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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作家》杂志联合主办，广州同润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佛奥广场威珀斯酒店分公司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词语的重力场”——陈先发、赵野的诗歌创作暨“当代诗歌的常与变”研讨分享，2023年8月8日在广州威珀斯酒店举行。与会专家首先围绕诗人陈先发和赵野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坦诚、深入的讨论。本届研讨分享活动，还以“当代诗歌的常与变”为主题，讨论了当代诗歌写作的若干现象和问题。参加本届活动的诗人、评论家有程光炜、宗仁发、陈陟云、张清华、西渡、姜涛、敬文东、周瓒、冯晏、杨庆祥、张德明、张光昕、冷霜、向卫国、荣光启、苗霞等。此系列专题研讨每年8月8日举办，之前已成功举办三届。本次会议由评论家、作家程光炜和宗仁发主持。
因本次研讨成果丰硕，内容丰富且各具特色，由于篇幅有限，故本次发布聚焦于诗人赵野的诗歌研讨纪要，更多精彩内容将会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张清华
我与赵野认识大概有二十年了。以前总把他当作一个“概念化的人物”，比如与“第三代”这个词的发明有关，但关于他的诗歌，实在是未作深究，读得面目模糊。有人说，赵野是一个“抒情性的诗人”，这话听着倒不太像是赞美，有点像是贬低，至少是隐含着某种“过时或局限”的评价。我对此未置可否，也未曾深思过。
但最近的两三年，我陆续读到了赵野兄几首大诗——我不得不使用这个不太常用的说法“大诗”。因为按照体量，它们或许称不上是“长诗”，但按照内容和气象，按照它们给我的阅读感受，则绝对不是一般形制的“小诗”或抒情诗。我觉得这些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对当代诗歌都有创造性变革，这种变革带给我们的经验不止是“新鲜”，而更多的或许是一种“真正的苍老”，我觉得甚至不能用“成熟”这类词来评价赵野的诗，而只能用“苍老”——它们一出现就是一种“古老的哀歌”。如果追溯，或许可以认为是在汉末到六朝时期形成的一种抒情的、感伤主义的“咏怀体”的还魂复活，但似乎也不太准确。姑且这么认为吧。
赵野的这些诗首先是在语言和形式上极为讲究，如果按照西方的音乐概念，我想可以叫做“回旋曲式的哀歌”，其形式非常整饬，大部分完全切成了“豆腐块”。但这种切分让人感觉到不是削足适履，而是自然而然，它是在体式上呼应了作品中的一种“古意”，仿佛不是赵野在写诗，而是阮籍、陆机、向秀们穿上了今人的衣服在写诗；另一种则是典型的回旋曲式，不断予以重复叠加，通过大量转喻性的深化笔墨，来加强作品的立体感，意义的深度，以及旋律性。前者如《阮籍来信》《中国长城建造时》《思旧赋》《感时赋》《闲情赋》《山居赋》《小园赋》《渔樵》还有《碧岩录》等等；后者如《诗章2021》《燕子笺》等，其中《诗章2021》最初在微信上看到的时候，题目似乎是截取了诗中的一句，“欢筵正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结束”，“题记”是三个字的咏叹，“啊，文王”，当时给了我巨大的震撼。这是比卡夫卡式的寓言更有召唤感的，比诺查丹玛斯式的预言更有诗意的一种文体，他打开了关于文明的黑匣子，也揭开了语言意义上的潘多拉魔盒。
确乎赵野找到了一个契机，在历史最晦暗的时刻，正是类似充满启示性的话语出现的时刻。在历史上，这种话语有时是以“儿歌”的方式出现的，在《史记》中，在很多野史杂记和小说中，都记载了类似的预言式的儿歌，简单而充满寓意。而这恰好满足了赵野要将现代诗的复杂语体，芜杂的经验，化入到中国诗歌的伟大抒情传统之中，变成古老的“命运般的经验”的一部分的愿望——我不知道这样的表述是否合适。总之，时代的氛围恰好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赵野的语言创造，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最佳机会。
我注意到，赵野的几篇“赋体”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六朝诗人的原型或影子在其中，这很有意思。因为六朝诗歌中，一是有来自汉末诗歌的悲歌传统，二是有“饮酒”“咏怀”“感遇”等抒情传统，三是有“游仙”和“冥想”的形而上气质。这些因素溶解于赵野的作品之中，恰好也成为了他的抒情气质的底色。这样说可能言不及义，但赵野诗中的古人气质，古老意象，因此而生发出两个效果，一个是他以此创造了一种有着久远的高贵血缘的、根红苗正的“现代的哀歌”，二是这种哀歌又是献给人类的（首先是献给我们民族的，是一种“文明的命运与感遇”），因此具有了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哀歌”的现代性。这一点我暂不展开，只是提出来，说出赵野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界面，就是它通向着一种本雅明式的“文明的寓言”的向度。
