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相遇》

文/龚如仲（Ralph）

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与人相遇是发生在我从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跳槽到外贸部属下的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到公司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专营鞋类、箱包类、手套类和皮件类的出口二部。

当时我们二处有两位处长，一正一副，但大家平日里闲聊时总会提起另一位名叫李浩然的正处长。那时侯，这位李处长正因病在家休养。从大家的谈话中得知，对这位李处长，大家很是佩服他的超强能力，处里的同事们时不时地到李处长家去探望，“希望李处长早日康复归来”。

有一回，处里的资深“老外贸”老黄去探望李处长，她回来后通知我，说是李处长已知道从电台来了个英语播音员，希望我抽空去看看他。一来出于礼节，二来因为好奇，我便借一个星期日休息之便，到了李家，并敲响了李处长家的大门。

开门迎接我的正是李处长本人。李处长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带着一付金丝眼镜，一看就是个大知识分子。相互寒暄并坐下来之后，李处长先敬上一支烟（当时我尚未戒烟），问我敢不敢抽他递给我的烟？因为他是乙型肝炎患者，正在治疗之中。好在当时带过滤嘴的烟尚未流行，我就毫不犹豫地接过烟。我一边用打火机点燃他接触过的香烟那端，一边心里寻思：“任何病毒也禁不住火的焚烧吧”？

见我敢于抽他给我的烟，李处长面露喜色，随后他又到厨房给我端来了一碗绿豆汤。当时正值炎夏，冰镇绿豆汤无疑是解暑的圣物。李处长把碗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说道：“这碗冰镇绿豆汤是我亲手为你准备的，你敢不敢喝”？不等我反应，他又接着说道：“放心，碗和勺子都消过毒，东西也干净”。其实，我知道这位处长是想试探我的真诚。既然我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我就端起碗来把绿豆汤喝了个底朝天。见我并无嫌弃之意，李处长大为高兴。接着，他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值得我交朋友。等我康复上班后，你就做我的骨干吧”。这真是一位奇特的官僚！头一回见面便对我这个新部下如此坦诚而露骨，大有把我“收入麾下、成其死党”之意。

几个月后，李处长的肝病得到控制，正式回来上班。从同事们私下的闲言碎语，我了解到：李处长是一个为人处事上与其他里表不一官员们大相径庭的干部。他坦诚无需、口不择言。但正因为如此，背地里很多人对他颇有微词，甚至说他是个“官场上的异类。”

有一天，李处长要接待一个来自香港的贸易代表团，他特意让我作陪。会谈之后，对方团长郑重地递上四支帕克牌（PARK）圆珠笔作为见面礼。按照当时的外事纪律，任何外商送的礼品，收到后一定要上缴给公司行政办公室，由办公室作统一登记和处理，任何将礼品占为己有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何况这是四支帕克牌的高档笔。然而，这位异类处长根本不管那一套，他收下笔后，拒不交公。

到了第二天，李处长特意把老黄、小刘和我三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关上房门后，对我们说道：“昨天得了四杆好笔，我先拿一支，因为我是处长，其余的三支你们三人每人一支”。见我们一脸茫然，他又说道：“因为你们三人是咱们二处的干将，各得一支好笔也算是一种奖励”。

这事过去许久后，有一天出于好奇，我就问李处长为何不把礼品上缴？他直率地对我说：“你以为办公室那帮人真的就廉洁奉公？与其让他们私下分了，还不如我们自己留着用呢。香港人是为了和我们做生意才送礼的，与办公室那些人何干”？尽管我还是感到李处长的做法有些不妥，但不知何故，我从心眼里还是蛮欣赏这位异类处长的“大胆妄为”。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彼此间谈完业务后，李处长在公司附近的“东来顺”饭店宴请来宾。晚宴毕客人离去后，李处长见桌上还有一瓶未开启的进口葡萄酒，便伸手把酒纳入了自己公文包中，然后他转身对处里包括我在内的作陪人员言道：“这瓶酒我要了，尽管医生不让我喝酒，但我实在喜欢这瓶名酒”。因为这件事，处里有些人私下里说李处长“爱占小便宜”。其实当时谁都想得到这瓶好酒，只不过面对如此强势的领导，谁也不敢吭气而已。但我倒觉得，李处长是位性情中人，起码他不虚伪。

