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与法性的和解与和谐叩问

——评向阳长篇影视小说《最后追诉》的独创性

冯楚/文

　　文学对法制文化的思想干预也从未离场。“知更鸟”的源文本就是哈珀·李的同名长篇小说，托起妥耶夫的《罪与罚》及其《卡拉马佐夫兄弟》其塑造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之与与被谋杀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的弑父惨案，更是深刻揭示了那那个特定时代的法性与人性不可调和的矛盾悲剧，阐释了情欲、信仰、理性与自由意志，道德与法律间角斗的社会根源，并引发了时代的集体思考与震颤。

　　中国文学对于嵌入案件中的人性冲突进行深度刻画的类型作品不乏其例，但深度挖掘涉案人内核多元化人性尤其是人性之与法性的冲突，案件的偶然性与与罪行的必然性的社会根源矛盾，法制的惩处机制与救赎机制之间的对冲，施害者与被害者的伦理权益之对抗及妥协的社会利益平衡，从法性和人性探寻案与罪，人与法的合谐出路，叩问法律的本心与本旨，此类作品却鲜不多见，而向阳独创的长篇影视小说《最后追诉》似乎在给出一条文学探索者的路径。故事的外层是一部关乎当代法治现实的人性救赎故事，但故事的内核却铺设着人性与法性剧烈的冲突。小说因循推理文学逻辑与诗意语言模块，以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推进情节，在视界造境和语言艺术的双层演绎中，构建出独特的诗性语系和视觉镜像之双重符号冲击，整个场景充斥着现实社会矛盾与理想法制境界的气象、气味、气势、气息、气场，一种扣人心弦的情节带入感令阅读者的在场情绪与参与欲望不由自主进入“沉浸式”式闭合体验。

　　《最后追诉》故事情节结构分为十章，第一章：凄风苦雨，第二章：连环横祸，第三章：血疑探密，第四章：呼叫人性，第五章：救赎之旅，第六章：决意追诉，第七章：进退两难，第八章：以法博弈，第九章：善恶之争：第十章为尾声，很短，却是一连串主题的欲罢还休的延续。在结构布局和叙事形式上，似乎保留了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以便于汉语大众的阅读习惯，但实际上是现代影视文学不折不扣的创新呈现。在双重线索的平移中，交织跌宕起伏的翻转桥段。故事层次以时间空间的顺叙演绎为纵线，以人物的穿动递进配以对话和心理独白为横线，以横纵并线完成三个家庭三对夫妻（江纾媛和刘敏捷，魏雅思和宋清平，韩雯和章则）情感与法律冲突叙事，并以时空和心理事件及其矛盾突现主题。

　　小说叙事以一场意外的车祸关联所有的冲突主角，大胆的实验触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事件结构写作模式逐一展开。

　　下岗女工江纾媛开着电动车，载着自已十五岁的女儿刘煜，去参加闺蜜、电视台当红花旦魏雅思和律师宋青平的订婚礼宴，途中的大雨，勾起了她十五年前的雨夜，新婚洞房之时因处女膜与丈夫刘敏捷发生争吵而离家出走并遭遇不幸的回忆，在沉思恍惚中，她的车被一辆闯灯的豪车撞乱，肇事者韩咏春，是他丈夫刘敏捷所在公司中新集团董事长章则的司机，韩咏春因为是章则妻子，中新集团创始人韩国文女儿韩雯的远房亲戚，而且是还韩文专门安排暗地监视上门女婿章则的，所以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在加上他是急着去机场接章则，因此在肇事后逃逸。刘煜却因此受伤大出血。江纾媛放弃参加魏雅思的订婚，在驱车送刘煜区医院时，车被堵。并不知道韩咏春肇事的章则在在乘韩咏春的车回城时正好经过路堵处，无意间帮江纾媛疏通道路。刘敏捷接到江纾媛电话前往医院，却被中新集团的主管以耽误章则的会议为由，予以除名。一起车祸，一个开场将小说中所有主体人物合盘牵出，并埋下小说整体矛盾推进的引线，同时关联事件的核心主体——十五年前与江刘之与章、韩家的前史孽缘以及十五年后的命运博弈。整个结构精妙合理，开阖有序，线条交集，引人入胜，悬念迭加，逻辑严谨，充斥着强烈的影视画面动感与情节节奏。最巧妙的结构是，几乎所有被关联的人物并无直接对撞，被一场并无诗意的夜雨隔离，但却令阅读者充满探秘彼此未知命运交集的强大磁场。为后续人物命运戏剧性的升级，内心冲突博弈，矛盾的急切对撞，情理法，人性与法性的对抗预设了巨大的出口。这是罕见的影视文学叙事技术体现即以点代面的桥段张力性呈现。

