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居“蜗舍”方心安

——张难先生平侧记之一

作者：张铭玉

1904年，张难先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武昌创建湖北省第一个民主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辛亥革命在武昌发动并取得成功，史称“武昌首义”。近年有重量级媒体用“首义先驱张难先”为张难先定论。

1924年，张难先到广东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写了一副对联自勉：

常觉胸中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这是他一生能够居“蜗舍”才心安的根，他时刻想到世上还有很多“苦人”。

1924年后，为实现国富民安的初心，张难先去过不少地方，住过的房子也不少。他一生秉承“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摆阔气的”理念，在自己经济不充裕时自建的房子，自然是够住就可以的“蜗舍”；每当他步入高层，他会舍弃给他安排的“豪宅”，毅然选择够住的“蜗舍”！

1927年，因为连年战乱，又有贪污腐败盛行，湖北省的财政十分艰难。6月26日，北伐的武汉政府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难先为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他以自家的钱财都没有经理过，怎么可以管理一个省的财政为理由，一再请辞。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南京实权落入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手中。在一些好友坚持劝说下，张难先于1928年3月11日回武昌就职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半个多月后蒋介石重新掌权。

张难先有严立三、石瑛等人的支持；他聘请懂经济的刘南如任秘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稅制的彻底改革；对既不称职又贪污的人，一律撤职，其中有李宗仁、白崇禧的亲戚。匪夷所思的是，后来白崇禧还以这件事向蒋介石推荐张难先。

出人意料的是，仅3个多月，湖北省财政有了明显改变。财政宽裕了，张难先就想办实事。7月1日成立湖北省银行筹备委员会。11月1日成立了湖北省银行，发行湖北省银行的纸币，为湖北省经济发展增加活力。有趣的是，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也在11月1日在上海成立。

张难先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不过他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北京结识了蔡元培、李济深等人物，认识到大学的重要，决心为湖北省办一所好大学。他与蔡元培先生商议，在武昌办国立武汉大学。张难先认为武汉是历史名城，地处九省通衢，而且是辛亥首义发端之地，武汉大学不仅是一所新大学，而且应是一所一流的大学。

8月，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难先与石瑛、王星拱、曾昭安、叶雅各等都为委员，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石瑛对张难先说：“义公（张难先号义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有多少粮草？何时启动？”张难先捋捋胡子笑了：“蘅青，为首义之地建大学，我这钱粮官义不容辞，不然，对不起‘惟楚有材’四个字！”于是，张难先从财政拨出二十五万元移交建筑委员会，作为开办经费。

1929年12月19日，蔡元培先生给张难先来信，说：“一年前饫闻整理湖北财政之成绩，始信廉洁与认真，无事不可奏效。十力先生到鄂后来函，尚感念先生之成绩不置也。……，以先生之廉平，任此卓有馀裕矣。……”

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张难先、石瑛不忍心见到自相残杀的局面，提出辞职。

张难先交卸完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务后，回家清查全部积蓄，才约二千元。这时全家在武昌租房。他想买地给自己建房。在武昌看了几处，土地要价超出预算。后来在武昌蛇山北麓山脚有一处价格便宜，但一下大雨，蛇山上的水直泄过来，又没有排水设施，这里又阴又潮，他便花费千余元在这里买地建房。

现在的武昌民主路476号房屋西侧，有一条小巷子。那时小巷西是一个寺庙——灵山寺。张难先在巷东购得土地约一亩半，一半在山根，一半在山坡上，用一围墙把地围起，减少山上来水。在蛇山山根建两重房子，南面一排是五间正房，座北朝南。虽是青砖青瓦，却因积蓄太少，四面山墙只能有一块砖厚，冬不挡寒，夏不抗晒。中间是堂屋，东西各有2间房子。出堂屋后门，间隔仅一步多，有一排小屋，是厨房，杂物房，一座旱厕。小屋北墙即院墙。秦纵仙先生看周围那些做到省政府委员的官，有几个不是盖大房子、拥有大院子的别墅？可刚从省财政厅长卸任的张难先，却只能在这里建这几间平房。

秦纵仙先生在来函中称它为“蜗舍”：

“难先哥灵山窝居即介眉寿

蜗舍容燕巢 人好屋亦好

相从况莱归 结庐何不早

山灵号百围 心迹两如扫

皓首与谁期 几人眼中老”

张难先给这个小院子取名“灵山窝。“灵山窝”三字的匾挂在院门上，字是欧阳竟无先生书写。上世纪50年代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在蛇山上的一半房屋被征用，至今只有山根的部分。