我可能还要说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赵野与第三代的历史抱负的问题。我认为新诗诞生以来，一直在社会主题、政治主题、文化主题、哲学主题的几个层面上打转转，能够升华至哲学主题的诗人已寥寥无几，而惟有第三代中最杰出的诗人，方才有提升至神学与文明主题高度的可能。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出现了但丁和波德莱尔那样体量和意义的诗人，但至少，这代人真正读懂了这类创造性和断代式的诗人，并且在试图写出类似的诗篇，从海子就开始了这种努力，而今我们在第三代最优秀者的身上，看到了这种意识与可能。赵野的这些诗，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文明的预言与哀歌”，这种哀歌具有着大历史的视野与抱负，是写给未来的启示录。
让我读几句，以作为例子：“哀泣的爻辞召唤着更大的劫毁/蓍草逆风飞扬，天命离开谁家//我六经穷尽，把自己交给时间/怀旧中振奋精神，以达到不朽……”（《阮籍来信》）“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像一块生铁//过去与未来汇聚当下，他发明/一种句法，让现实遵从和模仿……”（《渔樵》）只读出这几句。我想说，赵野的语言中，成功“嵌入”了——不，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应该叫“置回”，它们原本就“应许”的地方现在得以返回了——古代的语言，六朝的语言，更早的《易经》的语言，老庄的语言，古人野史中的语言，大量高古的词汇，但这些语词在这里绝不是“装饰性”地使用，而是自然地恢复到一种秩序，一种有着伟大传统和气象的古老汉语的属性。说实话它们并不古奥晦涩，赵野的诉求不是使之“难懂”，而是对语言进行改造。
这一点也非常复杂，一时说不清楚，只是提出来。
赵野的诗歌是想说什么，我想不用我饶舌，他是承继了汉魏六朝以来，甚至自《诗经》《楚辞》以来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即感时伤世，哀叹民生，但更是那种感遇咏怀，表达内心悲愁与幽情的传统，这种传统既具有高度的伦理性，同时更显示着文人传统的高级。这种文人传统，投射至当代，就改造了我们几乎所有写作者习惯的“主体性体认”——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文化的游牧者”形象，而是获得了一个“文人”“读书人”的那种传统底气。
而且，我还要说一句，这还不是完全还原至“古人”的，那种具有“天下”意识的读书人的身份，还是一种具有东西方文明对话意识的“地球人”身份，所以我感到非常震撼，和振奋。为赵野高兴，也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感到庆幸，因为在世界发生巨变的时刻，这一代诗人没有缺席，也没有勉为其难，而是名正言顺和恰如其分地，提供了可匹配的文本。
西渡
赵野是“第三代诗歌”概念的首倡者之一。对这个概念，很长时间我都疑虑重重，现在却不得不使用它，说明它在诗歌史意义上确有其概括力和说服力。与一众第三代诗人相比，赵野没有坐吃这个概念的红利，他的写作反而走向了第三代诗人的反面，显示出一种文化守成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早冒头于《字的研究》《春秋来信》《汉语》等一批诗作里，并延续到本世纪的新作中，显示了赵野诗歌写作内在的稳定性。赵野可以说是当代诗人里最彻底地坚持了记忆诗学的诗人。在《剩山》（2015）中，赵野说“我反复写作同一首诗”，又说“我原是一个词语造就的人”。对赵野来说，这个词语就是汉语。多数当代诗人都强调现代汉语对于古代汉语的断裂和异质性，赵野却强调其中的延续性，甚至强调过去对现在的规定性：“所有的过去构成现在”（《读曾默躬》）古老汉语的过去甚至也规定或者说开拓着我们的未来：“我要用一种语言发明自己/用古老的汉语朝向未来”（《碧岩录》十六）在赵野的记忆诗学与艾略特的文化诗学有某种呼应关系，但由于各自文化记忆的巨大差异，赵野的诗歌意趣终究与艾略特迥异。赵野的诗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诗，有着中国诗自己独特的题材、主题、风格和审美意趣。
与这种记忆诗学相关联的，是诗人对诗的力量和真理的确信。在《庚子杂诗》中，诗人说：“诗歌要垄断真理”“诗歌从来都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真理主要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伦理意义上的：“善是最高的存在，诗应该/向它无限靠近，像光照进海”（《我相信三世生命》）。也就是说，善是高于诗歌的本体，诗因为靠近它而获得真理。在一切中心都消散的时代，诗人的这种确信在认识论意义上近于反动，在伦理上却令人感动。当诗人说出“无论如何不要贬低生命”（《当河流振翅欲飞的时候》），“你是真的爱这个世界啊/因此要成为更好的人”（《读曾默躬》），我想谁也不敢轻视这个声音。
《碧岩录》应该是诗人迄今为止最重要、篇幅最宏大的作品。这首诗在主题和风格学上都显示了其写作的巨大进展。它干净、俭省、斩截，早先诗作中冗余、繁复的修辞在这里被洗刷一空。赵野过去的诗作多少还有80年代词语喧哗的印迹，冗余的能指时或脱离所指凌空飞翔。在这首诗里，能指与所指的敌意消解了，每一词都下得稳当、妥帖、恰到好处。诗人对此进展也了然于心：“老虎脱机关，狮子反扑来/我句到意到开出新气象”（十六）。这种新气象，也让我对诗人以后的写作感到好奇，并怀着期待。