　　由于这种独具匠心的出口设计，为人物个体的性格内斗，人物彼此的性情格斗，人物社会的属性搏斗搭建了游刃自如、淋漓尽致的通道。尤其是为一个开放性结局的社会结构悲剧创建了情理与法理的逻辑可行性。

　　所有擅长悲剧题材作品的写作者必须具备驾驭人性悲剧叙事的能力，悲剧的文学功能是深刻揭示无可奈何的命运遭遇与义务反顾的命运反抗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场景矛盾并以其哀其不幸的文学典型警醒世人改良。向阳在《最后追诉》建构的矛盾与冲突体系是法律惯性与通适人性之间的无奈与抗力。他在规划的小说现实中拟定了众多的规则惯性尤其是法律惯性与通适规矩之于通适人性之间的对冲场域，有的为主设场景，有的为副设场景。互为整体的映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真实现实，其交织起来的社会规则网，凸显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城市化的及物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秩序，应试教育的后遗症，网络社会的文化损益，医院的非福利制式给予的不适感，民营企业的家族化传承优劣，基于性忠诚模型的不确定婚姻家庭维护的脆弱，金钱资本对运行秩序的冲击，尤其是小说主旨表达的法理与伦理，权力与利益，忠诚与背叛，惯性与破格博弈下的控制与突围，诸如此类的叙事，合成为现代生活的人性与人性之间，人性和法性的对抗悲剧。比如，在副设场景中，医院的规则和医生的操守对抗，姚娇将女儿送至医院抢救，却遭遇医院“铁的规矩”，因为医疗费不足，被护士拖延治疗。原本热情的护士面对姚娇的眼泪近乎嗤之以鼻：“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每天都可以遇到你这种眼泪”。但作为仁心医者的姚娇却以天使的语言令姚娇感受到这间“白的如冰般冷酷的房间里洋溢着火炉的红色温暖的人性”，“是命大还是钱大，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但是救命的机构。”

　　向阳借助小说辅线人物的叩问，为医院的不适性铁律给出破则的方式。再如平行男主章则在命运上升的螺旋中之与家族企业的铁律的矛盾与适应，中新集团的文化惯性与老板的管理理念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对冲之中，老板韩国文认定：“在一个企业里老板如果听不到职工的异议，这不是权威而是危险”，“一个不允许试错、犯错、纠错的人是霸权主义者，对于企业而言，一个被霸权主导的机制将成为摧毁企业的终极破坏力”。而中新集团的全员惯性则呈现逆向，服从老板的绝对权威。打破平衡的的是新进入职的章则，在章则看来，“一个公司如果全员都习惯于将决策权一股脑儿扔给老板，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上是在挖坑，以无限畏上阻断了企业的基础防火墙系统”。所以章则做了一个杵逆中新集团上下对话机制的吃螃蟹的男人，这为章则的自属人性与社会惯性冲突的出路奠立了路基。进入中新集团及韩氏家族核心的章则一直在这种平衡中试图解决冲击，这也为整个小说设计的悲剧引入火线：家族公主韩雯坚持上门女婿的一切都是韩家的附属物，包含孩子的姓氏，而章则则以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男人的固有惯性权利与之对抗，孩子附属“男性”这本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可达成和谐的剧烈性导致章则在新婚燕尔之夜被勒令出走。

　　章则之与韩家有关文化惯性的对抗悲剧同样在平行男主刘敏捷之与妻子江纾媛的对抗中复制。这并非小说叙事的独创的矛盾情节，而是整个社会运行的矛盾表现典型。刘敏捷与江纾媛在新婚之夜基于初夜权和处女情结的坚守与破除的矛盾也是所有男权与女权的文化习俗的千年之斗，在刘敏捷的价值观里，“处女膜虽然薄，却是女孩成为女人的价值厚度，这也是很多男人最在意的荣誉。”而原本骨子里与刘敏捷的意识非常契合并为丈夫完整保留着初夜权的江纾媛面对刘敏捷的质疑，却表现出故意的反击：“这都什么年代了？放眼望去，当下还有多少女人能够在新婚之夜把自己物理上的第一次献给与他举行婚礼的男人？女人的第一次都是相对的，女人这一辈子能够让这种相对性的第一次一直延续到给她相对的第一个男人，这就是现实的贞操。如果以你这种脱离时代的处女观去衡量新婚妻子的贞操观和道德观，恐怕你这一辈子都要打光棍！”江纾媛斥责，在新婚之夜以处女膜去质疑女人道德的男人都是混账！拿女人的处女膜说事就是男权思想的封建遗珠，男人没有资格更无理由用处女膜绑架女人的道德！江纾媛的人生悲剧的表层是所有中国式家庭的夫妻结构性生活理念冲突所致，但悲剧的核体内因则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结构对抗。

