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腔调”  

    《南腔北调集》是鲁迅先生的一部杂文集。我喜爱的先生名句，“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就出自此集。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先生称：“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先生反唇相讥：“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故信手拈来这个集名，反其道而用之，个中的深意耐人寻味。

    说起腔调，首先想到的是“官腔”。对于官腔自不必多言，从政者易染此症，凡国人多有领教。

    大官有大官腔，中层官僚有中官腔，基层小吏有小官腔。不过中小官僚摆大谱，以高腔长调示人的情形也不鲜见。

    机关一众“笔杆子”们对“官腔”的批量生产，自是弓马娴熟，鄙人也忝列其中。记得当年在机关舞文弄墨时，我们处的四通打字员打字速度奇快。我问他有何决窍，他的回话让我愕然：“咱们机关的材料用字量一般不超过500字，而且都是一串串的词组，所以打起来很快。”看来，那“腔”那“调”都在那500字的词组里。《新华字典》收字11700左右，机关的笔杆子们却只在500字中绕圈子，想来也怪不易的。

    这些年来，从笔杆子队伍中华丽转身为领导者多了起来，玩起“腔调”来自然得心应手。鲁迅先生早就有言在先：“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理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堂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一一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可谓鞭辟入里。

    再说说“文艺腔”。当代作家中最先向“腔调”发出责谪的是阿城。阿城的作品在行内评价甚高，连“刺头”王朔都奉他为圭臬，叫嚷着要“追星”。恕我愚钝，没看出阿城的作品有说的那么高深，但他关于“腔调”的论述，的确点醒当今文坛的一大顽症痼疾。阿城说，“我读小说，最怵“腔”。他还列举了官腔、学生腔、wG腔、阶级斗争腔、文艺腔、寻根腔、闲书腔、闲读腔、翻译腔等等，不一而足。陕西作家方英文又加了一个“大学中文系腔”。在方兄眼里，写作好比刷墙，刷子是自己，所刷石灰也是自己的，刷起来方得心应手。

    其实，“腔”是根绝不了的，怕的是固化为程式。作学问，搞学术，忌鸦鹊无声，然而比鸦鹊无声更可怕的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腔。学者木心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先有文艺，后来有了文艺腔，后来文艺没有了，只剩下腔。”

    在阿城眼中，“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文艺腔的文字”。“仅有”二字似乎有些夸张，但也道出了阿城的隐忧。的确，当领导讲话太象领导，报告做的太像报告，散文写的太像散文，“腔调”就成为必然。如果腔调固化为程式，讲话，写文章，文学作品，甚至做人都被“格式化”了，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怎样才能力避“拿腔作调”呢？阿城主张，做什么，但不能有什么。小说不能有“小说腔”，寻根小说不能有“寻根腔”，翻译不能有“翻译腔”。那应该有什么呢？阿城提倡要有“世俗精神”。“世”是世间大众，“俗”是约定俗成。说透了，就是人间烟火，百姓恩怨。

    人间烟火，百姓恩怨，说的好。被阿城推崇的汪曾祺的作品中就有一种市俗美。这种美是对皇权意识和儒家说教的嘲弄，也是对行文张扬，大词大话过多，似乎总要布道或显示什么的矫正。

    大英雄无须佩剑，真美人不用胭脂。多读汪曾祺、阿城可纠治腔调顽疾。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尚须综合施策，至于如何“施”？施何等“策”，英雄各有见，不是一篇小文能说透的。

授权作者简介：陈晓林   坚持业余创作，出版散文集《纸上声》、诗集《心远斋诗摭》等著作六部。《将星之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