姜涛
读赵野的近作，如《庚子杂诗》《碧岩录》《阮籍来信》《与阮籍书》等，感觉颇受震动。移居大理的这些年，特别是疫情前后几年，他的写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好像在苍山与洱海之间吸纳了很多天地的真气，能在俯仰之间，心怀众生，穿越古今，忧国忧民以致忧天下。冷霜谈到，这些诗不完全是批判性的，更接近中国古诗起兴、咏怀的传统，有某种“新士绅”的倾向（可能引述的不准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理解角度，传统士大夫（士绅）文化会有一定的悠游性，从世俗纷乱中超脱出来，由此也才能在山水之间别有寄托。赵野在大理的生活和心境，或许也有这样的悠游性，能一定程度站得更高，视野更广大而久远。当然，这批组诗在技艺上也相当娴熟，非常自如地在各种典故和诗文之间游走、穿梭，同时气息又稳健沉实，始终保持语风的洗练和形式的整饬。正如周瓒所说，这种整饬、稳定，不是保守的姿态，更是出于一种写作的节制、风格的保护。再做一点引申的话，形式的高度自觉也是一种身心凝聚、内在自我充沛的表现。像《与阮籍书》这一组，每一行13个字，为了保持这样的姿态，就不得不将句子凝缩、打断、折叠。这有点像早期新诗人尝试的素体诗，不得不依靠断句、跨行来实现一种形式的谨严。事实上，这样的语体会有形式之外的效果，正因为字句的短促和不连贯，反而有一种断碑残简的感觉，不仅与诗风的古雅相配合，也体现了一种心志的凝定和决断。
同样是古风，赵野和陈先发两人的诗，刚好形成对照，有相近更有不同。相近之处，两位诗人似乎都要传递某种乱世中历史的兴废感，或如冷霜所言，传递某种生存处境的整体危机感。在这方面，陈先发的表达隐晦一些，而赵野的方式更为直露，所以他才会向阮籍、龚自珍这样身处乱世或变局中的诗人频频致意。不同之处，或许更重要，陈先发处理现实的方式，不是直接将现实纳入诗中，而是更多将现实感受转化为某种气息、光影、踪迹，就像老房子墙上的潮湿痕迹那样蔓延开去，深入私人生活和日常幽微的心境；而赵野的位置，不是“旁观”现实，他站得更高，仿佛在苍山之巅，在黄昏的暮色中，在所谓“万古愁”的视野中来俯瞰当代经验。因为有了更纵深历史时空的延伸，现实的某一方面会被抽离出来，嫁接或并置于古典诗文的情境和语感之中，而形式上的对仗和节奏，为这种古今之间的“距离的组织”提供了便利，如“道德作为诈术，一切都成算法/谶谣翻起暗物质，像暧昧屏风”。这种方法类似于“用典”，但不是用“旧典”，而是用“新典”，以“古”来化“今”，将“算法”、“暗物质”一类的新名物嵌入历史恒常的诡谲中。声音的高亢、节奏的明快，刚好使这样的“嵌入”显得不尴尬，还很自然。当年梁启超倡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来革命旧诗，赵野的写作好像从现代诗的角度，重新激活了这一方案。当然，这样的衔接、嵌入是不是太过流畅，少了一点内在盘旋、挣扎的空间，将当代经验过快收纳于专制与自由、王朝与受难等的普遍又宽大的命题中，是不是降低了经验本身混沌的密度和强度，这也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敬文东
在赵野看来，所谓诗歌，就是热烈响应远古发出的召唤，甚至直接就是来自前朝的阳光和阳光中的树木。在《诗的隐喻》中，赵野写道：“趟过冰冷的河水，我走向 / 一棵树，观察它的生长 // 这树干沐浴过前朝的阳光 / 树叶刚刚发绿，态度恳切。”不仅仅是树干、树叶构成了诗的隐喻，上述几个句子共同营造出的氛围，更有能力影射诗歌的牙齿：祖先投过来的目光，态度尤为恳切。所谓古典性，不过是一种浓郁的氛围；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炮制了氛围，氛围则从气场的角度回报、呈现和呼应了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这就是《诗的隐喻》生产出的另一个隐喻，关于诗歌古典性的隐喻。在赵野看来，古典性的重要内涵是万古愁。赵野在与我的对话中明确地说：
“万古愁，还有天下忧，确实是古典汉语诗歌最迷人的地方，但为什么仅仅是古典汉语诗歌的呢？如此高级的东西，还是我们独有的特质，应该是汉语本身的。新诗只有在能写出这种万古愁和天下忧后，才能接通汉语的文脉，真正成熟起来。万古愁和天下忧对于诗歌，就像仁义礼智信对于人类一样，是我们文化作出的普世性发现，是汉语诗歌伟大的伦理。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要关注的是文明是否抵达。我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是民族的，地域的，而文明是普世的，文明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尊重，每一个心灵都能自由不羁，文明是个人和他人、以及外部世界的合理的关系。对我们而言，文明还在被种种邪恶的力量阻隔在路上，我们需要表达出一种期盼和挣扎，而这种期盼和挣扎，就是当下的万古愁和天下忧。