　　作者在小说中平推的大量生活现象中的文化惯性矛盾，是为整个悲剧叙事的主题即规则文化伦理的复杂冲突服务的，同时也为道德伦理法律秩序框架内人性之于法性的博弈悲剧服务。小说将人物及其悲剧安置一个资本圈，法律圈，贫民圈所代表的三大层级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提炼出典型人物中的人性特质，在爱恨情仇的法则体系里，寻找人性与法性的平衡点，寻找不同圈层的公平利益的妥协与输赢，但最后的结局却不知所以。但完全可以感觉，这并非作者无力求解而是基于内容特定而无法破题。这是作者本身的命题悲剧。也或者说，这是作者的写作技术处理，姑且称之为悲剧叙事的新驾驭，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冲突信号。作者在小说中借助不同对立的人物人格的心理运动和语言运动，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如“周伯通”般自我博击，从而引发关于法性与人性冲突的和解与叩问的深度联想，如平民出身、有着现代知性认知的下岗女工江纾媛所表现的忠诚的性认知与被迫的性悲剧的冲突，身为电脑工程师、具有芯片般细致性格的理工男刘敏捷，骨子里的天然善性修行与雄性尊严赋予的争斗复仇的冲突，出自寒门却跻身豪门，性格规范严谨，养成的教徒戒律与偶发性的孽根私欲的救赎的冲突，学霸海归，高傲高知，身为富商千金的韩雯，其几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生理缺陷的自卑感，对个体单元的无限忠诚与社会利益的调和性对抗，娱圈美女主持人，地位尊享的魏雅思，其泼辣的正义感与现实情感的矛盾对冲，法学博士职业律师、公知分子宋清平以其无可挑剔的职业诉讼人养成的公平法性与友情亲情的人性纠结，深怀悲悯理性的美丽主治医生姚娇的职场道德与人情世俗的妥协，老成持重、传统儒商出身的家族长韩国文的秩序尊严与社会运行不可规避的矛盾悲剧，表面擅长阿谀奉愚衲势利，实际忠心聪明的半管家式司机韩咏春以其低微的阶层限制与无所不在的冲动形成的人性差异，被形容为专为“坏人维权的”“讼棍”“黄逆天”对当事人的法责及其衍生的法理逻辑之于诉讼的不择手段的之间的性情搏杀，零零后出身的高中生刘煜，在社会底层环境下萌生的改变命运的萌芽之于被一场无法预料和左右的悲剧改变命运的无奈...每一个有着鲜明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的人物无论在情节中的过场长度，都折射着个体人性与社会属性的不可和解的惨淡之光，让人欲罢不能又声临其境把触到情感迷离，良知追问，人性扭曲，灵魂失落，伦理道德，人心不古，天道律法，公平正义，邪恶自利，君子小人等似曾相识的相似度，继而在灵魂与肉体，心疾和人格，理性与激情中与小说中的人物与人格交融。

　　一部小说创作的完整性，呈现着生活本质的生态生成，也是人的现象世界附于人类语言表达的本质思考，跳动和闪烁着生命思想的光芒。小说表现的虽是现实世界的表象，但其内在的思想却是世界本质的抽象。小说的主题思想，也是一部小说的灵魂，没有思想融入其中的情感叙事，终究会使小说流于现象的世界而变得轻浮和艳俗，或是尸位素餐，或是行尸走肉，并不得不贴上后现代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自嘲。陷入这种困顿的小说可谓多如牛毛，以至于让人失去原初的理想审美动机。但是，向阳的“最后追诉”与其说是情节与法理意义上的追诉，倒不如说是对现代小说创作沦为魔幻与魔障的追诉，此如其一贯提倡的思想写作之风密切相关，他拒绝以惯常的正能量语言和人格进行叙事，却总是以平凡人性的向上引力为主体力量，在被提纯的以小见大的“高大上”的精神时空中，贯通天地人之间的道德律令和自然正气，这使他的人物切口虽小，却富于理想之光的博大的敬畏。向阳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并与诗人的悲悯情怀，合成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努力信仰。

