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1082），苏东坡来到黄州，转瞬间，已经过了三个年头了。

苏东坡等人学了一套经世的方法，堂皇地说是“兼济天下”──比如苏东坡得意时豪迈地说过的“奋厉有当世志”，然而在实际政治中却一再地受着命运的无情揶揄：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说的“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无不显示着他的困境。

但苏东坡如果总是这样，就不成为苏东坡了，他的意义正在于，如何将人生的困境转化为一种超越的力量。

虽然他仍未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然而他的心灵世界完全不同于以往，一个崭新的自我，已经从苦难中铸造而成——他在《次韵答元素》一诗中说：“已将地狱等天宫”，苏东坡的恐惧、怨怒、激愤，都将在此后转化成光明、温暖、亲切与平和。

在这三年的生活磨砺中，苏东坡也接近50岁了，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极其美妙的境地。

1082年的春天，东坡的雪堂已经营造完毕，有一篇《东坡图考》，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丛桔，种秔稌，莳枣栗，有松期为可斲，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岁用，而为雪堂之盛景！

雪堂在大雪纷飞中完成，东坡将它命名为“雪堂”，并请人写了篆书的“雪堂”二字。

这一年的正月初二，他给他的好友陈慥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前来相会，这封信，就是《新岁展庆帖》。

一转眼，又是春暖花开，雪堂在桃红柳绿中显得一派盎然生机。明朝有一个文人叫郭凤仪，曾经记苏东坡还在雪堂之侧种了一株梅花，“大红千叶，一花三实，迄今嘉靖戊申，枯本犹存。”嘉靖戊申，为公元1548年，距东坡手植梅树，不到五百年。

东坡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一再提到他从种菜植树中获得的乐趣。不过他也自嘲，因为长期的户外劳动，他的脸已经被晒得墨一样黑了。

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会留在雪堂这里——白天在田间耕耘，晚上在雪堂或者读书，或者著述，他也喜欢在这里接待远道来访的朋友，和他们聊天、饮酒、嬉笑。很可惜，去年米芾来看他的时候，雪堂还没有落成。

看守城门的士卒也认识了这位农夫打扮的大文人，看他走在那条泥泞的黄泥坂路上，狼狈的样子，偶尔会拿他打趣，东坡却只宽厚地一笑。

但不管怎么样，苏东坡终于从他的人生危机中解脱出来了。

在此间，他留下许多墨迹，也留下了堪称他一生中甚至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墨迹之一：《黄州寒食诗帖》。

在分析《黄州寒食诗帖》前，我先梳理一下“寒食节”。

寒食节本是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第105天，也即清明节的前两天。

一般的传说是，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流亡各地长达19年，他的随从介子推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在一次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形下，介子推甚至割下了大腿上的肉烤熟给重耳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故国，励精图治，成为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晋文公”。

但一直追随他的介子推却不求利禄，与母亲归隐于绵山之中。晋文公屡次敦请介子推出山，为了迫其出山相见，情急之中的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坚决不出山的介子推最终被火焚而死——悔恨交加的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在全国范围内禁火，以寄哀思——这是最为流行的“寒食节”的由来。

另外一点也需要注意，寒食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沿袭了远古的改火旧习——古人要在这个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上一年传下来的火种全部熄灭，即是“禁火”，然后在节日结束之际，重新钻燧取出新火，作为新一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谓之“改火”或“请新火”。

人们在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这种仪式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禁火”与“改火”之间，有间隔的时间，史料有三日、五日、七日等不同说法。

因为在这一天要家家禁火，只能吃事先准备好的现成食物，故名“寒食”。

延续到唐代，寒食节这天，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以示皇恩。这种仪式用意有二：一是标志着寒食节已结束，可以用火了；二是让臣子们向介子推学习，廉政勤政。

唐代诗人韩翃有一首很有名的《寒食》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这首诗的含义，《载酒园诗话又编》记：

