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夕阳浅唱）

背景音乐：《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王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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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

——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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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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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时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他还强调：“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叶剑英也深情地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哪一个也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我们沿着邓小平和叶剑英所指引的思路仔细搜检，发现我们党的创始人和前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党的一大代表中的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陈公博、周佛海等，都曾经分赴日本、苏联、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学习和工作。

我们必定要探索和研究，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以前，在那些有过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人的领导下，“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革命总遭挫折。而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革命才从失败走向胜利？为什么其他“不是省油的灯”的革命前辈“从心底佩服”毛主席？邓小平更说：毛主席“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为什么唯有毛主席这位农民家庭出身，没有读过大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土包子”，而且在遵义会议以前，三次被撤销中委职务，八次被警告处分的党员，竟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者，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成为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揭幕者？百余年来，中外无数的政治领袖、学界精英、耄耋耆宿、青年才俊，以及人民大众，对这位“红太阳”、“大救星”的赞颂，可谓罄纸难书，不可胜数。人们站在不同立场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运用不同观点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高度进行评价，赞颂他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理论家、伟大的战略家、伟大的实践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书法家和伟大的预言家……或者赞美他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私的为民服务精神、宽广的革命情怀、坚韧的钢铁意志、无畏的克敌胆略、昂扬的乐观态度、朴素的民主作风、渊博的古今学识、深厚的实践经验、敏锐的洞察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凡人赞颂伟人，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和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总想表达自己崇敬之情、爱戴之意。然而前人赞颂有宏文，我虽有意难落笔。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说：“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因此，我就试图仅从哲学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加之自己学识浅薄，笔力粗笨，仅以举例方式进行论证。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列宁提出实践高于认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等，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通过《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光辉哲学著作，既指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又指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都存在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相互转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这就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集中分析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关键和核心。毛主席特别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他还通俗地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关键在于能够运用他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我认为毛主席是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接续者，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传承者，可能各有些许发展，但是只有毛主席全面地、系统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升华至毛泽东哲学的高度。我将尝试列举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部分实例，以论证毛主席运用他的光辉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意义。

例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首要问题”的提出，完全是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的极其重要的结论，即“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如何分清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呢？毛主席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然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武器，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进一步指明矛盾的转换方向和方法。因而早在1926年，他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例二：1927年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叛变。另方面则是因为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加之担任我们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既没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我们党的独立性，又没有建立我们党的军队，而且没有重视农民革命。毛主席从大革命惨痛失败中得出血的教训，所以他在我们党的“八七会议”上，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他在“八七会议”之后没有接受瞿秋白要他到上海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建议，而是主动要求回到湖南农村领导秋收起义。这不但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更由于他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村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认识到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小，必须发动和依靠中国农民阶级这一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方可战胜强大的敌人，获取革命的胜利。

例三：1927年，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时约5000人。原本按党中央的指示要进攻长沙等大城市，可是敌强我弱，进攻失败，逃亡严重。毛主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立即带领1000人的余部，经过“三湾改编”，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又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然后率领弱小的军队开赴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毛主席分析说：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在中国这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地上，独特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撑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从而“使一小块和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去。”毛主席在当时还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他的实质，而且把他的现象只看着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他正因为能够从敌强我弱的现象，看到革命胜利的前景，所以才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并用诗化的语言描绘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这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全国由井冈山一个红色根据地到建立多个红色根据地，全国红军由秋收起义剩下的1000人和南昌起义剩下的800人，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已经发展壮大到30余万人。

例四：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党史已经总结得非常精辟：“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结果，首先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湘江一役失败的血的教训，证明“左”倾路线的破产，证明毛主席路线的英明。其次是毛主席通过说服教育，团结了党的高层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各军团主要指挥员共同反对“左”倾领导。再次是毛主席抓住了当时急于解决的主要矛盾，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将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推迟到延安整风时解决。因此，遵义会议实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尽管前路仍有“大渡桥横”、“金沙水拍”、“岷山千里”、“六盘高峰”，终究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例五：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约7000人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25000里长征。毛主席紧接着于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当时第二方面军刚开始长征，第四方面军尚滞留川西，国民党军队还在围追堵截各路红军。虽然早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先占东北，后向华北进逼，但是当时距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尚有一年，距1937年7月7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尚有一年半。毛主席这时就既吸取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的右倾错误教训，又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实行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教训，及时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不但必须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而且需要转向“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他仔细分析了资产阶级两面性，虽有软弱的一面，但是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所以也有参加抗日的一面，并以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为例指出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能够成为“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毛主席还指出，要将“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就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毛主席也指明“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显然，这是毛主席从实践中得出的英明结论，也是他高瞻远瞩作出的英明预见，并为1938年5月撰写出光辉的《论持久战》而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他还满怀豪情地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例六：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国共达成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以22万国军围攻仅有5万我军的中原解放区，从而发动了第三次国内战争。当时在军事方面，国军总兵力为430万人，基本为最新的美式装备。我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基本为缴获的多国旧式装备。在经济方面，国统区占有3·3亿人口，占全国76%的国土，并控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交通线和现代工业。解放区所占人口仅有1·33亿，仅占全国24%的国土。蒋介石国民党还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美国白皮书说，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援助，等于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50%以上”。所以蒋介石认为“一定能够速战速决”。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毛主席从我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得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的结论。他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同时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在政治上坚持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原来设想5年取得胜利，后来居然3年多就获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创建了新中国。