更有趣的是，一次年终发挂历，人人有一份。挂历设计精美，每张月份牌上都有一位大美女，既有古装的西施，也有时尚的明星。处里有两位“道学者”一边欣赏着挂历上的美女，一边议论著：“嘿，怎么又是大美女？这是不是太庸俗了？真是缺少革命精神”！这时候李处长正巧路过，一听此言，他便扭身迈腿进入我们的大办公室，然后对那两位仁兄说道：“怎么了，不喜欢大美女？我觉得男人没有不喜欢美女的。如果你们实在不喜欢，干脆就别要这挂历了”。一番话说得那二位老兄低头不语。在那个极“左”思想尚未根除的年代，一位大处长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谈喜欢美女，实属罕见。然而不知为何，我却从内心深处挺佩服这个真实而又直率的“异类”。

李处长不仅在处事上坦诚、无伪，而且在业务上也是一位果断干练、才华横溢的高手。这位曾任老外贸部长雷任民先生大秘书的李处长，以其善写报告和文章而闻名于外贸部，被人们公认为是业界的大才子。

李浩然先生后来从部里调到轻工总公司任处长，由于此公恃才傲物，所以他得不到公司老总的待见，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处长的位子上。最后，他忍无可忍了，就决心离开了轻工总公司，到了外贸部属下的另一家专业大公司---中国丝绸产品进出口公司当上了副总经理（副局级高官）。

也是由于成绩斐然，两年后李处长就被外贸部派往伦敦，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后来又兼任中国驻欧盟的参赞。干了几年后回到国内，李处长被提升为外贸部贸易管理局局长。贸易管理局是外贸部极其重要的部门之一，该局掌管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专业公司进出口配额的生杀大权。这时候的李处长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

就在他位高权重之际，他没有忘记我这个“小老弟”。我经常到部里去办事，事毕，我肯定抽空去看望他。有一回，李大局长指着我坐着的沙发对我说道：“你不要小看了这张人造革沙发，不知道有多少省长、直辖市市长及自治区一把手就是坐在这个沙发上，想从我手里求得重要商品或物资的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呢”。他接着又对我说道：“你干脆从轻工总公司调过来吧，我先让你当我手下最重要的一个处的正处长（我当时是轻工公司出口二处的副处长），两到三年后我提你为副局长。等我调离或退休后，你就坐我的位置”。老上级突然赐予的良机让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思来想去，我总感到就这样舍弃曾给我解决住房问题的轻工总公司有点“太不够意思”，于是我婉拒了李处长的好意。但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是永世未曾忘怀的。

无论李处长是在国外当外交官，还是回国任大局长，我们俩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会面时，我永远称他为“李处长”，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地称他为“李局长”。对此，他心领神会，欣然接受。

由于彼此不在同一个国家工作，有时侯我们几年都见不上一次面，一年当中也只是偶尔通通电话，但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却一直延续下来。

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天，一位曾和我在轻工总公司共事的老友来美访问，在与他闲谈中我顺便问起了李处长的近况。想不到他带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几周前，李处长去江苏视察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一直未彻底根除的肝病突然恶化，李处长猝死于苏州一酒店中。

闻此恶耗，我悲痛不已，想不到这位一生都“把工作放在首位”的李大局长，最后就将生命结束在因公出差上。我当即拿起电话，给远在北京的李处长的夫人打了个长途，我也只能在电话中向她表达我对这位老领导、老朋友的深切哀悼。

李处长离世至今，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说句心里话，直到如今，他的声容笑貌还是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愿李处长的在天之灵安宁、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