　　映证这种写作特质的是本部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组合。全书始终融注着作家思想的终极审视和哲学智慧，小说语境和情节发展，洋溢着生命哲学之光和良知的理性精神。作品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法理时空和人性关系的生态链接。所谓法理的时空，就是作者借助人物的具体呈现和叙事过程，将道德律法下的心灵妙觉、经验、体会，及超验的观念等，互相融入其中的具体生活，在遵从与抗争，妥协和平衡，叠加与解构中，寻找人性最适宜的生存生态即现代人在现代文明秩序中，如何能真正体现活着的自由和尊严。在向阳的文本理念中突出了实现心灵的自由，是现代自由伦理的最重要价值。也是精英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在各自背书中的终极追求中，步入人性的自我救赎之道路，如主人公之一的刘敏捷复仇心理，就是为性福与幸福的拥有权的被剥夺而滋生的不可泯灭的仇恨，这是男性文化的历史原生态，男人的痛苦自尊，不可以以任何非精神手段解除，“不要富翁 只要手铐”，这就是刘敏捷的精神疗愈，这种疗愈寄托支持了刘敏捷由理工男向法律男进化的循环逻辑。这层逻辑叙事也是刘敏捷式男性尊严即摘下“绿帽子”的脱耻感的可信化。这也是刘敏捷寻求人性与法性和解的人性根基。再如平行男主章则，虽然与刘敏捷人生境遇迥异，但实际上也是在从头至尾挣脱人性与法律的桎梏。一个彻头彻脑的自命不凡自设清高的男人却身不由己成为韩家规则下的上门女婿，同时又因一场把持不定的欲望而终日负罪，摆脱韩家与罪恶的控制成为章则的心疾。自救的心理与不可自主的规则利益约束之间的格斗成为章则人性与法性的死结。最后他选择了在法庭上的自证其罪。法庭上只有法性的自由，而无人性的囚禁。这是章则的人性与法性的平衡。

　　向阳的小说人格形象，想象力外延空间较大，隐喻性强，代理能力充分，赋予了主人公更真实的存在属性。也显示了主人公在当下现实社会中，柏拉图式的理性精神的上升或回归。这种回归或呼唤人性，或昭示法理，或以善惩恶，这种回归的意义本体，就是救赎后的人性的回归。在现代物质文明圈中的异化，既不能活在法理之中，又不能容身法理之外。所谓通往精神的奴役之路，或逃避自由之道，所有面临西方的现当代主义文化通释，也处于追诉与救赎之中，恶与善的博弈，不是开始，也并非结束。真正的救赎之义，并不是选择道德正义以求自慰，也不是选择了法理庇护以求自保，而是让灵魂和肉体之苦痛，获得了相对的治愈与缓释。正如向阳在小说中独创的歌词寓意：“生命无罪，纵有千层错，救赎续轮回，莫堪前路乱云飞，今生甚或被粉碎，需释放囚禁的灵魂，换回一夜安睡。”

　　这就是小说中也是现实中芸芸众生的理性的人生，理性的人性。

　　向阳的这部小说设立了一个罪与罚的爱的悲剧场，围绕这个沉重的场景，作者将小说中的主次人物都置于这个悲剧的螺旋之中不断叠宕，并实施各种心理和身体纠缠的考验和试炼，由此生发出各种互相矛盾的人性选择，从而找到沉浮后的爱之救赎的出口。小说中的主副人物全部被设定为强烈的人性受难者，即使所在的家庭和职业都被标记赴难的痕迹，集体性陷入精神层面上的困苦和迷茫，但这种迷茫与困惑却非执迷不悟而是呈现出痛悟，给出对应的出路，释放对真爱和真情，真相和真理的渴望与坚守，对信仰与道德秩序的冲突的和解探路，对社会规则的法理与情理的抚慰。

　　比如江纾媛，一方面背负着被强奸的屈辱，另一面还还必须通过惩罚作恶者以平衡丈夫的道德公平，同时找到自证清白的心灵证人，为自我的尊严坚守内心的意志。但残酷的现实是，她必须为拯救自己生命的延续体刘煜，又不得不背负背叛的骂名和曲解，在不得已的无奈下去维护作恶者。这虐心的命运抗争就像那场新婚雨夜的初夜权的悲剧，她从心底是处女膜价值的守护者和践行者，却又因为抗拒被丈夫质疑的心理磨难而反击刘敏捷的处女膜的厚度价值理论，一场命运悲剧的序幕由此展开。最后经历以爱恨交集为圆点的善恶沦陷，罪与罚的忏悔、以自辩、自白、自证、自控、自残的悲鸣，而呈现典型的人性人物从而赋予了人物作品的这时代的典型意义。