君平以《寒食》诗得名，宋亡而天下不复禁烟，今人不知钻燧，又不深习唐事，因不解此诗立言之妙。如“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二语，犹只淡写。至“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上句言新火，下句言赐火也。此诗作于天宝中，其时扬氏擅宠，国忠、铦与秦、虢、韩三姨号为五家，豪贵荣盛，莫之能比，故借汉王氏五侯喻之。即赐火一事，而恩泽先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余锡予之滥，又不待言矣。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

这首著名的诗，前两句是关于寒食节景物的描写，而后两句，则是说，即使皇帝赐了新火，也是先从杨贵妃家开始，然后才陆续再到普通人家中，因而语含讥讽。

不过，因为寒食、清明两节离的太近，久而久之，就合为一个节日了。

《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明确记载：“（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天。”因此，到了唐代的开元年间即736年，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为一。但朝廷放假4天、5天或6天，却与今天的小长假相似。

在后世的发展中，又在清明节这一日，逐渐增加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也同欢乐也同忧。

   现在可以回到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了。

此作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以至于和《兰亭序》、《祭侄稿》一起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这是两首五言诗。其一曰：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幅墨迹在苏东坡的作品或在中国书法史上特别重要，但诗在东坡所有的作品中，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孔凡礼《苏轼年谱》第二十一卷，只有5个字：“寒食，雨，作诗。”（中册第536页）

在这一条后，孔凡礼提示：“诗见《诗集》卷二十一。”再检《苏轼诗集》，也只是提到了诗中所用的几个典故。比如“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典出于杜甫《曲江对雨》：“林花著雨胭脂湿”。“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典出《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东坡在此诗中感慨，春天将逝，风雨飘摇，我既远离了朝廷，也久别了故乡，雨一直不停，眼前的景象，让人高兴不起来。

写完这首诗以后，他还写了一首《徐使君分新火》一诗：

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

沟中枯木应笑人，钻斫不然谁似我。

黄州使君怜久病，分我五更红一朵。

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

起携蜡炬绕空屋，欲事烹煎无一可。

为公分作无尽灯，照破十方昏暗锁。

读这首诗，更证明寒食与“禁火”之间的关系了。

虽然他在诗中说，即使有了火种，可以点火造饭了，然而他在屋中转了一圈，却没找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他诗中感谢的“徐使君”，叫徐大受，字君猷。元丰三年（1080）二月，东坡来到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八月，徐大受来任黄州知州。但他与东坡一见如故，他没有把东坡视为需要他时时监管的“贬官”，而是视之为亲如手足的密友。徐大受来到黄州后，每年的重阳节都要在栖霞楼设下酒宴，邀请东坡共度佳节。对于徐大受，东坡也充满了感激之情。受他影响，时任黄州通判（相当于副知州）的孟震，对东坡也礼敬有加。东坡也把两位上司视为不拘形迹的朋友，甚至毫无顾忌地与他们谈笑风生。他曾写信给徐大受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与徐得之三首之一》）

东坡另外一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是他和朋友在雪堂饮酒，醉了醒，醒了醉，等他回到住处临皋亭时，应门的僮仆早已叫也叫不醒，他索性站在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真想像范蠡一样乘着小船遁入江海以度余生，因而词的末句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这首词传到徐大受的耳中时，徐大吃一惊，真怕东坡乘船跑了，吓得赶紧来看东坡，结果东坡还在睡梦之中，鼾声如雷，知州不禁大笑。

三月初七日，苏东坡准备在黄州买田置产。他听说在黄州东南30里有沙湖土地肥沃，因而就邀了朋友一起去沙湖看地。他们出发的时候，天气还是晴朗的，但当他们走在半路上时，天却下起雨来，带着雨具的仆人都先行离去……苏东坡看其他人在雨中十分不堪，他索性脚穿草鞋、拄着竹杖，唱着歌、吟着诗，坦坦然然地来了个雨中漫步，也留下了《定风波》一词：“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孔凡礼说，这一年的清明节是三月初五，仅仅两天后，他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

