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县长背着儿子打游击” ——刘舜卿抗战故事之三刘艺文口述刘玉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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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县长背着儿子打游击”

——刘舜卿抗战故事之三

刘艺文口述刘玉峰整理

1942年是莱芜的抗日斗争最为艰苦的一年。日本法西斯对莱芜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蚕食、清剿和扫荡，企图剿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寇狼狈为奸，对我们进行打压破坏，我们胜利的道路上也横亘着大大小小的暗礁阻挡我们前进，因而莱芜的抗日斗争曾一度转入低潮。

由于我父亲刘舜卿被日寇列为莱芜头号抗日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除了全力对其劝降、通缉、抓捕外，也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到处漂泊流浪的家属身上。我记得这一年的春天，天气大旱，我们逃到了口镇景家镇后，住进了村民池子家的西屋里，因生活极端困难，我不得不到处去讨饭，由于年龄太小，我的腿被富户家的狼狗咬伤，经过半年多时间才好利索！当时，口镇邹高庄村大财主邹孝让家娶儿媳妇，为了标榜仁义，笼络人心，他一天三时对外发放窝头，去抢窝头的穷苦百姓，人山人海。舅舅家的二表姐也带着我去，但我根本抢不着，她就把自己抢的窝头匀给我几个，拿回家给幼小的弟弟吃。

同年4月份，环境愈加紧张，我们时常发现有鬼鬼祟祟之人来侦探消息，母亲认为在景家镇再待下去会不安全，就通过关系，来到敌人眼皮底下的下水河村（因上水河村有敌据点），住进了村民于宪灵家的小北屋里，一有紧急情况，他就把我们锁在屋里，即使是这样，日子也不能长久，因为上水河据点的敌人三天两头来村子扫荡，所以，我们不得不又逃到泉头村罗维孝的家里，没待几天，又逃到了白座峪村杨恒的家。

这年的夏天，为转移敌人视线，我们从白座峪村经过马鞍山来到了下石臼村，经该村村长的安排，住进我县公安人员孙兆庆家的西屋里。孙兆庆是莱芜公安局的战士，他的家就是抗日家属，我们都觉得非常亲切。几天后，孙兆庆因患疟疾回家治病。当时，孙兆庆家生活比较困难，孙的母亲经常到野外挖野菜充饥，我母亲也时常陪她去挖，有时我母亲做了好吃的也给他送一点。为了让孙兆庆尽快康复，我母亲除了在生活上对他细心照顾外，也千方百计地给他寻找治病验方，鼓励他尽快痊愈，早日返回战斗岗位。一个多月后，孙兆庆病愈归队，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经常和他的表兄魏伯川（系我雪野区委干部），耍钱赌博，吃吃喝喝，完全丧失了一名革命战士应有的信仰与追求。他们经过密谋，到嵬石据点叛变投敌。两人为了论功行赏，出卖了我们一家。此时，我父亲已通过内线得到了情报，即派警卫员亓峰通知我们迅速转移到董家峪村，住进了我方区长王某某家的东屋里。

孙兆庆叛变投敌后，曾佯装回家看我们。当发现我们已经转移时，便到处打探消息，他探知我们已经转移到董家峪村后，马上找到魏伯川商量，因为孙兆庆、魏伯川两人我们都认识，他们不便出面去村里打听我们的消息，就从嵬石据点汉奸队里找到了一个认识我母亲的汉奸（我母亲不认识此人）。此人伪装成“货郎”，高喊着：麻绳头子换洋火，头发换针线，四处打探我们居住的详细地址。他先到董家峪村西头，未打听到，又到村东头打听，母亲听到货郎的叫喊声，就拿着自己的头发来换针线。“货郎”一看，来人正是刘县长的太太，就记下母亲居住的详细地址，马上返回嵬石据点，把侦探到的详情告诉了孙兆庆和魏伯川。孙兆庆、魏伯川又把情况汇报给了日本人。他们一起制定了抓捕方案，由魏伯川带队，第二天拂晓前抓捕我们。