　　小说是时间流下的情节流与意识流。如何以一定密度和频次的细节链接流动,是小说艺术成败的关键要素。好的细节描写如同卢卡奇倡导的“总体性”原则，拒绝无原则的堆砌和罗列所带来的“细节肥大症”，而是强化临摹性格动作尤其是心灵性格作游动来塑造性格典型，以人物的精神活动和行为习性之间的对比来刻画立体可信的形象。向阳在小说中塑造的对抗性的平民的典型性格，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与现代科学理性精审，融合了现代人的痛苦探索和人文重建。如江纾媛的坚韧顽强，宽容大度和自知，与刘敏捷的勤奋朴实，自负固执，犹豫多疑是相对应的。同样，电视主持人魏雅思的性格特征，她的豪爽和侠义，行事风风火火，为人处世的大胆果敢，是当下都市女强人的时尚风度，与她的男友宋清平的思维敏捷，沉静理性，博学善辩，理念执着是相对应的，章则的精明能干，处事老练，虚荣爱面，善于伪饰逃避，与他的妻子韩雯的精于理财，顾全大局，实事求是，洞察人性是相对应的，而这种对应又不拘泥于情节动作，而是以强大的心灵对抗来驱动行为对抗。例如章则：每一次他都幻想能在这重见那夜的“歌女”，他要鼓足所有的勇气赎罪。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实现。然而此刻，这个“歌女”却意外地出现了。以这种特殊方式出现的“歌女”让他再次魂不守舍，十几年来暗自鼓足的勇气，一下全部泄气，他反复思忖，一个因被强奸而生下孩子的女人会给自己赎罪的机会吗？自己能以什么形式站出来赎罪？韩雯会给他站出来赎罪的机会吗？自己有庞大的勇气去接受可能身败名裂的惩罚吗？被处罚的仅仅自己一个人吗？中新集团是否会被巨大的负面舆情摧毁？如果此时真的站出来，那个女人真的会言而有信吗？章则陷入无法自拔的挣扎之中。他此刻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人如果有了无法对他人言叙的苦恼，是何等愁煞。”这种连环心理死结也有关人物命运的不可未知的死劫。此等“愁煞”不仅是章则，陷入这场对抗的三个家庭的六个主角，都被这种剧烈的心灵折磨磨成彼此的魔鬼，如何驱魔，如何逃过磨难不仅是小说中的主体人物的故事突围，更是读者与作者的同场心魔。比如刘敏捷：“现在他对着检测单上的数据，已经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他的确不是他深爱的女儿的亲生父亲。虽然之前他一直强烈地想早点儿知道结果，甚至已经对结果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想去办点别的事，包括他以最快的速度去了中新集团，查证车祸的肇事车辆。他自知不敢面对这个结论，一旦揭开真相，就意味着他所有的幸福将烟消云散—承欢膝下的爱女，如胶似漆的爱人，天伦之乐的爱巢，原本在昨天都属于他刘敏捷的人世间最美满的一切，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十五年的血缘之爱瞬间沦为笑话，二十年的山盟海誓竟然化为“绿帽”，这种打击如何承受？然而刘敏捷也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还是得直面这惨淡的人生。男人可以被命运伤得千疮百孔，但不可以一蹶不振。他还是得思考得知真相以后的应对方法。”作者强大的心理磁场吸引场景内外的思考者，并试图给出心理出路“男人可以被命运伤得千疮百孔，但不可以一蹶不振”，但小说典型的形象绝非单线条牵引，刘敏捷被这种暗示的出路意外牵引到悲剧的斗牛场，死磕章、韩一家，一天宽阔的和解之旅进入不可自拔的死胡同。

　　正是人物心理细节的精彩描述，为突出小说的主体思想，铺垫了丰富的叙事元素。人物的戏剧性，曲折迷离，高潮起伏，丰富远阔，又精妙精微，人物的个性特征，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异质突出。小说情节层次分明，节奏紧凑，步步递进。每一次递进都将人物的典型化引入心理写作的经典。

