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边缘人生
原创 /张会玲
看着刚出版的散文诗集《素简时光》，嗅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我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心酸。是的，这本书里流淌着我的汗水，倾注着我的心血，澎湃着我的激情，也寄予着我的理想，更印证着我在人生跌入谷底时精神上的苦苦挣扎。不知怎的，看着它，脑际迅即闪出一个叫人颇感悲戚的词语——边缘化。这个词一经出现，我的心潮就荡起层层涟漪，再也难以平静。
我于1965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白水河从村前流过，滋养着山下的子民。这么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加上故乡人的勤恳努力，总算可以安稳地度过那个有点苦寒的年代。
小时候，祖父母虽然上了年纪，但却非常能干，他们包揽了所有家务兼自留地的耕种。父亲是支书、大队长，母亲是一位劳动的好手。四位老人勤勤恳恳地种地耕田，勤俭持家之际，也不忘给孩子们传递忠厚本分、勤劳善良的为人处世之道。有长辈耳提面命的家训濡染，我们自然谨遵老实本分、一步一个脚印的做人原则。由于祖父母和父母亲的吃苦耐劳，我们兄妹六人都能得以安心读书。大哥和二哥上完了高中，可惜那时候高考制度荒废，只能回家务农。三哥初中毕业参了军，四哥和小弟则成了运输专业户。我以数分之差与高等院校失之交臂。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家人给予了我深切的关爱和期望，一致决定让我继续补考。对家人的决定，我欣然接受，我也正想通过不懈的努力进军更高学府。
不巧的是，那年（1984年）暑假，父亲偶遇镇教育组的会计。他告诉父亲，市上出了文件，要通过考试从应届高中毕业生里选拔出一批民办教师。父亲一听，顺便就给我报了名。回到家对我说：“你平时学习挺好，考试老不能正常发挥，肯定是‘晕考’。多参加几次考试，锻炼锻炼，或许就发挥正常了。”
我问父亲：“如果考上了民办教师，咋办？”
父亲自信满满地说：“以你的实力肯定能考上，这个咱心里有数。不过，给你报名是为了多参加考试锻炼，考上了也不去教书，你再补习一年。”
不久，成绩公布，我轻而易举成为报考民办教师中的佼佼者。
开学前，有校长来家里聘请我去教书，一家人很委婉地谢绝了校长的好意。可是，祖父知道了这件事，就极力劝我去教书。我因为落榜，心情本来就很郁闷，经祖父一唠叨就更憋闷了。当时，本村另一位女孩也考上了，正好跟我分在同一所学校。
第二天，她高兴地来家找我，让我跟她一块儿去学校，言说校长还等着我去上班呢。我向她说明了家里人的决定，她劝我：“校长叫你去呢。要不，你今天先跟我去玩玩？”想到补习暂时还没有开课，在家里也闷得慌，我便好奇地跟去了。谁知，一进校门，校长二话不说就开会，会上就安排课程。老实本分的我居然不敢拒绝学校的安排，硬着头皮就接受了校长分派的工作。就这样，开学第一天，稀里糊涂地，我就接手了四年级学生的报名任务。
回到家，父亲和哥哥知道情况后，对我一通埋怨，都坚决要求我辞掉这份还没有正儿八经开始的工作。可是，我以为，应人事小，误人事大，既然已经应承了学校分派的工作，辞掉总是不大好的。大概我的家人都有一诺千金的血统传承，大家也都表示遗憾，没有再多说什么。就这样，鬼使神差的，我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民办教师。而且，一干就是整整三十年。
那时候，我是多么单纯啊，一门心思只想着搞教学，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利害得失。由于我们这批民办教师是由市上出文件、各县统一组织考试招收的，工资组成有点复杂：一部分由县财政拨发，每月38·85元，叫做“公助”工资；另一部分由学校所在村发放，大概是43·15元，叫做“民助”工资。也就是说，公助和民助部分合起来，一个月挣不到一百元。而最棘手的问题是，民助工资常常因为村上资金短缺而亏欠，动辄一年甚至几年都拿不到手，大家就只能靠38·85元的公助工资勉强维持生计。
我说那时候单纯，一点儿也不假。大家除了搞好教育的满腔热情之外，似乎别无他求。生活简单贫苦，似乎毫不在意；待遇越来越差，也总是忽略不计。微薄的收入，一点不影响大家高涨的工作热情。那时候，我们这一群体有一个响亮的名号——“84民办”。
在县域，人人都知道“84民办”，人人都了解“84民办”，人人也都称赞“84民办”。因为“84民办”是在县上师资奇缺的情况下，从较为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里招录来的。他们不光学业优秀，品质也个顶个的优秀。都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纪，可即是个人的婚事，也绝不会影响到教学。亏得“84民办”的配偶们理解支持，为了一心一意搞教学，“84民办”几乎把责任田完全推给家人，把繁琐沉重的果园管理推给家人，一门心思地扑在教育事业上，为培养人才恪尽职守地工作着。
就拿我自己来说，一直以来，真是把教育工作当成了毕生的事业来追求。几十年如一日，一边废寝忘食地接收新的教学理念，一丝不苟地备课，一边在提高教学质量上绞尽脑汁。平时，就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不光教书，还重育人。与其说，我们是人民教师，倒不如说是学生的亲人。那时候，除了专心致志搞好教学以外，苦口婆心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更是家常便饭。一句话，在学校这方圣地，从不敢误人子弟，更不敢亵渎教师这神圣的称谓。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累”，就是对基础教育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精心备课、批改作业、走访家长、进修学习······样样工作不落后。一天到晚，想的全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让学生健康成长。我就像一头孜孜不倦的老黄牛，只知道低头拉车，负重前行，唯独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与归宿。最是两次产假，都因为我带的是毕业班，学校不情愿别人代课而早早终止了休假，我因此也落下了月子病，导致身体长期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