八月上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嵬石据点的日伪警备队包围了董家峪村我们所住的院子，房东主人越墙跑了，只剩下妇女孩子。敌人把我们赶到房东家的北屋里，因我相貌和父亲相似，怕惹出嫌疑，母亲就用被子把我盖了起来，推到炕里边。这时，一群日军冲了进来，为首的吼叫：“刘县长太太的有？”为了保护群众，掩护自己，母亲机智地答道：“刘县长的太太，大脚板，短头发，青上衣，蓝裤子，朝北山跑了。”日酋听后把手一挥：“追！”敌人蜂拥而出。一会儿，叛徒魏伯川披着一件衣服走进屋里，母亲看后心想：敌人已经包围了，你还不跑呢？但没有说出声来。此时，母亲还不知道魏伯川已经叛变。魏伯川用眼扫视了一下坐在炕上的母亲，得意地走了出去。不多时，进来几个警备队员朝房东女人走去，问：“谁是刘县长的太太？”母亲看事不好，怕牵连房东，马上说：“我就是刘县长的太太！一人犯事一人当，不能连累百姓,走！”说着，母亲抱起了弟弟，被敌人拖下了炕。刚走出门口，弟弟由于受到惊吓，就大声喊叫站在一旁的姐姐，敌人也把我姐姐带走了。我姐姐是在路过该村探望母亲时，巧遇敌人围捕，一块被捕的！就这样，我母亲在董家峪，由叛徒魏伯川指认被敌人逮捕了。

走出了院门，敌人已把驴子准备好了（没有鞍子，光腚驴），敌人让母亲骑驴走，因母亲从未骑过驴，不小心摔了下来，被驴嚼子把大拇指划破了。这时有个汉奸皮笑肉不笑地说：“看，官太太光会骑马不会骑驴，真可笑！”母亲说：“我既不会骑驴更不会骑马！我劳苦大众从来没见过这些不是人的畜生（暗骂汉奸队）。”这名汉奸遭到我母亲的痛骂后，尴尬地走了。母亲的手指露出发白的骨头，鲜血直流，敌人用破布给她包扎一下，二次骑上驴被敌人押走了。敌人还抓了一个老头背着弟弟，我姐姐跟着，带到了嵬石据点内一座四合院的西屋里。母亲关押在敌人的监狱里，接连遭到敌人各种残酷的刑讯拷打。敌人让母亲供出我父亲住处和党组织的机密。但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都没有从她的口中挤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敌人见来硬的不行，就改用软的方式来软化她。母亲始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坚贞不屈，没让敌人捞到任何好处！

母亲被敌人抓走后大约一个小时，我从房东的土炕上爬下来，走出门去找母亲，看着满院子里都是人，心里很是害怕。房东对我说：“孩子，你娘被敌人抓走了！”我听后就大哭了起来，在院子里打滚，围观的群众对我也给予了深深地同情，陪着我掉泪、叹息，但却没有一个人敢收留我！大约八时左右，亓峰跑来了，我看见亓峰叔叔，就抱着他的腿哭得更厉害了，眼泪流干了，嗓子嘶哑了。亓峰叔叔一看此景，心里就明白了。他让村长从村子里雇了个半大老头，挑着母亲留下的简单行李，和我们一起告别了房东和乡亲们，去刘白杨村（当时县政府驻地）找父亲去了。父亲看到我，抱起我来，心疼地说：“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我又大哭了起来（那时落入日寇的魔掌，生还的希望基本不大）。从此，父亲就背着我转战莱芜打游击！我记得除了我父亲外，还有管理员孙元利、警卫员亓峰和一名小战士（名字忘了）等三人。每当危机四伏，总是由管理员孙元利和这位小战士在前面持枪警戒开路，父亲在中间背着我，警卫员亓峰持双枪在后面掩护。更多的时候则是亓峰一手托着背上的我，一手开枪掩护，父亲和孙元利跟在后面边战边跑。这就是在莱芜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的“刘县长背着儿子打游击”的由来。