　　《最后追诉》的核心主体叙事属于强情节的动作序列，对于内容类型小说的常规描写都有相应的语言匹配，以导入相应的叙事节奏，但作为同是诗人，编剧，散文，评论，小说家的向阳却一反常规，驾轻就熟却又是破冰凿壁的使用了诗意与散文的笔触，同时配置镜头语境，以融写作的创新叙事完成全部的文学布局诗人向阳擅长营造诗性语境。小说的诗性叙事，呈现了作家的激情与真诚，理想与高蹈，执着与献身自由的精神。整个笔调如同《冈底斯山的诱惑》，《透明的红罗卜》，《北京法源寺》。如小说第一句“横飞的雨点将临近黄昏的城市点缀成诗性的空间，但对于江纾媛而言，雨从来就毫无诗意”。这绝非游离于内容之外的诗句意境的炫技，而是链接天上人间的悲剧雨线，十五年的一场夜雨成为江纾媛人生的败笔，十五年后的夜雨再次将江纾媛悲剧的凄风苦雨展开。雨，在作者赋予人物悲剧冲突世界里已经不是物理空间的偶然重叠，而是十五年前处女之血的血腥的延续，更是小说设定的伦理秩序悲剧的社会隐喻，雨中母女对话，十字路口看不清的交通指示灯以及这场偶发性闯红灯的车祸都被寓意了强大的社会代指：灵魂和肉体的洗礼，命运的因果联系。

　　小说的散文叙事语言呈现在大量的哲理金句之中。这不仅是小说的艺术典型塑造的文学工具，更是小说的思想重心。作者对社会本质，悲剧对抗的文化思考全盘寄身其中。诸如医生姚娇：“作为医生，应该告诉所有当事人真相，这是医生的职业准则，反对以所谓的善意去隐瞒病情，因为任何人都拥有不被欺骗的权利，要勇于直面病灶，这不仅是医学原则”，“医生不能让健康的人吃药”；魏雅思：“一个惩罚善人的人一定是恶人”，“这个社会需要提倡一种模式，叫道德回避。”，“不喜欢带有诉讼性质的法律，但赞成具有校正性和调解功能的法制，诉讼性的法律是一种桎梏，锁住了所有的人格和主体之间的和谐互动，每一个求助于诉讼的人都带有斗争的心态，诉讼的赢家貌似突围，可输家呢？越陷越深。最要命的是，输赢就一定是公平合理的吗？”，“不可突破做人的底线，再大的利害关系都不可以诱使人撕毁承诺。更何况世风日下，所有坏人都在伪装成好人，偶然失足的好人想改过自新，一定不要把他们的路堵死，让他们沦为绝对的坏人。”，“不要妄自菲薄，女人已经承受了肉体磨难，任何人更不可以精神磨难再度加身，包含女人自己。世界上没有破鞋，只有渣男。”；宋清平：“法律不是为帮助人消除仇恨的，被仇恨绑架的法律会丧失正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运用法律让施害者心悦诚服，让受害者享受公平正义的慰藉，消弭仇恨。越冷静，则越能发挥法律的极限力量。”，“虽然我们长期主张凡事要依法，但我从不鼓励怂恿当事人诉讼，诉讼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综合资源的复杂事务，凡是主张动辄诉讼的律师，都并非从实质上理解法律”“你怀疑天使，只能说你与天使的距离太远”“法律不提倡以罚代法，拒绝用金钱覆盖法律”；黄律师：“法律虽然必须严惩刑事案件中的不法之徒，但正因为法律具有严酷性，所以必须严谨确定定罪的证据逻辑，防止因疏漏给当事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人格、人权及人身伤害。”；江纾媛：“男人有男人的事业标准，女人不必因自身的世界观衡量男人的世界。更何况一个有着坚定事业心的男人也会有一颗坚定的爱心。”“不能因为一个罪人做了一件弥补罪行的事，而不顾底线地拯救这个罪人”“为什么女人的贞操都被男人操控？”“要允许恶人以善弥罪，否则没有回头路的恶人会更恶”“反堕胎主义者的核心理念是女人的孕育权、生命权是天赋之权，不可自毁。”；章则：“以良心和诚实换来的直面痛苦，要比以权术和阴谋换来的苟且更安宁幸福，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背负的囚徒要比承受心灵折磨的自由人更空灵、更洒脱。”“一个城市过于智能虽然便民，但同时也消灭了一部分应该存在的少数，社会服务功能应该无死角覆盖每一个人。城市文明可以阻止落后的设施，但绝不可以消灭文化供应设施，即使有些落后，也不能消灭。一个城市不能刻意装扮表面上的宏伟，而应修缮城市骨子里的每一处品质”，“再卓越的驾驶员，如果没有钥匙，也无法驾驶汽车，钥匙是发动汽车的唯一工具。”“所有用谎言掩饰真相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真相的惩罚。所有犯错误的人，如果不为错误埋单，将来还会一错再错”；刘敏捷：“仇恨到达临界点，所有的道德缓解功能都是无效的”，“律师行业会容忍这种专门帮坏人的人吗？专门帮坏人的人不也是坏人吗？”，“穷人和富人之间唯一可以斗法的领域，就是精神气节与人格，尤其是人格！”“欺人太甚，必遭反噬！让他尝尝老实人的反抗，感受被惹急的兔子那锐利的牙齿。”，“信用是君子和君子之间的事，恶人哪里适用‘信用’一词？”；韩雯：“世界上所有的意外都是必然，哪来的意外？”“在穷困潦倒的生活线上顽强挣扎的人，最终都挣扎不过财富的诱惑，“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摆不平的事”“一个出轨的男人已经没有价值”“男人对女人不忠，这就是品德问题，这种不忠诚的品德会从家庭扩展到事业”，“人的惯性和错误是不同的，惯性是人性，错误是品性，家庭就是一个不断彼此适应并形成一种新的生活秩序的集体，这样才能和谐”，“既然选择了放权，就应该让新的继任者完全自立，企业和人一样，都应该有自我纠错机制，如此才会越发成熟。”，“再具有价值的女人一旦有过破碎的婚史，就会成为打折的低值易耗品”，“所有家庭的三角伦理—亲情、利益与妥协永远是家庭保持存续，缺一不可的支撑性结构守则”。；韩国力：“试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自掘坟墓的勇气？一个敢于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去实现道德救赎并勇于纠错的人，你觉得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偶然的过错吗？人的一次过错就真的是永远的品德污点吗？女儿、妻子，无论你是什么角色，首先都必须具备人的基本共性，即建立在宽容下的利己、给予他人机会的善性。如果抛弃人的基本共性而过于专注个性，那就是没有善性的利己！”，“敢于自我救赎的人是有救的！”