文化da革命时，北边一排小屋土地被人强占，建一座二层楼居住。院里只有五间平房了！在财政厅长任上，张难先投巨款办成湖北省银行、开办武汉大学，离开时私人积蓄不足2千，只能给自己家建一个“蜗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恢复了许多名人故居。有人参观了张难先“灵山窝”后，感慨这个寒酸的故居竟然是做过民国的省财政厅长、部长、省长的！有人调侃说，就是用建武汉大学的废砖弃瓦盖这个房子也一定好许多。还有人调侃说，建武汉大学时，建一栋“难先楼”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还有人调侃说“这个房子是用建武汉大学的材料建成的”。博得人们一笑。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市有关部门见“灵山窝”太旧，提出维修一下。不料工人发现房屋主梁已经不行，继续查看时房顶竟然塌了。事后拨款10万元，在格局不变情况下换了房顶。大家感慨，武汉大学的建筑群，现在已经快100年啦，哪一个不是巍然屹立在珞珈山！“灵山窝”怎么就这样不敌风雨？修缮后在墙外嵌一个大理石，上书“张难先故居”。这是众多张难先居住过的住宅中惟一个挂这标志的建筑物。

1930年12月12日，张难先到杭州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安排张难先住处，他们参照何应钦任主席时住在“澄庐”，这次也安排张难先入住“澄庐”。澄庐就在西湖东边，主体为西式三层别墅。其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二楼除生活用房、客厅等外，还有舞厅。进入大门，前厅是贯通一层和二层的高大前厅，左右两个楼梯通二楼，楼梯采用大理石。杭州冬天也有零下5、6度的时候。澄庐装有暖气，严冬时室内温暖如春。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就是西湖澄庐，住进有暖气的豪宅；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到西湖澄庐疗养一段时间。张难先进入澄庐，看到各种穷奢极侈，心里立刻不舒服。省政府的人看出张难先对这个安排有想法，就解释说，现在才12月已经很冷，不久就是数九寒天，我们想到主席年近60，这里有暖气，住这里才合适。张难先心想，我怎么能住在这里享受奢侈？第二天，张难先派人在省政府附近另外寻找出租房，不几天看好城头巷的一处住房，随即搬离澄庐。公安处看省主席与普通市民做邻居，就提出派人到他家做警卫，张难先坚决不要，他说：“我家大门半夜大开，也没有人来偷东西。”听说省政府科长聂国青，民政厅秘书贺有年在找房子，张难先了解情况后，决定一家人到楼下挤一下，把楼上让给聂国青、贺有年住。两个人接受张难先邀请，搬到二楼住下。

张难先接手的浙江省，由于前任张静江不量力而行，财政上是“厕所里吃瓜子——入不敷出”。张难先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革，把那些不急不重的事业都停办；把相应多设的机关都砍掉，精简机构和人员。采取改革举措后，被炒鱿鱼的人就很多。张难先不问他们背景如何，只看事业是否需要。所谓“断人财路，招人记恨”。这次被炒的人多，杭州离南京又近，许多人到中央不同部门控告他，控告的问题又五花八门。

蒋介石得到不少人举报，鉴于当时官员腐化堕落成风，他相信张难先到杭州后，也禁不住“荷花十里，桂子三秋”的诱惑。他要亲自去杭州调查这事，准备给张难先一个惩处。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携夫人宋美龄出现在浙江省政府，径直走到张难先的面前，很客气地说：“我们是来看嫂夫人的，你有事，派个人领我们去看嫂夫人吧。”张难先见他们夫妇突然出现在面前，直接说要看嫂夫人，来不及细想，照实说：“她在城头巷家里。”蒋介石问：“不在省政府吗？”答：“不在。”蒋介石说：“那好，我们去城头巷看嫂夫人。”说完便走。为什么蒋介石要这么问？原来，那时不能像清朝时官员家属住在衙门后院。到南京控告的罪就有一条“安家在省政府”。张难先平时不大用车，这时找司机、准备车子，耽误不少时间，就被蒋介石夫妇落下许多。蒋介石夫妇就到了城头巷，见这里只是一座普通小二层楼，楼里楼外不见警卫。连个警卫也没有，怎么是省主席的家？疑惑中进入里面，看见一个老妇人正在做家务。听说蒋介石夫妇到了，急忙请他们到堂屋，让到客座坐下，回过头来寻找茶叶，泡茶、敬茶，一个人手忙脚乱, 举足无措。见她一身布衣、身上看不见一星半点的金银饰物，十分俭朴。正忙乱间，张难先赶到。才知道老妇人不是女佣，而是省主席的夫人；环视家里，陈设如此简单，颇为感动。初到省政府时，没注意张难先的情况，再回头看来，穿着朴素，哪里有一般官员们的标配：金丝眼镜，西装革履，藏呢礼帽。问到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怎么只见夫人襄勤一人，得知是和女儿端君、汉民同住，她们上班、上学，还未回家，并没有请女佣时，更是欷嘘不已。蒋介石夫妇就知道控告的各种事都是杜撰的，至于说有小老婆几个，有脏款若干，他们就不相信了。心中不由得要对这位省主席刮目相看。在谈话间，听说就这么一座小楼里，张难先一家仅用楼下，楼上住的是省政府科长聂国青，民政厅秘书贺有年时，蒋介石夫妇面对这位辛亥革命老人，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封疆大吏，身居苏杭，却如此生活俭朴，蒋介石夫妇实在难得想象！蒋介石心中无限感慨，今天所看到的，足以显示张难先是一位难得的良臣，但也表明，日后是很难用利、禄、色收张难先为亲信，为己所用。为悔于当初竟信了那些诬告，更为表达对张难先一家的钦佩，当日晚，蒋介石夫妇邀请张难先及襄勤夫人，女儿端君、汉民晚宴，特别准备一个“全鸽席”。出席陪同的只宋子文一人。