当时，由于环境极为恶劣，敌人疯狂地对莱芜实行清剿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老百姓人心惶惶。县委、县政府机关也化整为零，分散到敌占区开展工作，寻机打击敌人。部队也分散活动，以武工队形式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以班组小队为活动单位，定期分散，定期集合。我父亲带着我和亓峰、孙元利等也分散坚持，有时我父亲工作忙了，就有孙元利、亓峰和那位小战士轮流照顾我。紧急时刻，则由他们三人轮流背着我跑。九月间，敌人把我们压缩到由西山子到腰关一条狭长山峪里，四面都是敌人，我们几天也没吃到东西了，山上的草根、树叶、野菜等都已被逃荒的人群吃光，我饿得实在坚持不住，就哭了起来，父亲一边哄我，一边想办法让警卫员深夜到各神庙里寻找供养的神馔取来分吃了，才坚持到最后。在形势最危机的时候，几乎天天有情报，天天在打仗，甚至一夜数次转移。记得有一次我们住在李家庄，黄昏时听到上游增敌，便转移到了抬头，午夜得到情报，说雪野据点敌人出动，又转移到温峪一带，拂晓又得悉上游、嵬石、雪野的敌人合击温峪，又转移到刘白杨村西的深沟里。成天和敌人兜圈子、打转转，当时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就是依靠群众和灵活的情报，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九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在迷马镇北的山峪里，召集县公安局长姬玉甫、敌工部长曹星布、县大队副大队长曲凯庆等同志，就敌特、汉奸与日寇沆瀣一气，屠杀抗日军民，逮捕革命家属一事开会。地委敌工部负责营救我母亲的敌工科长谷德也参加了会议。父亲说：“同志们，日寇横行，汉奸猖獗，百姓民不聊生，我们应该怎么办？”与会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父亲又指了指我说：孩子的母亲让日寇抓去，至今生死未卜。我天天背着个孩子打游击，环境残酷，也不是个办法，希望大家献计献策，拿出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话音刚落，地委敌工科谷德科长发言，他把通过内线关系准备实施的营救方案及进展情况向参会的同志作了说明，大家听后十分高兴。会议决定：为配合营救计划的开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点红黑帐”和“枪打出头鸟”的反敌特汉奸的斗争，对可能争取的敌特分子，以争取教育为主，对死心塌地事敌的反动分子，坚决打压。会后，公安局、敌工部和县大队相互配合，重拳出击，先后镇压了出卖我母亲的汉奸魏伯川、恶贯满盈的寨里伪警察所长石玉馨、一仆二主的封丘乡伪乡长刘宝善等20多名汉奸。

十月中上旬，我父亲接到了地委要他去阁老村参加会议的通知。临行前，父亲对是否带我一块去参加会议，犹豫不决。管理员孙元利对我父亲说：“首长，带他去吧！你放心开会，我来照顾苏援！”父亲心想，即使是把我寄放在老乡家里也放心不下，就同意了孙元利的建议，把我安排到了阁老村一个堡垒户家中，亓峰则陪我父亲到地委驻地参加会议。会议召开前夕，敌人合围地委机关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而来，而且，每个情报都非常紧急。警戒部队在四周不远处也发现了敌人。据我父亲回忆：16号下午三点多，会议刚开完，我准备接上孩子，回政府驻地传达贯彻地委的指示。这时，赵笃生专员留下我说，汪洋政委要找我谈话，于是，我就和赵专员一起去了汪洋政委办公室。。。谈完话后，我即告别汪政委和诸位同志。走出办公室不远，就看见前面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急匆匆地赶路，仔细端详，原来是莱芜县地下交通员刘冠勉，只见他满头大汗，表情紧张，看见我就说：“刘县长，可找到你了。大事不好了，内线传来十万火急的可靠情报，日伪从临县调集至少4000多人以上把地委机关这一带团团包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望着满脸饱经风霜、忠诚坚定的刘冠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扭头就向汪洋政委的办公室跑去，路上，正好碰见刘彩芹正嘟嘟囔囔地走来，我就问：“采芹，汪政委在么？”刘彩芹回答：在，就径直闯进了办公室。汪政委见我又回来了，忙问“你怎么还没走？”我回答道：“汪政委，十万火急，我的内线传来可靠的情报，至少4000多敌人已经把这一带包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听到这话，汪洋政委站起身来，看着严肃而又焦虑不安的我，问道：“情报准确么？”我回答：“十万火急，绝对准确！”汪政委听到我的回答，急忙喊警卫员，马上集合，迅速转移！由于人员冗杂，行军缓慢，走到刘白杨村时，天已经黑了，不得不住了下来。凌晨，西山方向传来三声手榴弹爆炸声，情况已十分危急了，汪洋政委命令机关、部队向吉山方向转移，当转移至吉山时，已被敌人四面重兵包围。突围中，汪洋政委及以下280多名同志壮烈牺牲。这就是让我泰山区党政军蒙受重大损失的吉山战斗！我父亲也在这次战斗中死里逃生，险遭不测！