我认为，欧洲现代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只有自己，只有卑贱，只有徒劳，害怕死后的世界（艾略特语）；而中国现代主义最核心的问题则是：世界那样了，我们还这样。那样的世界和这样的我们之间持续的对抗和张力，对当代生活和我们处境的深刻理解和忧患，就是当下汉语诗歌的现代性所在。具体到诗歌写作，还有一个审美的现代性，或者说语感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像玄学，很难说得清楚。新诗的语言很有意思，一方面它是新的，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句法和语感，另一方面，它又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这个传统的丰富性妙不可言。伟大的诗歌，要能在这个厚重的传统里纵横捭阖，上天入地，抵达诗意的核心如万军之中取上将的头颅。我近年来有一个看法，我们其实身处一种混杂的现代性里，我们的社会同时具备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表象和特征，也同时面对着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困境。面对匪夷所思的强大的中国现实，单纯的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可能都有问题，会流于简单、过气或浅薄，很难形成对等的挑战。最有力量的作品，应该在情感和美学上也要具备这种混杂的现代性，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前现代的明晰、崇高与启迪，现代的深邃、精神性与形式主义，以及后现代解构既有的无所用心与无所顾忌。诗人应该有一种能力，用语言把它们统摄在一起，才能匹配这个现实。这也是我的万古愁和天下忧。”
尽管踏上回归种子、寻找消逝之物的路途是在响应诗歌的本意，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赵野依然面临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通过怎样的渠道回返？仅仅避免仿古崇高就足够了么？回归是不是一种虚构或想象？写作者唯一的现实就是纸和笔，在写作者和他的现实之间，唯一可以通约的只有语言和文字。赵野敏锐地将解决问题的方案聚焦于文字和语言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在古老的汉语和古老的汉字的内部，为后人奇迹般地保存了奇特的时间形式、素朴的生活氛围。在《汉语》一诗中，赵野写道——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
每个词都被锤炼千年，犹如
每片树叶每天改变质地
它们在笔下，在火焰和纸上
仿佛刀锋在孩子的手中……
（赵野《汉语》）
但汉语是有一个个具体的汉字来表述的，因此，万古愁应该归结到汉字上——
我自问，一个古老的字
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
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
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
（赵野《字的研究》）
对于万古愁来说，字的光华值得信赖，因为它“历尽劫难”却仍然“质朴、优雅、气息如兰”，即使在被凝固、被冻结时也“坚持理想”，它因此有能力决定回返者的“复活与死亡”。可以这样说，通过《字的研究》和《汉语》，赵野为自己踏上回归之路、采摘美好的事物找到了坚实的根基，他三十多年漫长的诗歌写作中呈现出的古典性才有了基础，他遵从诗歌的本意，奋力展现时间主题才有了出发点，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同祖先接头之后的若干年里一边是来自远古发出的吁请。最近几年的《剩山》、《庚子杂诗》等大作品更是将这样的诗学线索推进得更远、更结实。在最近的一篇诗学札记中，他这样写道——
诗人的狂想并不需要落地，这是诗人的特权。我也毫不关心，诗是否已被当下的世界遗弃。我并不为谁写作，只想完成自己隐秘的愿望和抱负。世界浩渺，生命微不足道，不必在乎太多的东西。但写诗是一门手艺，我们得把活干好。
这样的言论值得信任。
夏可君
赵野的诗写作：在历史的诗性约定中寻求正义
人性与历史的关系，不是世界的关系，而是以“正义”为尺度，伟大之诗是一种尺度，其尺度是由历史性的时间长度与超越历史的高维度视野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是远望与前世，那么，当代汉语诗人如何建立一个绝对的尺度呢？这是赵野诗歌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情调——“万古愁”和“天下忧”，万古愁是时间的深度感怀，天下忧则是诗性的正义尺度。中国当代诗，必须走向历史的反思，从诗性本身获得超历史的正义，如果没有此“历史性”与“超历史性”的维度，就缺乏真正的尺度，汉语诗歌本来一直有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及其超越的诉求，这是大历史与超历史的双重性，但因为历史缺乏正义，诗性的责任就在于走向正义，这形成了诗学的历史本体论差异。