　　英国伯明瀚大学曾经有过小说对话语系的步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托尔斯泰的心灵电波说有很大的契合度，意即将小说人物的心理电波进行有效控制，从而精准释放性格表征。这在学术空间上与中国古代的“为心而言“的写作理论不谋而合。向阳在小说中以大量的旁白结合影视话外音的模型，建构心理情节推进，从文学效果上完全进入步控的标准！而且以诗性语境进行哲学、法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提炼后，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审美。在加之以闪回，交错时空对话、倒叙、插叙、详略等形式，融入到情节发展的主体叙事细节之中，使人物特征不仅棱角分明而且立体丰满。同时由于作者编剧功力合成的影视文学叙事，构成了他的当代小说表达的一种另类文化异质。

　　《最后追诉》不应归列涉案类型通俗写作。准确而言这是完整意义上法律人文创作。作为文学家的向阳对法律专业及其文化体系的认知，实属意料之外。这充分体现在他对人物塑造的描写中，对公民律师形象宋清平的理想执着，在此倾注了大量的笔墨，所谓“男人的职业信仰，一定要胜过对爱情的信仰”，令人忍俊不禁。因此，宋清平在代理刘敏捷打官司时，处处都在体现在对法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及公平性的正确解读和深入理解，不能破坏法律的程序正义，钻法律的空子，获取伪证。比如电脑工程师出身的刘敏捷，通过自已手机的云计算功能录音取证，咨询律师宋清平，宋清平的对现行法律的解读，那一节写得既有现实启示意义，又有时代前瞻性。两个男人为了自已迥异的尊严，一个是职业尊严，一个是情感尊严，彼此间进行法律协作，来烘托法治社会建构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同时又彼此对抗，宋清平反对复仇，主张正义法性，刘敏捷主张情感正义，执意复仇终结恶人，这种对抗也是对人性与法性约束的谈讨，也体现了良知和复仇的理性精神，人治社会中的道德约束力一样重要。一个人没有基本的道德良知，其内心也不可完全遵守法律约束。

　　宋清平之于黄律师的法理对抗实际上是小说的全部内核，从根本上在叩问法律的终极目的。这种终极性如前所言，作者无法评判，只是以两个律师的彼此正义相互叩问。

　　宋清平坚持认为：“刑事诉讼涉及罪行，是罪必纠。我不太赞成刑事和解，所以我从不鼓励当事人签署刑事和解书，这样会导致罪行隐匿，”黄逆天则认定所谓‘让则通，通则顺’这种民本原则。鼓励‘明德慎罚’自古有之的法制文化。同时积极游说宋清平和刘敏捷：“更何况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为了选择更大的双赢。而且，据说您的当事人还有修行之根，仇恨和报复无以归心，只有屏息无明嗔恨，通透慈悲，生命才可以明镜。这种对抗并无协恶是非的宣泄与流露，这也是小说开放性叙事结局的用意所在。旨在传达叩问与和解的深意。