十一月，日军又开始对莱芜抗日根据地大扫荡了。他们纠集到莱芜及周边邻县的一切敌伪武装，采用连环合围，分进合击，梳篦清剿，远距离奔袭等战术，轮番拉网扫荡。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都远远超过以往，日伪都极大地加强了对莱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企图把所有的抗日力量一网打尽。一天深夜，天气寒冷，我们在榆林前村接到了敌人围剿的情报，父亲背起我，正走出不远，忽然听到有马蹄声，蹲下身子循声望去，在十米开外发现了敌人，原来是雪野据点的敌人从此路向合击圈内进发，我们卧地蜷伏了十几分钟，险些被敌人发现，敌人过去后，才安全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中旬的一天，我们在暗摇头村西头的堡垒户（村长）家中隐蔽驻扎，由于汉奸的告密，嵬石据点的敌人派出一个小队的伪军来抓我们，我们发现敌情时，敌人已快到眼前。父亲背起我就往南山上撤，亓峰、孙元利等三人掩护，刚爬到半山腰，迎面又碰见三名伪军，我父亲马上躲到了一块岩石后面，转身给亓峰、孙元利他们打了个手势，此时，亓峰、孙元利也发现了这三名伪军，他们巧用地形隐蔽了起来，当三名伪军哼着小曲走到跟前时，亓峰、孙元利突然跳出，捉住了其中的两位，另一位见势不妙，一头钻进旁边枯萎的灌木丛里，亓峰对着伪军开了一枪，没打中，伪军跑了。但枪声引来了敌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押着俘虏，父亲背着我，又向东撤退，翻过了一座山，才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敌人还到处张贴布告，公开叫嚷要活捉抗日工作干部，悬赏缉捕县里的领导同志。我父亲就是当时被悬赏万元缉捕的一个。同时日伪大肆进行反宣传来挑拨党群、干群关系，叫嚣窝藏八路者一家有罪，四邻株连，形势危殆，人心惶恐。在敌人的恫吓、威胁下，部分群众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看见我们能躲就躲，也不敢掩护我们了。为了保全力量，父亲背着我，在警卫员亓峰，管理员孙元利的掩护下，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来到口镇山口据点附近隐蔽埋伏。白天藏在芦苇荡里，晚上睡在麦垅上，在最危险的时候，汉奸、特务、清剿队竟混在群众里边进行活动，形势危急万分。在这种极端危难的情况下，我们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因经受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丧失民族气节，叛变投敌，象县政府民政科长程凯、钱粮科长张廉齐等等，就是此时叛变革命的。区长中，除了雪野区区长韩迪生、寨里区区长张贯中始终在坚持斗争外，其他有的消极了,有的妥协了,有的叛变革命，背叛了人民，成了可耻的叛徒！就连我父亲的警卫员亓峰和管理员孙元利也曾一度丧失信心，思想发生动摇，问我父亲：“首长，敌人这样强大，抗战会不会胜利，胜利什么时候到来？”我父亲回答道：“要听党的话，不要悲观失望，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只要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就在眼前。”这时他俩的情绪才放松、活跃了起来。

为了做到更加安全可靠，我们在无处可去的时候，就到羊里城子县村东北的大河中间，扒了三个大深坑，依托河岸茂密的芦苇作掩护，隐蔽了起来。父亲说：这叫三十六计之瞒天过海，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更加安全。在这里，我们饿了就拔芦根嚼着充饥，渴了喝口河沙净化的河水。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挖空心思，悬赏万元缉捕的莱芜头号抗日分子，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已隐蔽了三天三夜！直到围剿、扫荡的敌人撤退，我们才与机关部队胜利汇合。

残酷、恶劣的抗战环境，常常会使我父亲陷入绝境之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更别说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行军打仗、与敌人周旋了。父亲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利用去西北香山区开会之机，把我送到在邢家峪村逃荒避难的婶子那里，暂时住着，等以后视情况好坏再做去留决定。