例七：1948年底至1949年初，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之后，中国又面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沽名学霸王”，让革命半途而废的历史关键时刻。当时，世界上美苏争霸已经揭开冷战序幕，他们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以便在中国攫取最大利益。蒋介石在其主力被基本消灭以后，表面下野，呼吁和平，实则以退为进，以便转土重来，妄想划江而治。代总统李宗仁举起和平幌子，企图划江而治，从而由桂系军阀主导中国南方。当时中国有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以第三势力自居，也鼓吹划江而治。放眼当时的世界，西边的德国已经由美、苏、英、法一分为四；东边的朝鲜也由美苏分裂为南北两半。回望中国的历史，从三国分裂到隋朝统一，相隔360余年；从唐末分裂到元朝统一，相隔370余年。国家分裂，给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毛主席鉴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复杂的现实中抓住主要矛盾，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复兴，毅然决然发出“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的命令。从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例八：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和南韩军队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刚建国一年的新中国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苏、英、法削弱，唯有美国损失极小，获利极多。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总量几乎占全世界一半；在军事方面，美国军力和武器都具有绝对优势，而且拥有经过实战检验的核武器。苏联虽也妄想同美国争霸，但是经济和人口都损失极大，当时尚不敢冒险直接同美国开战。新生的中国刚经过百年战乱，可谓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中美对比，真是天悬地远。因此，当时我们党的高层，大多数领导人存在会不会“引火烧身”的顾虑，所以不同意抗美援朝。毛主席以雄伟的胆魄和无畏的勇气，既在战略上高瞻远瞩，又在战术上精研细究，既看到敌人钢多气少，失道寡助的一面，又看到我们钢少气多，得道多助的一面，深知“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的辩证关系。所以毛主席于1950年10月8日命令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终于打败了美国野心狼。这场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以装备极为落后的陆军，打败当时世界上装备最为先进的以美国为首的17国陆、海、空军。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最后的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一雪百年国耻走向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为新中国70余年和平环境奠定了基础，为苏联援建156个大型工程打开了通道，为收回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显示了力量，还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树立了胜利的榜样。

例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霸，20世纪60年代都同我国严重对立。毛主席高屋建瓴，洞察大局，将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联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欧洲、澳洲和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国霸权。他还敏锐地看到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苏联攻势面前处于守势。过去以反共著称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从实用主义出发，需要联中抗苏，多次表达访问中国的愿望。毛主席抓住这一契机，首先于1970年通过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后来于1971年通过“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方式，打开了中美交流的大门。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秘密访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主席邀请他在书房相见，却只谈哲学问题。后来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这一时期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我国从1972年9月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到1973年底，不但已经基本上完成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而且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不但在当时打破了美苏对我国的封锁和孤立，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新的局面。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例证不胜枚举，我这个凡人不能胜数。除了上述9例之外，其他如三次反“围剿”、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重庆谈判、转战陕北、三大战役、同苏联谈判、对印自卫反击、两弹一星、粉碎林彪集团等等，都是毛主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关键时刻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矛盾，从而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化解风险、夺取胜利。

2023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有47年了。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多少？毛主席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推进了多少？我再次重复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对毛主席的赞颂：“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而且说：“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实际上，毛主席用他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培养了“二七式”、“三八式”、“四九式”、“五零式”几代人，而且还在连续不断地培养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党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历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至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都是毛主席点燃的火炬辈辈接力，都是毛主席举起的红旗代代相传。他们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遵循着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实际、同时代特征，以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毛主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对此有过多次论述。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报告中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过去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后来在南巡讲话中强调：“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就是始终抓住了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精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十二大至党的二十大，党章都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不比不知道，一比才自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六，苏联一分为十五。俄罗斯在叶利钦统治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实行美国为之制定的“休克疗法”，卢布贬值至一万六千分之一，致使7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财富，被西方垄断资本和国内资本寡头洗劫一空，国民经济降至解体以前的50%以下。美国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解散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绝不东扩。但是华约解散后，北约通过五次东扩，不但把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拉入北约，而且把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北约，甚至要把俄罗斯发祥地基辅罗斯所在的乌克兰也要拉入北约。叶利钦和普京都曾经多次幻想和要求加入北约，不过是以自己的热脸去贴北约的冷屁股而已，仅为破灭的美梦。这才引发了现在以俄罗斯为一方，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支持的乌克兰为一方的战争。

我们中国虽然也在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了一场妄图打倒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风波。幸运的是，我们党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以及毛主席“用哲学思想培养的一代人”很多健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其实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察秋毫，未雨绸缪，根据毛主席于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发展、完善和提炼成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正因为我们党坚持了这四项立国之本，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果断地平息了那场政治风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了正确方向，并构建了可靠保障。

历史往往存在很多惊人的巧合。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解体，历经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五代领导人，共74年。我们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至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2023年，也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至现在的习近平五代领导人，也已是74年。苏联只能永远记录在陈旧的历史书籍之中，毛主席揭开并首写的新中国历史，已由毛主席培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按照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已经辈辈描绘，并将代代书写。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可以自豪地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超过一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唯有我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消除了绝对贫困。具体来说，新中国已经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军事强国、第二航天大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全的工业制造国、最多的外汇储备国、最旺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强的电力供应国、最长的高速运输国、最密的网络通讯国、最优的新能源贡献国……苏联共产党由于背叛了列宁主义，所以酿成亡党亡国的惨烈后果。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不忘毛主席那一代人立下的初心，牢记毛主席那一代人确定的使命，所以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建党100周年的目标，我们正在为建国100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正如毛主席豪迈而坚定地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2023年11月16日起笔，12月24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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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邹琦新教授是编者在邵阳师专学习时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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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