　　向阳的小说《最后的追诉》阅读，切入中国公民权利的要害。向阳赋于人物的典型性，不是一般意义上高大上的人性塑造，而在平凡人物身上提炼了理性思考的亮点。理性思考使人治社会里的人性，不至于走向复仇的极端并实现惩戒与自救的平衡和谐。

　　这种和谐和解除去律师的对抗博弈外，重心应该是平行主角的章则。这是作者的影视文学手法。章则并非以反面角色出现，其心理过程及自证其罪的结局，完全排除了其人性之恶，体现了良知的成立与必要。来自最朴素的心底的善良和偶然的恶行不断促使章则去思考认知和约束自已，排除所有的压力，抵达理性判断的高度。章则的人性自救，表现在善恶之争上的个人自醒和忏悔，回归良心的担当和道德谴责。这是这个角色寄寓的人性与法性之间亟待调和的矛盾。

　　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的唯一恶性只有必然性的私利。这层私利在不构成妨碍他人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平行二主韩雯，充满善性的私利并没恶感。这些人物特征的鲜活，增加的小说人物现实的真实性，来自社会良知的个人发现，同我们当下的命运的共识和共情。社会不造英雄，人人尊重公民权利，信守法理，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代价，而求诸一己一伙的私欲，则才是我们的社会真正人性救赎的道路。

　　正如最后一章法庭上被告代理律师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在应用刑法时虽然要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严，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追诉罪恶，但同时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法制精神中的和谐文化要义，即“德主刑辅、司法仁政、恤刑慎狱、少刑少讼”以及谦抑性原则，在法度的框架内，鼓励不慎犯错者或轻罪者最大化补过，将其伤害性减低到极限，要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自省自救的通道以达成民意和解，绝不关闭最后的宽恕。这才是当今的法制文化之核。

　　小说在此点明了核心主题，人性救赎，最终还是人爱。一切道德律令和法治也只能建立在爱的基石上。当然，人类爱的岐义有很多，但最基本的共情是善良和悲悯。向阳的这部小说，无疑具有深远的读者和未来。

　　人活在人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不同。这也是《最后的追诉》叙事主体，寻找人性中的罪与罚，刑与法，人与法，人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得到人爱与救赎的写作目的。

　　法学网红罗翔说，当灵魂出了问题需要神学，当物质出了问题需要科学，当社会出了问题需要法学。罗翔的法学社会案情判断和剖析，更具有当下生活的启示性和人文精神。向阳的小说《最后的追诉》与之正好形成法律文本与法律文艺的互动。

　　然而，在一部小说的虚构性的语言现象深处，却是其本质上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比之于我们的抽象世界，更是一种真实。以《最后的追诉》的强大叙事，插入现实的人类人性痛点，与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种种冲突和精神异象，洽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法制大餐，会引导向内部世界的至暗黑洞的追问和求索，向外部世界的曝光暴力暴虐的审判和呐喊。

　　本书是诗人兼编剧导演向阳继《善良密码》（小说剧本）、《心若向阳》（诗文集）之后，又一部关乎人性诉求呈现的力作。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先生题名和推荐，被称为“向阳三部曲”。显示了他对后生态文学的社会性独特发现与良知思考，也正补缺了当下现实社会对未来走向的灵魂诉求。作为诗人价值的人类社会，诗人向阳所抱有的主体思想和情感，对人性自由理性精神的审美批判与建构，在道德文明的工具异化和科学理性遇到了及物大数据时代“物化伦理”的人道主义困境时，有着荒诞却真实的比照意义。当代小说的创作，对于这一困境及其未来的思考，是作家、艺术家面临的重要选择和挑战。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中，向阳的这部小说的出现，并不是一件虚拟的偶然现象，实则透过这现象看清了本质的必然性。当代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情感的留守和探求，或深藏于人性密码的内在联系，正是我们保持原初写作的力量源泉。

　　作者冯楚：当代文艺批评家，《中国文艺家》杂志编委、执行主编，中国文艺家俱乐部常务副主席，中国文艺家艺术生态专题全国行动总策划，中国楹联学会诗词文化院艺术委员会主任、《诗词之友》杂志副主编，中国诗词春节联欢晚会执行总导演，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文化自信专业委员会顾问。

　　向阳简介：当代诗人、剧作家、编导，制片人，融文艺创作理论类型写作发起人和践行者，著有相关著作文本包括诗歌、小说、杂文随笔及影视剧本多部，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视合作与投资促进会秘书长、中国文艺家杂志社执行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