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河
作者:百区山人
整理修改:豫南杨
20240404

千斤河属淮河水系,发源于大别山西北部黄皮脑东坡和毡帽顶东西山谷,上源在千斤乡河棚街交汇,其下河床均宽三十米,自西向东曲流,经姜石湾被岩石阻挡,折北再南,弓流徐畈,又东折,曲经红石卡、卧牛坑,蜿蜒到乌马潭与陡山河交汇。河棚至乌马潭段,称千斤河。
千斤河,经流徐畈、卧牛坑地段,形成弧面河滩。河滩两岸是当地百姓的口粮稻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千斤公社革命委员会受战天斗地的思想感染,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领导班子是革命团队,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农民社员,提出口号:“劈山改河造良田”“大河一条线,小河靠边站,渠道绕山转,三年建成大寨县。”决定:在千斤河上,利用姜石湾至红石卡到卧牛坑的沙滩,沿弦直线改河造田。
改河造田的河道都是在良田上开掘,精明的农民社员偷偷地算了一笔账:河道改直,利用弯曲的河滩做田,赚不了多少,还要迁移一个居民村湾,劳民伤财,怎么说也是得不偿失的买卖。
开河是公社革命委员会决定的,必须雷打不动的执行。
此后的每年秋冬季节,开河大上马,全公社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开河工地上,设立开河指挥部,高音喇叭震天响,重复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以小队为单位,每队树红旗一面,上书“农业学大寨,沙滩变良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豪言壮语。

当时,没有机㭜,凿石砌岸,全是肩挑背扛,农民社员还吃不饱饭,没有力气干话,工程效率及低。
开河指挥部的值班干部,天天在大喇叭上点评,无论怎样促进,工程效率始终提不高。
后来,开河指挥部叫农民社员,中午不回家吃饭,要求生产队用大锅在工地煮一顿中午饭,免得农民社员回家吃饭,来回耽误工夫。
每天中午的大锅饭,没有碗筷食菜,农民社员需要自带。开始,各生产队按每人一斤米下锅。饭煮熟后,没有带菜的人就吃白饭。吃饭,有人吃得快,有人吃得慢。有的人一会就能吃三四大碗饭,有的人一碗还没吃了。一袋烟的功夫,锅里就没有饭了。第二天中午,吃慢的人带来大号碗,一碗能装普通三碗。这样,工地吃饭吵嘴事件时有发生。

不管上级怎么促生产,人们总是出勤不出力。工地指挥部派几个极积分子到各生产队监工,因工地大,监视不过来。监工到哪里,那里的农民社员就用力干活,只要监工离开,农民社员就不动了。没有责任心,基层干部不敢分任务干,分任务是资产阶级行为,只好任其自然磨洋工。一个秋冬下来,全公社挖不了多少土石方。
又是一年的秋冬季节,开河又上马了,县里批评千斤开河太慢,促生产不抓革命,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一齐上。指挥部找几个落后典型的农民社员批判斗争,用杀一儆百的方法,吓唬大多数农民社员用力干活。那时的人们都很滑稽,政冶上的话都不说,表面假极积,抓生产的干部怎么也找不到批斗的政治把柄,只有干活落后的农民社员挨了不少上级的批评。
一天夜晚,开河工地放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电影场上人山人海,十里内外的人也来看电影,一孔姓农民社员,单身汉一个,好讲实话,当看到电影中的林彪紧跟毛主席身后、挥舞语录本、口中大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时,说:“毛主席身材高大,是忠臣像;你们看林彪,个子小,站在主席身边像个小孩子,是奸臣,主席听他的话,全国人民都有亏吃。”
这话,有人报告到指挥部。指挥部终于找到政治典型了。

第三天上午,千斤公社革命委员会在千斤柳林地里召开万人大会,全公社农民社员都得参加。开会时,主持大会的干部,照纸宣布名单,随后就有含孔姓单身男子在内的五六人被拉上批斗台。在这几个人里,有喜好逗乐说怪话的,也有不小心把塘泥搞到语录牌上的……总之,他们都是这次抓生产被专政的对像。
接下来,极积分子上台发言,大声批判这些农民社员。
起始,被批斗的农民社员,并没有把批斗当回事。批就批吧,哪知发言人上纲上线,大声批判:“你们几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妄想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坚决与你们斗争到底……” 随即,台下“打倒某某”的口号大起。

批斗人发言之后,上来几个基干民兵,给被批斗的农民社员每人一条细麻绳,把被批斗的农民社员望死里捆。被批斗的农民社员被捆得妈妈娘娘的哭叫。这时,被批斗的农民社员才知道是动真格的了。
最后,几个带枪的武装干事把被捆的农民社员按“三反分子”给带走了。
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被带走的人不是三反分子,都不敢出来说实话。
事后,人们背后议论:被带走的农民社员,不是被枪毙,就是要把牢底坐穿。
次年的秋冬季节,还是老路开河。农民社员听说公社派李副书记当开河指挥长,都不敢“洋”了。
李副书记,工农出身,大字认不得几个;不过,他革命坚决,打击坏分子从不手软,人们出工不敢迟到早退。每天上午放蹒时间,总有迟到落后的农民社员被李副书记揪出亮像批斗。李副书记扯着被批斗农民社员的耳朵,说:“我们共产党人把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打跑台湾了,还怕你们几个调皮掉蛋分子,不好好开河,就是跟伟大社会主义过不去,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去年几个坐牢的三反分子,你们知道吧,也想试试!”几人被批斗的农民社员听了,吓得面如土色,直说再也可敢迟到落后了。
指挥长历害,工程效率还是提不起来。
年复一年,公社书记换了几任,直到1974年冬,徐畈改河地段的河道才开通,造出了20几亩沙滩田。卧牛坑地段的改河造田工程只开了个半式。
造出的沙滩田,装不住水,到处是鹅卵石。1975年,公社革命委员会在徐畈设农场,建农校,安排“五中”的学生轮流在改河的沙田里捡石头。改成的沙滩田归公社革命委员会所有。

1977年,恢复高考,随后摘除地主富农的帽子,分田到户,再也不用革命干部抓生产了,农民自己会干活。
1979年的春节,是中国有史以来农民最高兴的春节,各湾玩狮子,耍龙灯,撑旱船,跑竹马,担花挑,不分白天夜晚地演出,直玩到次年的“二月二龙抬头”。没有完成的卧牛坑开河造田工程,再也没人提起了。农民高兴得劲啊,真是无法形容。
1980年,当年随同孔姓单身汉一同被批斗的那个不小心把塘泥搞到语录牌上的“三反”农民社员的儿子,到县公安局查问他父亲的去向,根据线索找到了青海。青海牢房的工作人员查实当年毛笔卷宗,带胡姓社员儿子去牢房专用坟地,按记录位序,挖坟开棺。胡姓社员是“三九”天死去的,尸体完好。胡姓社员儿子,买辆架子车,步行两个多月,把父亲的尸体从青海拉回家,成为我们家乡孝敬父母的美谈。那几个“三反”农民社员的尸体,至今还在青藏高原。
今天,我们看到在草丛中隐约可见的开河废墟,它是愚昧野蛮时代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