户积极捐款捐物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以及救助贫困公益善举。

记得有一天上午街上来了许多穿灰色衣服的拿枪的人，听父亲说是“新四军东进了”父亲显得很高兴，不久就有一个叫“范排长”的人经常来我家和父亲在房间里聊天，也打听叔叔和姑姑、姑父的消息，但一直无果。叶胥朝、倪锦瑜、季恺、金仁贵等朋友也来过多次，还有一个挎着卡宾枪的区长程思远（被国民党杀害），以及许璋和许吉甫则是常客。二姐也在抗日时期出去工作了，改名傅华，他还有两个同志施然和石路，北撤的时候，石路隨丈夫谢承召北撤的，二姐和施然去上海她舅父家打埋伏的。

 我家最兴旺时期三大开间店面、三间堂屋、东西厢房六间，外有一处倉库，经营南北杂货、布匹绸缎、锅蓆瓷茶等。僱用店员五名，后厨一名，丫环老妈各一名，闲杂人员杨某某夫妇及儿子、陈某某兄弟等多名，常年在我家帮工，还有一个陈家老太（她的女儿陈秋舫据说是叶胥朝的战友因痨病死于下驾原家中）也几乎是由我家养老送终的。此外，还有二姐的闺蜜多人，常有一至二人长期住在我家。我父亲曾经被日伪軍（汉奸）“请财神”（绑票）二次，二姐和闺蜜施某在去上海施某的舅舅家打埋伏的途中也被郭元匪軍“请财神”（以女共党各义），这几次的花费巨大，几近破产，此后又有一次由大姐夫到上海进货，回来的长江轮船上遭海盗抢劫，损失很大。

大概在1934年，溧水傅家边村的族人曾经来下驾原找到我父亲办了两件事，一是修家谱，二是要我父亲回去办财产手续，我父亲回去后将田产及几十间房屋均捐赠给房族，据说几处楼房楼板烧燬了，房子还没倒塌，捐赠后当地房族还要再捐赠江北的部分财物，我父亲没有答应，因此弄得不欢而散，从此也就失去联系，家谱也没有下文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到处抢摘勝利果实，共产党军、政人员大多北撤，我父亲则奉命南撤，由许吉甫等人联系好住到三十里（平潮）钱家老大门里的一个小院子，只管住下，不要自己交房租，因而举家搬至平潮，这个《钱家老大门》大门临街，里面有若干小院子，后门外是一个大场，名叫灰堆场。原来这里大都是住的还乡团，有姓袁、金、钱、陈等人，大都和和父亲相识。我和大姐傅浣云、大姐夫申良敏则在新埧摆布摊。勉强维持平潮和新垻两地的生活，在新埧几年仍与下驾原的干部有联系，记得有几次老家的干部到新埧正逢南边的反动派查街，大姐帮他们把手枪和手榴弹放在我外甥申必林睡窝内屁股下面的稻草中，可见相互信任的关系。

而在下驾原家中留守的表兄顾正东则跟随张继中县长南下，后来牺牲在福建厦门，牺牲时是x部文书，二哥傅瑞生跟随江海公司，后来因患病较重由组织上设法送至南通平潮的钱家老大门内，一路通行无阻，可见共产党神通广大，二哥到平潮后，他只说天天打游击，腰带上全是金子宝贝，其他不可乱说，但仍然一亇月左右就病死在平潮，年仅十九岁。下驾原的老家被国民党的“还乡团”设为四乡联合办事处，国民党溃败时四乡农民进镇把室内东西搬运一空，门窗也大都破坏。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关怀下，派专人到南通平潮接我们一家回乡。于是，我父亲带着我母亲以及我和二姐、弟弟回到下驾原，当地政府念我父亲为共产党作过贡献，而且是奉命南撤的，回乡后应该妥善安置住房，原来的房子已有人住了，我家住進四间五架樑的房子，还分了几亩田並评定为贫农成分。这时我方知大哥傅权生已在县粮食局工作，大概在1948年以前的时候上级调派大哥去南京学习，因种种原因没有去南京，在家中结婚生子，二姐也出嫁了，都没有再工作。大姐夫一家后来由新垻迁到南马塘开小店谋生。

我们一家回乡后，地方干部从县级、区级、到乡级的，如：倪锦瑜、许璋、许吉甫、孙忠权、金仁贵、石明光、朱明德、姚玉等几十人，（有些人的名字忘记了）先后对我父亲進行了访谈或慰问，祝我父母安度晚年。

有几件直得回忆的事情：

1.许多熟人见到我父亲都下車叫一声老先生，说说话。

2.区政府对外宣佈凡是过去经我父亲处理结案的事情一律算数，不再重新受理。

3.区政委孙忠权和区长（忘记姓名）和我父亲说借个地方谈事情（区政府就在旁边）我去送茶杯后就站在原地听他们说：“明天捉拿朱八（朱子健）”，第二天我还去学校参加会议的，这样的机密事情在我家谈而不在机关谈。

4.一亇除夕日的下午。开店的沈大昌老板沈海楼被区政府抓去了，他老婆来找我父亲，原来是沈海楼对现实不滿，写的店门对联是：“大业缩小，昌气渐衰”厨房门的对联是：“不图鱼肉酒，但求粯子饭”。我父亲到区政府骂他道：“喝了酒糊言乱语丢人现眼，还不快滚。”他也乘机走了，在场人哈哈大笑。

5.我考苏北合作干校是区政府提供的《时事手册》备考政治，並开的介绍信到如皋县供销社报考的。我弟弟傅锦生是金仁贵直接带到师资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到李桥小学当教师的。

我父亲活了六十六岁，（1892～1957）我母亲活了九十岁（1902～1991）均善终于下驾原。

笔者研究认为：

一.1951年底之前，共产党员是不公开的，不得跟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讲，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我的表兄顾正东可能是共产党员，因为他是文书；二哥傅瑞生在江海公司工作担此重任，可能是共产党员；大哥傅权生1948年就在县粮食局工作，当时要调派他去南京学习，必然是重点培养对象，也一定是共产党员。

二.修谱时笔者已出生笔者之弟未出生，笔者是1933年生，修进谱中，笔者之弟是1935年生未修进谱中，但是族谱已无下文了。

      2024年五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