在赵野的诗写作中，有着历史性与正义性的双重书写，这就是他最近几年的诗作，都是从一个看似传统的事件或典故出发，其实是从历史的深度困顿出发，进入这个文化历史记忆的深处，只有在这个深处才可能触摸到“历史的痛点”，进入危难与挫败的时刻，重新体会文人心史与命运还尚未化解的苦涩，在痛彻心扉中，再次倾听这些失败者的心声。这正是赵野重新唤醒的诗学——“诗言志”，但这个“心志”，乃是历史的隐秘契约，这是带有隐秘诗性拯救的历史观，这也是赵野在《阮籍来信》中所引用的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
这个秘密协议并非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的个人爱好与志趣相投，而是一种艰难地转换，即在《与阮籍书》中再次提及的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只有被赎救的人才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援引的过去。”这也是为什么赵野在诗作中会大量引用古代文典的语文与文人的行迹，从佛典禅宗的《碧岩录》到《与阮籍书》的竹林文士，以个体当下的痛苦反思加以内在转化，使之重新获得一个被拯救的表达，这是新的“化典”，是古典语文的另类“翻译”与“重写”。当代汉语诗人必须把诗性的正义带入历史的重写，才可能真正进入过去，并且开启一个新的未来，否则过去的郁结依然尚未化解，也没有得到和解，历史深处的痛苦一旦被重新唤醒，又必须找到诗意的感知，使之得到疏解，这是双重的转换。
此双重转换如何在赵野的写作中表达的呢？一方面是诗人对于汉语文典的内在性转译，汉语本身其实一直就处于内在的转译之中，从战国汉代到魏晋南北朝，从佛典翻译到唐宋诗词，汉语的文典已经有所转译了，但需要继续转译，以当下现实的灾变再次激活历史隐秘的救赎潜能。我们就看到赵野的诗作中大量运用古代语式，并且在诗作的整体形式上，如同汉字方块字的严整庄严感，试图赋予纷乱或混杂的现代性以某种秩序。另一方面，则是当代汉语诗作必须接纳异质性的语文，这是对于西方大师的翻译，这是外在性的转译，在赵野的写作中这个接纳不是表面的学习与模仿，而是进入历史哲学的反思，这就是把“正义”的反思性带入到汉语的“抒情”质地之中，不仅仅是“情本体”，还必须是“正义感”，这也是为什么赵野要把本雅明的历史诗学带入进来，诗性与历史的契约，必须盖上正义的印章，才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周瓒
从诗集《逝者如斯》到《剩山》，赵野诗歌写作的变化与突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时间观念的变化，体现在从“万古愁”到“天下忧”这两个与他的诗歌密切相关的关键词上。赵野早先的诗略显观念化，时间观与美学气质相对固定，属于轮回的、永恒的时间，呈现为颓废、忧郁的美学。但到了晚近，大约因为个人生存空间与时代的变迁，他的诗歌“主题”与风格显示了差异，由纯净、怡然、洒脱、轻盈，变成为后来的紧张、困惑、沉痛、滞重。对于赵野来说，意义问题似乎经历了一个从自明到晦暗的过程。他的“尘世之诗”中，时间变得具体，现实感既源自外部世界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来自诗人自身生死观念的更新。如这样的诗行所言，“我一直纠结，此生如何了结/方配得上诗歌，不留遗憾”（《感时赋》）
其次，赵野的语言，经历了从独语到对话的蜕变。诗人早期写作相当风格化，源于一种独语的抒情方式，使得他的诗风格上显得单一。而随着写作的推进，诗人的对话意识逐步增强，由跟古代诗人心灵的对话，产生了新的精神连接和话语的生长。譬如，“从先生游”（阮籍）和《阮籍来信》《与阮籍书》等作品，通过想象中的往还交流，拓展了诗歌的内在空间，也打开了诗歌风格的不同路向。
第三，诗的展开方式，体现了从“追忆”到“感时抒怀”的变化。前者如臧棣所言，赵野早期的诗“出自固执的记忆”，侧重于表现存在的意义和对边缘化的探寻，而近年写作中多抒怀的篇什，更重当下之感。诗人仿佛置身于事物（事件）之中，试图拯救那曾经失落的存在感与价值意义。赵野近期诗作还带给我们一点启发，他那些形式整饬的诗节，看上去是保守的选择，但实际上，形式的守陈代表了一种克制和对活力的保护，反而显示了诗情的丰沛与充盈。
冷霜
早自1980年代中期，赵野的诗歌写作就确立起基本的路向，并展现出一以贯之的艺术特质，这种艺术特质的核心，在我看来是一种古典化的抒情姿态，它使写作动机向汉语诗歌那些根本的母题回归，相对于诗歌中的意象、语气、句法等因素，这种抒情姿态是更内在也更具统摄性的层面。这样一种写作路向的选择，起初主要是美学上的，后来，又逐渐生长出有关历史和文明的维度，从他写于2011年的《春望》一诗自道“要忠于一种传统/和伟大的形式主义”起，这个维度变得越来越明确。这种变化的发生，出现于他从年逾不惑到知天命之年这一阶段，也与他生活状态和居住地的变化有关，往深里看，更与告别八十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的变化重叠在一起。一方面是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伴随这一进程，无数人的生活世界被根本性地重构了，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信仰的危机越发严峻，他的诗中那种转向过去的姿态已不止是美学的偏至，更是精神深层需求的映射，向时间的过去与文明的传统回返，对他而言是寻求抵御虚无的方式和重获精神的背景，从这种“向后看”的写作意识和抒情姿态出发，他不仅克服了自身的精神危机，且以现代主义的诗学话语接通了中国古典诗学对书写的信仰，进而生发出写作“伟大的尘世之诗”的动力。
