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春的故事，仿佛初恋一般最是生动和难忘。在那个蹉跎岁月里沉积下来的琐碎记忆，犹如夜空中的星子，时常在脑海中闪烁，并将我的灵感点燃……谨以此文献给那个如歌的青春岁月。

——题记

▲ 共产主义青年劳动大学

在沈阳至锦州的铁道线上，离沟帮子火车站两站远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叫“工农兵”站。车站的西南边是盘山县胡家农场场部所在地，这里有百货商店、饭店、米面加工厂、中小学校，还有集市，比较繁华，人多也热闹。这一片儿最高的建筑是农场场部的二层小楼，房顶竖着一面有些褪了色的五星红旗，一年四季迎风招展。

车站的相反方向，沿着砂石路的乡道往东偏北，依次是田家、姚家和曹家三个生产大队。过了曹家途经省交通系统的二营知青点，再有两里多路，在道路东侧的丁字路口，分左右伫立两个四米多高的水泥门垛，靠左边的门垛上竖着刻有一行字：盘山县共产主义青年劳动大学。右边门垛刻有：盘山县胡家农场红旗青年营。这就是上个世纪，1976年我下乡的地方。

听72届老知青讲，红旗青年营那可是在中央挂了号的青年点。据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大人物，曾经视察过坐落在辽宁“南大荒”的这所共产主义青年劳动大学。

大人物来没来过这里已无从考证了，只当做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吧！如果单说青年营在中央“挂号”这件事，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红旗青年营是沈阳军区设在盘锦的知青点，下去的知青大都是军区所属各单位及中央驻沈军事机构的子弟。当年作为中央政治局联络员的毛远新同志，同时还担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由此来推断，红旗青年营被中央知晓许是真事呢。

青年营下设四个连，部队建制，军事化管理。营里有营长和书记，连里有指导员和连长，往下是排长、班长。尤其我们这些部队子女都穿军装戴军帽，一排一排拉出去，跟当兵的没啥两样。相比插队落户的那些下乡青年，青年营的知青非常有优越感。

▲ 九班的个性似乎更显与众不同

我所在的三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三个班。一排二排分别有一个男生班和两个女生班，三排是两个男生班，即七班八班和一个女生班九班。我下乡被分在三连三排八班。

九班是一线人员跟后勤人员“混搭”的女生班。班长会唱歌，她经常与班里另一名爱唱歌的女生，在连里的联欢会上表演女声二重唱。班里还有一名文学青年，擅长吟诗作赋。跟我一届的一名新生嗓音也蛮好的，也喜欢唱歌。

最拉风的人物当数后勤喂猪的一个女生了，能拉一手好手风琴不说，经常边拉边唱。综合这些，不难造就九班在全连“文艺范儿”的地位。

每到傍晚，吃完饭没什么事了，总能听到九班宿舍里传来悠扬的琴声伴着悦耳的歌声，同时还有叽叽喳喳的嬉笑，好不热闹。

这时候，跟九班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七班，就会敲墙起哄。九班的歌声和琴声，实在不能让七班的男知青们沉默下去，他们必须要有所反应。当然他们只会卯足了劲敲墙，九班的歌声和琴声就更加嘹亮……

然而，相比“文艺范儿”，九班的个性似乎更显与众不同一些……

▲ 高粱玉米长到刚过膝盖那么高

我刚下乡到盘锦时，全营都是旱田，平均亩产才十八斤。高粱、玉米长到刚过膝盖那么高就停止发育了。上秋割地时干脆就不考虑那些“侏儒”，任凭短小的苞米秸和高粱秸都烂在地里。

后来也就是年底，根据农场指示，红旗青年营的四个连队顶着北风烟雪，在大冬天里挖沟筑渠，愣生生地将千八百亩旱田改成了水田，在第二年春天种上了稻子。

在改种稻子之前，头年的秋里，豆子的长势还算凑合，谈不上喜人，至少不像高粱和玉米长得那么难看。最起码可以收割和打场，说明还是有一定产量的。

割豆子比较搞笑。站在地头时还能分辨出一根根垄。往前割着割着垄就不见了，豆棵儿也不知去向，进入眼帘的是一丛丛不知名的荒草。甚至提溜个镰刀走出十几米或几十米都不见豆子的踪迹，直至再发现有豆棵儿了，方能继续收割。