   但也可能是这次淋雨，他的左臂肿痛，刚好一个叫庞安常的医生听说东坡在沙湖，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求见东坡，并邀请东坡到他家中去，他的医术十分高明，东坡肿痛的左臂，庞医生竟然一针而愈。

   在困苦中也即在人的有限中如何达到超越，这种心境，越来越明确，等到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日，他与他的朋友们夜游赤壁，作《赤壁赋》，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已经高度成熟！

然而，回首仅仅不到半年前的《黄州寒食诗》，诗境苍凉悲愤，却依然是充满着惆怅与孤独。而此帖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这件作品诞生以后，几经周转，传到了河南永安县令张浩之手。由于张浩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熟识，因而在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张浩携墨迹到四川眉州青神县谒见黄庭坚。而在绍圣四年（1097年），谪贬到惠州的苏轼又责授琼州别驾，被贬到更远的海南。黄庭坚的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欣然命笔，这也堪称是黄庭坚书法的代表作，气酣而笔健，与苏诗苏字并列间，可谓珠联璧合。虽然他自谦：“或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他也想不到，在他题跋的一年后，苏东坡就死在了北归的路上。

黄庭坚在此诗后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东坡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跋尾了……

与通常认为的唐人“尚法”不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书风是“尚意”的。

这种书风，概而言之：

１、尚“意”笔，梗概之气，萧散之意，内在的充实与释放，一笔落纸，性灵毕露；

２、不着“意”，不知书而为书，率意为之，偶然涉趣，一任自然；

３、笔“意”，追求笔下的意趣、书卷气、内潜之美；

４、适“意”，自足、自遣、自赏、自得──统而言之，则自胸襟而笔墨，内外触发，浑然一体。

　　我想他们的“意”是广义上的某种“心灵生活的凝聚”，即由中心意义所组织起来的其它个体的总汇。《山谷题跋》卷五以为：“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翰墨中的“逸气”，是人的一种气质、人的一种灵性，以及人生的一种审美化。

　　我们常说以苏、黄包括米芾等人为代表的书法是“尚意”的，而“意”正是作为一种心灵之光，它所展现的是灵性、是人格、是观念、是一种意志状态，是自我给定的意义世界，从而也是意味深长的，既展示出最复杂的形态，也最完整地展示出艺术家的意志和本质意义，而不必管这“意”是一种怎样的遭遇──温馨或凄厉，安慰或失望，恨或爱，更毋宁说，他们是在怅然若失或者悲喜交加的一错愕间的精神的平衡，即自心里的返照，自心里的妙悟在一种超悲喜的永劫美境中默然相契而传达出来的灵性：“时来各飞动，意合无妍丑”！

　　我说过，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叫他们超越自己的呼唤，一种对他具有超验性的不断的提示，是在艺术中体会自身精神的谐和，是对心体自足的博大人格的证会。而且，在这种美学基础上，也早就准备好它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它带到永恒与瞬间、混乱与秩序、感觉与理性之间；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它的任何形式，它的圆成或神秘的变化，它已使艺术家们体验过灵性，并且，直到灵性的最深处而向神性本身生成，超出一切限定之外。

　　因为，曾经摇撼过人心的幸福，或者说，一切单是想起来就足以摧毁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活泼泼的、浩荡的生命的噩运──在此境中，都曾经有一刻不过是平静的纸面上的一条线，照应的点，或很重很重的顿挫之间的暴厉的笔触；要么，是轻灵的空虚的撇脱的逸笔。而这样一条线、照应的点、重重的笔触、轻灵的逸笔，或者早已恰是这样：在深切的苦涩和烦恼中执着于不灭的灵性，由人与人类的可怕处境走向齐生死、反认知、破对待的审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