晚上，亓峰从一位老乡家里借了一头毛驴和驮篓，把我放在驮篓里，为防止驴蹄子踏出响声而暴露目标，这位老乡就把驴蹄子包上破鞋邦子。上山时大家推着驴屁股走还问题不大，但下山时就比较麻烦了，毛驴不幸失蹄滑下山坡，把我甩出了很远的地方，当时我正在驮篓里睡觉，因突然遭受碰撞，加上惊吓和疼痛，我大哭起来。人哭驴叫，一片狼藉。亓峰等人和老乡掀毛驴，父亲一边轻声喊着：别哭，敌人听见了就危险了，一边快速地朝着我哭的方向摸去，听到父亲的喊声，吓得我也不敢哭了，父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摸到我，把我抱起来，一摸我的头全是血。亓峰就用自己的绑腿，把我的头全部包扎起来，只露出眼睛。然后，父亲背着我，亓峰拿着行李，继续赶路。那天晚上，天真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在路上小心行走。经过了几小时的艰苦跋涉，才到达雪野敌人据点附近。我父亲仔细一看，路口敌人的吊桥已收起。因为路两边的碉堡也封锁得很严，其他地方全是几丈深的封锁沟和遮壁墙，别说带孩子，就是大人走，也很困难。为防不测，我父亲决定返回董家峪村，暂时把我寄下，免得误事，等以后再说。

回到董家峪村时，天已经大亮，亓峰找到两面村长，说明来意，村长就领着亓峰和我来到了一家大户的门前，叫开门，走进院子，村长指着我对大户主人说：“这是刘县长的孩子，路过村子时，不小心摔伤了，暂时住在你家，要好好招待，如果出现一切问题由你们负责！” 大户人家的主人点头答应，说着就把我领进了屋里，他们解开我头上的绷带，用盐水蘸着棉花擦洗清理后，再用棉布包扎了起来。过了几天，伤口才逐渐好转。

由于初来咋到，人地两疏，我对居住的环境感到恐惧、害怕，日夜盼望着父亲早日来接我，时间久了，我也开始想念起母亲来，整天偷偷地哭，眼睛哭的也红肿了。这家富户的主人开始对我还好，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他让我天天给他放牛放羊，因为我年龄还小，也不懂得如何放牧，他就以牛羊吃不饱为名，对我非打即骂，那时，我才七岁。吃饭时，富户人家顿顿白面馒头，有鸡有鱼，而我却顿顿吃糠咽菜，还吃不饱。后来，他们天天逼我赶着牛羊，背着筐子，到村子的西山坡上一边放羊，一边给他们拾柴禾，拾不满筐子，回家就不给饭吃。期间，尝够了富户家人的白眼和打骂，受够了富户家人的欺压与刁难。我记得那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我还是穿着单薄的棉袄、棉裤，冻得瑟瑟发抖。白天我出去放羊放牛，就围坐在羊群中间取暖，晚上就和牛羊一起睡在牛羊圈里。这种苦难的日子，在熬过一个多月后，亓峰叔叔来接我了。我看到亓叔叔，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难过地大哭起来。亓峰叔叔看着穿着破烂不堪，满头长发，消瘦不成样子的我，像个乞丐，非常惊讶，就问：“你是苏援（我的乳名）么？”我说：“是的，亓叔叔。”亓峰大吃一惊，竟没把我认出来，他提高嗓音，大声问道：“苏援，他们欺负你了？”我点头称是。亓峰叔叔怒不可遏，抽出双匣子枪就想以虐待抗属的罪名，枪毙他们全家。村长见势不妙，赶忙极力劝阻，好说歹说，亓峰这才放下手中的枪，然后声色俱厉地警告他：“这么冷的天，这么小的孩子，你竟然让他穿着如此单薄的衣裳给你到外边放牛放羊！只有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日伪汉奸，才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这个帐我们先给你记着，以后一定要清算！”富户听到后，吓得趴在地上，一个劲地叩头作揖，嘴里念念有词：请饶命！请饶命！

由于受到亓峰和村长的严厉警告，这个富户已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还拿出了一套棉衣、棉裤给我穿上，希望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能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并自愿拿出400斤粮食支援抗日民主政府。为了既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要体现出对虐待抗属的惩罚，亓峰命令他背着我，脖子上挂着“虐待抗属，我罪该万死”的牌子，让他的家人拉着粮食，一直送到了刘白杨村。