这期间，同时从教的人中有通晓世事的部分人，通过某种渠道转正为公办教师。而我，还在教育的广阔天地里兢兢业业地负重耕耘，不问前程，不想将来。这时候，有很多关心我的教育前辈，一面劝我“眼睛活泛点”，一面鼓励我说“你们这批人，只要有政策，你应该是头一个转正的。”
可是，命运之神并不像这些好心人所希望的那样能公正地“一碗水端平”。执着的坚守与淡泊的品性，使我有全力以赴搞好教学的信心，有割舍不下学生的情意，却缺失见缝插针地为自己着想的心计。三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因病因事请假的记录，而常有的情形却是，上一刻还遭受着重感冒的折磨，下一刻就拿起教案直奔教室。不舒服的时候，犹能在教室里慷慨陈词，回到房间瞬间就提不起精神。虽然如此，要强的我还是不肯请一节课的假。学校的工作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请假了，这节课学生就得乱套。其他老师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没人替你上课。再说了，即便换一个老师上课，学生得有个适应过程，这节课与上节课的内容也得不到无缝对接······
就这样，总是怀一颗家长之心的我，常常把自己束缚在道德的蚕茧里。不幸的是，这种作茧自缚式的自律，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边缘人生。
唯一感觉欣慰的是，从教期间，虽然付出了全部心血，却也得到了很多荣誉：我先后三次荣获市级“教学能手”称号，被评为首届“十佳教师”之一，获得县局“基本功全能竞赛”二等奖，撰写的数十篇教学论文分获省市县一二三等奖，教学效果显著，受到学校、家长一致好评······
越是好评如潮，我越是如牛负重，在教育沃土上全力以赴挽起袖子加油干。直到1997年，我们的待遇稍稍有所提高，但也不过区区一百五十元。期间，公助工资被财政取消，和急剧上涨的物价相比，所谓的涨工资不过是把猫叫成了猫咪。从根本上来说，则没有任何改观。
可贵的是， 民办教师的待遇虽然如故，但大家干工作的热情并没有减弱。我们都抱定一个信念，即使在生活的海洋里苦苦煎熬，也要初心依旧地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守好岗，上好课，教育好每个学生。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甚至连宁愿做廉价劳动力这么一点可怜的愿望也难以继续。
2010年，我们忽然遭到无情的辞退，理由是：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一说辞。不仅如此，组织上还以“代课教师”定性我们的身份。
想到将近三十年的默默付出，想到把人生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想到与回报完全不成比例的微薄报酬，年已不惑的我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我们无法想象，把青春年华甚至一腔热血完全洒在教育沃土的这批人，在不惑之年竟然被绝情地扫地出门。如此遭际，谁不痛心疾首？其间的痛楚和凄苦，该向何人诉说？一时间，我们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们成了被组织遗弃的边缘人，不得不面临一种人老珠黄、一切却要从头再来的尴尬处境。
后来，还是有许多人割舍不下干了半辈子的教育事业，继续以比“民办教师”更低一等的“代课教师”的名分坚守在三尺讲台上。
仔细想想，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人生的青春又怎能再度重来？其中的酸甜苦辣与痛苦无奈，只有我们自己于夜半更深时咂摸与体味。
可是，虽然被搁置于社会边缘，人总是要生活下去的。人活着，总该有所追求。物质的贫穷，扼杀不了精神的富足。
我爱文字，爱读书，我要重新捡拾文字的贝壳，并把它串成美丽的珠链，让芜杂的生活光彩斑斓。
于是，我一边继续在讲台上叙说春秋，一边记录下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喜的是，这些文字的馨香，让我精神的疆域明朗而广阔。几年下来，居然累积了不少篇目，于是，就有了散文诗集《素简时光》的出版。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过又增添了新的烦恼。自费出书的不容易，谁人理解？加之经济大潮的冲击，谁还愿意购书来看。看着打捆成堆的书，我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哀叹。在喜忧参半的心境里，我只能看着这些铅字发呆。好在，我早已炼就一颗恬淡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边缘就边缘吧，人，总是要活下去的。我坚信，命运向你关了一道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天道酬勤的人生铁律，应该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