在他关于自身写作的思考和论述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天下忧”的观点：“我觉得万古愁，还有天下忧，是汉语诗歌伟大的伦理，也是汉语诗歌最迷人的地方，甚至就是汉语诗歌的本质。”在“万古愁”（个体生命的短暂性）与“天下忧”（理想社会的不可及）之间，大体可以认为，赵野早期的诗歌偏重于前者，而近年的诗歌则更究心于后者，或者也可以说，他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不仅关乎自我，即灵魂如何得到救赎，更关乎“天下”，两者彼此关联。而他所忧的“天下”乃是整个当代人类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他近年不断以六朝时代为镜像的系列诗作，如以同题方式与向秀、陶渊明、谢灵运、庾信等名作互文的《思旧赋》《闲情赋》《山居赋》《小园赋》和《阮籍来信》，都可以被看成是对原有秩序逐渐解钮，正在面临战争对抗、气候变暖等各种危机的当下人类“乱世”的转喻式书写。这种“天下忧”有异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而保留了某种感性直观的色彩，同时也显示出一种类似于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味，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把赵野的写作概括为一种具有“新士绅”性格的写作，这种“新士绅”性格的写作一方面将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加以调和与衔接，一方面吸纳并整合了当代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部分思想话语，而与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动向形成了独特的应答关系。具有这种“新士绅”写作倾向的诗人不止一位，但就写作姿态的鲜明、思考和论述的系统性而言，赵野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他这十余年“朝向过去”的写作在原有的抒情姿态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壮大和深化，已构成了当代诗界一个值得格外重视、需要认真回应的声音。
张德明
赵野是一个具有鲜明历史艺术和美学自觉的诗人，甚至可以说，赵野是不乏深远的美学期待乃至文学史野心的有远大抱负的诗人，在接受诗评家敬文东的访谈时，赵野重点陈述了自己重塑传统的诗学规划。他这样说道：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尝不是一个有抱负的诗人应有的理想？既然是重塑，那就表明传统和山河已经坍塌很久了，我们是在废墟或灰烬里开始工作，重塑起来的东西，一定既有过去的传统和质地，又有今天的技术和呼吸，既有过去的厚重，又有今天的温度。
事实上，以新诗写作来重塑传统，这也是赵野内在的“元诗”意识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重塑传统，首先是读懂传统，了悟传统的精髓。通过对古典诗歌的广泛阅读和深入领会，赵野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存有的几个可贵和迷人之处，他说：“万古愁与天下忧，确实是古典汉语诗歌最迷人的地方。”“万古愁和天下忧对于诗歌，就像仁义礼智信对于人类一样，是我们文化的普世性发现，是汉语诗歌伟大的伦理。”在赵野的诗歌中，“万古愁”“天下忧”等词汇不期而至，如 “万古愁破空而来”（《春望》），“这片云有我的天下忧”（《剩山》），这是诗人充分理解传统之后所形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现代汉语表达。
重塑传统，其次是与传统对话，向优秀的古典诗人致敬。赵野的《春望》一诗，直接援用了杜甫诗歌的题目，这体现着与古典诗人对话的历史自觉，也是向诗圣致以崇高敬礼的艺术表白。在这首诗的最后，赵野写道：“要忠于一种传统/和伟大的形式主义/像桃花溅起泪水/往来成为古今”，明确表露了向传统和大师致敬的良苦用心。《赤壁》是向文豪苏东坡致敬的诗作，“他衣袖飘飘，乘波涛翩翩而来/烟云屏息敛气，等待花开//王朝建立又坍塌，这小传统/让长江夜夜淌最强万古愁//时间已湮灭一切，留一份空/打磨虚无，或深情的金刚杵//天上没胜负，都是渔樵闲话/人世的模仿者也要借春风。”《谢灵运》《读陈子昂》等诗，则分别是向谢灵运和陈子昂表达敬意的对话传统之作。
