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光，常用名“程光”，1941年9月5日生于陕西府谷。山西农业劳动大学绵山分校毕业，终生从事林业，历任山西省太岳山森林经营局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关帝山林局办公室主任、林学会秘书长、森林公园调研员，1998年考取“高级工程师”。
在职时曾先后借调林业厅、省国营林场管理局，执行编辑《山西国营林场概览》（30万字），并为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执笔完成《山西水资源和林草涵养水源研究》课题论文。
2001年退休，写作为业，笔名楚胥、林一夫，网名“山林野叟”。2003年编著《儒商常家》（33万字），2005年出版《石膏山生物世界》，2007年编著《晋商茶路》（16万字）和《晋商十大家族》（30万字），2008年主编《晋商堡寨》（15万字）；2008年参编《山西林业志》（副主编），均已出版。2010年主编《榆次旅游志和晋商志》，2012年主编《太岳山志》（180万字）；2015年主编《关帝山林区志》（140万字）；2019年出版《草木小品》和《鸟兽杂谈》，2020年编撰《文水生态文化系列（含“文水寺庙”“文水古树”“文水山花”“文水鸟兽”）》。2021至今主编《白马仙洞系列丛书（“景观大全”“生物世界”“神话故事”“民俗信仰”）》，《关帝山区的生态文化系列（含“峰峦景观”“沟谷温地”“寺庙古迹”“历史人物”“抗战烽火”等十册）》，主编《方山梅洞沟景区》（10万字）和《薛公岭景区概览》（8万字）。
2023.9.15
《一路风尘》之三
北 京
北京，民国时期叫“北平”，令我最难忘。
民国36年（1947）夏末，我家住到东四六条口的华北陆军总医院（现为北京军区总医院）。那个院子很大，一进大门就是一排汽车房，有十多个车库。我家住的是偏院的排房，环境舒适，室外有走廊，房间布置的整齐而干净，父亲添置玻璃书柜，客厅放着沙发、电唱机和立式四灯收音机。
哥哥和我在马路对面不远处的“箴宜小学”读书，那所学校是教会创办的，学生都有统一的校服。
东四大街很宽，商铺相连，记得有“爆”“烤”“涮”三家紧挨的清真羊肉馆，父亲带全家去吃过。他还曾带我到东直门外的城墙边和附近的村庄玩耍，在水田里捉青蛙。
北平城大多了，三爷爷和三奶奶随六叔李俊才住在故宫附近的“奶子府”，是个古色古香的庭院，红柱碧瓦，有假山、鱼缸和青竹；伯父家住在铁狮子胡同，六叔家在炮局胡同。
伯父、伯母和父亲、母亲历经八年抗战，现在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庆幸能在北平落脚，享受安祥而富裕的都市生活。
伯父有吉普车，他和父母亲带上哥哥和我到西山“八大处”采红叶，采回来养在玻璃花瓶里，能红一个礼拜。
母亲那年刚四十多岁，穿上了旗袍，后来还做了一件银灰鼠大衣，挺豪华。但家里没雇佣人，全家七口人，家务全由母亲一人做。父亲似乎比较清闲，有一天他买了几只螃蟹，一人喝点小酒，我们不懂那张牙舞爪的东西有什么吃头，但他吃喝得很自在。一次，天黑之后他从外面回来，穿着长袍，袍子里竟然兜着四个小刺猬，放到地上，吓了我们一跳。
父亲有时去基督教堂，有一次他带着我进去，没有座位了，他穿着呢子军装站到最后，拉着我的手，静静地听牧师唱经。
从我六岁到七岁，是我家在北平生活最优裕的时光。父母亲大概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享受只不过才有一年多。从1948年秋末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了冬天，就成了“乌云压城城欲摧”，东北的“四野”大军兵临城下了。
1948年11月初，父亲被派往天津执行医务。天大凉了，母亲带我上街，马路边的乞丐不少。有一个农妇，蓬头垢面，跪在地上哭，身旁站着个小姑娘，瘦骨伶丁，她们面前地上铺着一张纸，写的是卖孩子的告示。我正要仔细看，母亲把我拉开了。
家里订着《国民日报》和《扫荡报》，每天都有国军胜利的消息，但母亲好像知道共军已经围城了，心情不安。
北平城里虽然没有混乱，但物价飞涨，钞票是一捆一捆地花。不时有谣言传播，说什么共军的炮弹打到了马路上，把一个人活活地砸进了地下。这些“消息”，弄得人心惶惶。
大战在即，母亲听说只要一打起仗来，医院的伤兵就成了土匪，到处乱抢。她害怕，就让勤务兵把我家搬出医院。我家迁到“小经厂”14号的外院，这是一所普通的四合院。
1948年冬天，哥哥和我都没上学，每天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玩，爱玩打仗和捉迷藏，天天弄得蓬头垢面。
一天下午，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穿着长袍的男人，步履匆匆地进了院门。不一会儿，母亲出来叫我们：“快回来，你们看看谁回来了。”我们这才发现几个月不见的父亲回家了，风尘仆仆，穿件旧长袍，满脸胡髭。他是换了装，从天津步行回到北平的。
1949年2月初，解放军进入北平，隆隆的坦克行进在大街上，军队步伐整齐，昂首挺胸，扛枪举步，精神抖擞。满大街锣鼓喧天，到处是彩带飘舞、敲着腰鼓的秧歌队伍，人们的脸上光彩洋溢，都在齐声欢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了出了个毛泽东——”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父亲在北平军管会登记后，随傅作义的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再次去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连”。1966年11月，我在北京西直门外住进了容纳几千人的“红卫兵接待站”。半月时间走访了海淀区的几个大学，看到了“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的景象。也到西郊军用机场，接受“红太阳”的检阅，望到了敞篷吉普车上“大救星”的背影。
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出差和学习，既游览，也觅旧，去一次变一次。天安门广场宏伟壮丽，长安大街拓展宽阔，楼房高耸，豪华气派，人如流水车如龙。北海、中山、景山、颐和园、动物园，都美不胜收；厚重的城墙早都消失了，东四大街反而显得窄了，古式的建筑和老旧的胡同越来越少，数不清的洋式楼厦高耸入云，看得人头昏眼花。
80年代初，住和平里大街的林业部招待所，竟然吃不上面条；在崇文门那儿喝了两次“大碗茶”，很便宜；后来到“全聚德”吃过几次烤鸭，一次不如一次，价钱挺贵；“苹果园”的食堂，好像只有西红柿炒鸡蛋和大米饭。想吃京味饭菜，难了。
最近一次去北京，是七年前与小学的同学相聚。这次住到了北端的“天通苑”，好家伙，这哪里是个社区，分别是一座现代化都市！进去如同走入迷宫，数不清的高楼大厦，看不到头，简直连方向都迷失了。这是昌平区的地面，离前门大街30公里，打出租车要走将近1个小时。这个社区，现在居住着大约70万人口，已是“全亚洲最大的社区”，等于民国时期北平全市的人口了。老同学住在一座楼房的37层，他将近80岁了，早已离休。据说这个社区光老年人就有20多万，居民的多半是外来人口。
人们告我：“天通苑”的房价在北京是最低的，不管哪座楼，价格每平都在4万多——我的天！
北京变了，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北平，再也找不到了。
2024.4.27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