连里的豆子都种在号称“七百七”的地块里，这是三连最长的一块地，长度大约770米，宽也有二三百米。豆子割完了一捆捆地捆结实，在地里一趟趟地摆放好，等着往回拉。

天渐渐凉了，要赶在下霜之前把豆子运到连里的场院上，然后打场磨豆子做豆腐熬豆浆压豆饼，最后还要榨豆油。炊事班烧的菜里已经好久见不着油星了。

为了抢时间运豆子，连部采取了牛车马车驴车齐上阵，还有人背等多种运输方式。早上天麻麻亮就起床，不吃饭每人先从地里往场院背三趟豆子再干别的事。

▲ 姐妹几个站成一溜张口开唱

进到“七百七”地块，只有通过一条窄窄的必经的小道才能进去，旁边就是水沟。全连从一排一班开始到最后的三排九班百十号人马，排成队按顺序依次进到豆子地里。每人每趟差不多都要背两三捆豆秸，力气大的男生有背四五捆的，再沿原路返回到场院。

豆秸给露水打湿后，分量倍增，而且潮湿扎人，背起来特别吃劲和难受。踩着崎岖的田埂，弯着腰弓着背，负重跋涉，一两趟下来每个人都会头上热气腾腾的，汗水顺着脸往下淌，沾了露水的豆秸紧贴在后背上，又湿又扎又痒……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滋味。

先进入“七百七”的一排三个班，自然先于后面的人背完三趟豆子，完成任务，去食堂吃饭了。二排的三个班和我所在的三排两个男生班也没怎么耽误到食堂吃饭。

等到九班的几名女生背完豆子，回到宿舍洗漱擦洗完毕，拿着饭缸子走进食堂时，饭已全部卖光了。她们不仅没赶上热乎的，连凉的几乎也都没有了。姐妹几个面面相觑，首先班长一脸的不悦，然后人人面带愠怒离开了食堂。

第二天早上背豆子，完全复制的是头一天的情形。背完三趟豆子的九班，擦洗完毕，急匆匆赶到食堂，依然呈现出“早饭售罄！”的状态。

这回九班没有立即打道回府，几个女生一言不发，一手拿饭缸一手拿匙或筷子，就“怦怦怦！”地敲起来。直至把炊事班长和伙食长都给震了出来。两位食堂主官忙不迭地解释，说他们今天已经加量了，怎么又卖光了啊！是不是有人多打了呢……九班就把怨气转移到一排和二排那些人身上，她们猜测是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因为他们是最先到食堂打饭的。

第三天背完三趟豆子，依然没有九班的早饭。这次许是她们已经商量好了的，姐妹几个站成一溜，张口开唱了。就像在元旦联欢会上演节目那样，唱了一首又一首，唱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知青励志的歌曲。

食堂里除了那些没长脑子的桌椅板凳，并无他人。炊事班没有一个人出来，都猫在屋里不露面。倒是走过路过的人或趴窗户或进到食堂里看热闹。

▲ 连续三天没吃上早饭不算是小事

事情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延续下去，连续三天没吃上早饭不算是小事儿。九班班长把情况反映给了排长，排长反映到连部。

如果放在通常，炊事班做的早饭量应该是足够的，但是走了好几里路，负重背了三趟豆子，肯定就要比平时吃的多了。连里没有责怪炊事班，更不可能追究多吃多占的那些人，关键是也无法查明都有谁多打了多少饭……

连部就此事，做出三点明文规定：一是给九班放半天假，抚慰一下她们受伤的心灵；二是连里再背豆子，由九班首先进入“七百七”，依次是三排的八班、七班和二排、一排，把整个顺序倒过来；三是背豆子期间，炊事班做早饭要加量再加量。

九班并没有享受到连部优惠的半天假期，因为背完豆子全连统一放假一天，九班的半天假也就含在这统一的一天假里了，九班也就没说什么。食堂的早餐倒是加量了，但从第四天起不用人背豆子了，地里剩下不多的豆子都是马车和牛车拉到场院的。

休整一天后，全连便投入到了打场大会战。可以说，农活没有一样不是累的，打场更是如此。即便再苦再累，九班的“文艺范儿”仍在每天的傍晚尽情释放。悠扬的琴声伴随着悦耳的歌声，时不时地从九班宿舍传来，同时还夹杂着叽叽喳喳的嬉笑声。

作为九班的邻居七班的男知青们，仍不甘寂寞，一如既往地卯足劲敲墙，以换取九班更加嘹亮的歌声。

【作者简介】孙文成，作家，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沈阳市和平区文联副主席、沈阳市和平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获评辽宁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最佳读书人”、文化部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