“重塑传统”是赵野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动力，也是引领他的诗歌技艺向更高境界不断攀升的重要推助剂，尽管他理性地意识到：“至于最后能达成什么目标，实现什么结果，真的是一种天意，一种定数，人力不可强求。”但他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持续前行的勇气和决心是从未泯失的。“我写恒常的诗，似水流淌/元音弹响，直抵生命的本质“（《苍山（一）·我写》），可以说，赵野是用自己矢志不渝的艺术实践，在写一首大诗，一首将自我生命融入历史和传统、融入语言与文化、抒发着万古愁和天下忧的大诗。这种写作观念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诗人所秉持的“元诗”意识的生动体现。
向卫国
赵野是“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重要成员，但他的创作一开始就与第三代诗人的总体上偏向于先锋姿态和激进的现代、后现代风格颇有不同，显示出对中国传统诗歌和汉语主动融入的文化意识。他的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可以名之曰“元音”意识的东西，因此其诗歌写作亦可称之为汉语当代诗歌的“元音”写作。
“元音”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指的是拼音文字中的发音字母，又称母音。诗歌中的押韵，以及由此产生的格律，主要就是利用了元音的重复关系。将元音的性质和功能推而广之，可以从许多不同层面来解读和构建诗歌的“元音写作”学：（1）音韵学意义上的元音写作，如诗歌的押韵就是利用元音造成的声音间隔性的重复效果。（2）词汇学意义上的元音写作。（3）原型（原始意象）意义上的元音写作。（4）文化意义上的元音写作。自古以来，汉语诗歌重视用“典”，各种不同典故都是汉语文化中的“元文化”要素。（5）历史意义上的元音写作。特指诗歌写作中对典型历史事件的“提及”，当代诗歌中有大量针对典型新闻事件而创造的诗歌，“事件”成为诗歌中的“元历史”。（6）宇宙（时空维度）意义上的元音写作。“元宇宙”的概念已经是一个当代人所共知的集科技和艺术想象为一体的新概念，从根本上讲，一切艺术都是“元宇宙”的创造，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语言符号为载体的元宇宙。
赵野作为一个诗人，从一开始就在其潜意识中存在某种对汉语诗歌乃至汉语、汉族的命运担当，表现在诗歌里面，就是企图通过个人写作，从根性上承接并创新汉语，从而将自我的生命融解到民族的命运中。他的诗歌写作中的“元音”意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读和理解：
首先诗歌形式的“元音”创造。赵野诗歌自2010年代以后的重要作品，主要是若干组诗或长诗，大都以8行、10行、12行的短诗构成，有的不仅行数相同，每行字数亦相同。诗歌形式上的讲究，显然有追慕和致敬古典诗歌的意思，但又不局限于古典形式，仍然是现代诗。
其次，传统诗歌、文化、历史或异文本“元音” 的创造性再生。比如他将传统诗歌的两大主题“万古愁”和“天下忧”提高到汉语诗歌的“伦理”和“本质”的高度，试图通过重塑自我来“重塑传统和山河”，这际上是代表数千年的汉语诗人，在当代发出的“元音”呼救和自我拯救。
第三，对当代史的“元音”观照。赵野诗歌写作的“元音”性质，既体现在对汉语和汉族历史与传统尤其是其先秦源头的诗性想象与再造，也表现出对当代史的“元音”观照。在赵野近几年的诗歌作品中，大量密集地出现了对当代现实的思考和经验处理。尽管诗人对当下的直接现实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象征化、抽象化处理，或者借古喻今，或者有意地泛化处理，但这些文本仍然在发表和出版的意义上，成为“潜文本”，无法公开面世。诗歌对当代题材进行原发性、创造性的个人观照和理性处理，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元音”。
张光昕
从1985年写出《河》和《阿兰》开始，赵野的汉语新诗写作已经坚持了近四十个年头。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出的几首诗《有所赠》《字的研究》《春秋来信》，直到今天都可被视为他的代表作。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首席弄潮儿，赵野的诗歌生命甫一开启便抵达高潮，此后便进入漫长逍遥的余生，开启了无边的贤者时间。他终生躲避着强光，却随身携带着独有的色泽，腾挪于浅唱与云游、醇酒与美人、高山与流水之间。
他在天命之年前后隐居大理，生活境界阔大幽深，心思绵密高古，坐拥美人和城池，独望白云悠悠，上乘之作接踵而来，字字句句如水银泻地。虽出身第三代，赵诗并不盲目求新求变，亦不师法后现代诸公，而是提笔就凝定为一种极简、荒寒、忧患的雅言。他的诗歌熔观察的残骸、抒情的旁观、思想的余淡于一炉，似乎是时代、心灵和语言经过炽烈焚烧之后留下的骨感拼图，与远古的洪荒之声遥相呼应。
赵野有一条很坚定的诗观，诗只为知音而作。除此之外，任何假诗歌之名去履行那些过于悦耳的目的、服务于过于宏大的理想之行动，都是可疑的。这成为他一生散淡逍遥的充足理由。也就是说，一首诗究竟成立、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诗人的身份、题材的正确、形势的需要和风格的流行，而是来自于那些极少数同行的评价。这让诗歌始终保持为一种混合着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卓越文类。