到了刘白杨村，我父亲和村支书刘厚堂正在等我们，亓峰叔叔就把我的遭遇告诉了父亲。父亲看到我，既高兴又难过。但父亲看到富户胸前所挂的牌子时，不高兴了，对亓峰的这一做法表示了反对，批评亓峰说：“要注意掌握政策尺度，不要做出过火的行为来。”父亲亲自把牌子给他摘了下来，并表示了歉意！父亲又让工作人员给我剪了发，简单吃了点饭，稍事休息后，说：咱们快走吧，内线正在等我们呢。就这样，亓峰叔叔背着我，父亲在后面扶着我，快速地向雪野据点走去。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快速地走过了敌人据点的吊桥，敌人看到我们走远后，就假装在后面追赶，亓峰也假装返回去追赶敌人。就这样真真假假，总算蒙混闯过了雪野敌人据点的这一关，把我送到了在邢家峪避难的婶子那里，父亲这才把心放了下来。。。

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但在莱芜广大的乡村，当年那些曾经为抗战作出贡献的老八路、老村干，曾经掩护过我们的老房东、老邻居及其后人还在如数家珍地向世人讲述着我父亲那传奇般的故事，诉说着那段早已渐行渐远的铁血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时代巨变，但我父亲（时任泰安地委书记）仍时常回忆起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时时惦念着那些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每逢佳节，父亲都邀请一些烈士家属或后人到泰安小聚，回忆难忘的过去，瞻望美好的未来，鼓励他们继承遗志，不忘历史，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刘仲莹之子刘子英、鹿省三之子鹿风海、韩子骧之女韩传英（音）、吴道源之子吴友如、曲凯庆之子曲明珍、郑觉民之女郑维兰等等，都曾聆听过我父亲的教诲。

杨桂芳是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胜利后，八路军四支队为国捐躯的第一位烈士，也是莱芜为国牺牲的第一位烈士。作为杨桂芳烈士的战友，我父亲在感到万分悲痛的同时，也对其年迈的双亲及家属多次表示深切地慰问。

1954年，我父亲调往鞍山工作，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挂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当我回莱芜探亲，父亲总是叮嘱我一是要把莱芜日新月异的变化带回去，二是要代表他去看望那些为革命作出贡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乡亲们，称他们是对革命有功的人！象官正石屋村的贾桂三、仓上村的李光木、高家庄的高亨福、温家庄的张曰阳、独路村的温永福、酉坡村的毕纯德、刘白杨村的刘厚堂、陡崖村的张云亭、文字现村的张木堂等等，举不胜举！

圣井村的毕树德是抗战初期我圣井区的区长，我们曾在他家逃过荒，得到过其家人精心的照料，1940年毕树德在去鲁西村开展工作时，被亓象德的硬拳道逮捕杀害，噩耗传来，我父亲多次上门慰问其家属，以表达深切哀悼之情！

景家镇吕宜良的母亲，我们逃荒在外居无定所时，曾因坚决收留我们，而被汉奸告发，敌人让她说出我们的藏匿地点，遭到她的严词拒绝，被敌人打成重伤，落下了个重度残疾。父亲对此念念不忘，每年都让我们亲自上门去看望，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们依然和她的后人保持着友好关系。

吃水不忘挖井人。父亲曾多次告诫我：你是吃莱芜百家饭长大的孩子，胸中要时刻装着莱芜人民的恩情！可以告慰父亲，我无愧于生我养我的莱芜人民。

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谈起，希望在他百年以后，能够把他骨灰的一部分撒在茶业口的刘白杨村和常庄的文字现等村。刘白杨和抬头村是父亲三十年代初中期，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创建党团组织的场所，常庄文字现一带则是他创建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方。父亲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这片用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就意味着他将永远陪伴那些毁家纾难的老区人民，并和长眠在这里的先烈一起，共同见证老区群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早日实现。父亲另一部分骨灰则是和我的祖母埋在一起。父亲生前报效祖国，尽忠国家，没能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道，死了也要陪伴在母亲身边，以示父亲作为一个孝子对我祖母的拳拳赤子之情！

本文节选自刘艺文口述刘玉峰执笔的《飘泊——十年逃亡与回忆（1938--1949）》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