行为科学家发现，如果把多幅肖像照或全身照、多种笔迹的副本、多种嗓音的录音交给一些事先完全不知情的人，要求他们从中选出一些肖像、一幅全身像、一种笔迹和一种嗓音组合在一起，我们发现，他们的组合一般是正确的，至少正确的组合远远多于错误的组合。这是因为，我们会从每个人的嗓音、面貌、举止和姿态中辨认出某一种共同的结构，对我们而言，这“每个人”不是别的，正是这种结构或这种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方式。
由此我们推测，赵野或许不是一个线性的诗人，而是一个锚定的诗人。他的诗歌愿望从一开始就完成了，他手里的飞镖不偏不倚地固定在靶心，那个理想的位置。这决定了今后漫长工作，不是向前进，不是向后退，不是垂直攀升，也不是朝深处挖掘。他工作的矢量是朝向一种不可能向度——万古愁——这让他能第二次进入写作，在某个虚空的时空里进行述怀和立法。
在心与脑之间，赵野钟情于语言的玄学。赵野的想象界很早就形成并进入鼎盛状态，当他写诗时，诗歌并不处理想象界的问题，许多悬而未决的命题在他诗中都变成了笃定的答案。如果语气是一种结论的话，赵野的语气一当生成，就固定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未曾改变。毋宁说，赵野是从象征界登录诗歌的诗人，靠语感来调节写作。当想象界不运作时，象征界踏上与世界的交互、交换之旅，象征界“诗经”化，用来击中真实界。
陈培浩
在当代诗的驳杂谱系中，赵野是一条独特的支流。这条诗学支流既卓然独立于主流及其他支流，又跟它们有着错综的重叠和呼应。该如何说清当代诗歌的赵野道路及其独特价值呢？回归传统，坚守汉语，这是对赵野的诗学追求的一般描述，但依然是笼统的。回归传统是回归什么样的传统，哪部分的传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传统不是一种先验、刻板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回归传统便是再造传统；回归古典就是激活古典；坚守汉语也不是对汉语性静态的认领。古典性、汉语性最终都必须是当代性的；隔离于当代性之外，缺乏现实感，无法与当代经验形成共振，无法对当代精神困境做出反应和反思，这种静观的“永恒”，其实站在当代诗之外。
对语言的强调是赵野重要的诗学追求，同时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内部具有症候性的诗学线索。赵野自称，早在1985年前后，他就意识到“作为诗歌的翻译文体是不可靠的，要找到汉语本身的气息和节奏，建构真正的现代汉语”。1985年的《河》，“以抒情诗的形式，表现语言和它的文化传统的关系”；“1988年的《字的研究》，是分析性写法，回到汉语的源头，想找出汉字的特质，以及我对汉字的一些观念性认知。”赵野显然具有筑言而居的诗学追求。问题是，何种意义上耕耘于语言中是有效的？在语言中工作的诗人，如何完成对世界的观察、沉思和回应？换句话说，诗人如何既栖居于语言中，又摆脱语言的幽闭性？语言性与现实感如何统一？
什么是现实感？现实感与现实经验现实碎片的差别是什么？现实感表面是主体对世界的理解，实质则是主体对世界迫切性的感知和判断。诗人必须活在诗中，但诗人又不能完全活在诗中。世界和现实已坐上光速飞车疾驰向未来，活在与这辆飞车完全脱钩的诗中，必然没有现实感。所以，当代诗人不能将自己完全关进语言中，不能没有对当代诗与世界飞车的历史方位感。现实感为什么重要？因为现实感将为诗人的写作提供某种导航。正是通过对我们身处何方，我们的文化危机是什么等问题的判断，当代诗调适出崭新的、有效的诗学方案。身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朦胧诗的方案是有现实感的；身在八十年代中期，激活日常性及“诗到语言为止”是有现实感的；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都是具有某种现实感的......可是，假如今天我们依然袭用上述诗学方案，很容易察觉它无法有效回应现实困境，现实感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困扰。
显然，赵野写的多是山中之诗，却并不因此而缺少现实感。不妨说，他身在山中，诗在语言中，但仍顽强地打开精神和思想的透气孔，这些通孔始终浸透着对现实的感受、理解和判断。
今上投下胜负手渡盛世劫
海水茫茫没过泰山顶
这二句来自《碧岩录》第十二首《如何》，就是极朦胧又极有概括力，极有现实感的诗行，以寓言的方式高度浓缩地讲述了现实的故事。并且因其寓言性，也有力地显影了现实的内面。非关皮相，直取本质；不是现实表象，而是现实的谜底。什么是现实感，这就是现实感。只有共享了相同现实感的人才能读懂这份现实感。
所以，讨论赵野的写作，其实是讨论现实感和当代性如何与语言性、传统性的互嵌交融。
（本文节选自《“词语的重力场”——陈先发、赵野的诗歌创作研讨纪要》，原文刊于《作家》202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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