1931年12月，出现南京、广东、上海三地各自召开国民党四次大会的怪象。在广东的国民党四次大会，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12月12日下野。为了以后卷土重来，蒋介石在下野前，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和甘肃四省政府。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调任浙江省主席。17日晚鲁涤平到杭州，18日上午张难先拜会鲁涤平，提出尽快办理交接。家属从城头巷的“蜗舍”去车站，乘车离开杭州。中午，鲁涤平回拜，张难先立即向鲁涤平交接，并婉言谢绝省政府提议的践行宴。19日晨，他就和当初来浙上任一样，只身一人，如同普通百姓一样，乘三等车离开杭州。当晚抵达苏州，投宿一小旅馆。

到1935年，张难先的长女、长子、次子、次女先后成家，回到武昌，“灵山窝”的4个房间已经不够用。张难先就只得再购地建房。还是1929年正月，他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将辛亥革命前牺牲的刘静庵烈士迁葬卓刀泉。在珞珈山坡，可遥望卓刀泉刘静庵烈士墓，于是在珞珈山下、东湖边购地约两亩，建一座土屋。小屋墙全用土夯实构成，取土筑屋时留下南边、西边的两口水塘。小屋左右宽也不过十一、二步。中间是堂屋，左右各有一间小房。出堂屋北门，右边是厨房，左边是杂物房。屋后，距厨房北墙半步，有一个“土堤”，阻挡雨天从珞珈山上下来的雨水。堤上种植枳、竹。为缅怀辛亥革命老友，他将珞珈山的土房子取名“思旧庵”。

看到倭寇蹂躏祖国大好河山的行径一天比一天严重，而蒋介石政府无所作为，张难先心境极不平静之下撰一联：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庵当活埋。7月，房子落成。张难先夫妻及三女汉民搬去居住。生活用水去东湖挑，天黑照明用煤油灯，做饭到珞珈山割茅草，养鸡鹅，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在新屋即将竣工之际，老友欧阳瑞骅见新屋太小，颇有感慨，做对联相勉：庚 信 园 殊 小，陶 潜 屋 不 丰。“思旧庵”后面山上的房子是武汉大学有名的十八栋。它们是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为招聘著名教授准备的。每一栋都各有特色，宽敞而大气，设备先进舒适。眼见日寇横行，而本人再三向蒋介石进言抗日，都被冷淡，1937年春张难先为“思旧庵”撰春联：国土日削，民生日艰，对兹大好湖山，只足增无穷感慨；壮不如人，老不速死，似此苟全性命，说得出有甚意思。后来，又抄一幅贴在城内灵山窝正房堂屋门外。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难先夫妻带孙子、孙女回“思旧庵”，有夫人的侄女来照顾。1947年5月去南京开参政会，张难先提议会议要讨论出一个使政府、中共都能接受的方法，在全国实现和平。不料有人在会场上直指主和者为秦桧，是为帮助共产党张目。他愤而离开南京返回湖北。

回想1941年4月在宣恩租农民两间房，将该屋取名“耻庐”。农民问：为什么叫“耻庐”？张难先说：“耻者乃耻辱也，庐者茅屋也。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官，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而反遭日本侵略，国威堕地，实为羞耻也！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用‘耻庐’，不忘国难也！”这时，张难先将珞珈山的“思旧庵”更名为“耻庐”。

辛亥年，赵师梅主持共进会的同兴学社。那年10月9日，瑞澂在武汉实行恐怖政策，搜捕、杀害革命党人，赵师梅在同兴学社被捕、险被杀害。辛亥年后他到国外留学。学成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就住在珞珈山18栋。他常下山看望张难先。两人在一起难免回忆往事。赵师梅教授常笑谈说，人说你们是湖北三怪，你却说是“守常”。看你这个房子，这么小，墙还是土墙，连一块砖也没有。谁能相信这是当年浙江省主席回乡盖的公馆。哪里是守常，明明是一怪。

1950年，张难先去汉口中南军政委员会安排的房子居住，子女都在武汉市内上班，没有人来“耻庐”居住，就将“耻庐”捐给政府。武汉大学建围墙时圈了进去，“耻庐”已经没有了踪迹。

1949年9月31日，张难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即相关部门为他安排住宅，请他去看。在天安门南有条“绒线胡同”，见一个几进的四合院，十分宽敞。张难先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家没有几个人，用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工作人员说：首长，您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许多时间您在家里工作，需要有办公室的；再说除您及家人外，很快将给您配身边工作人员，他们也住这里。张难先疑惑地问：身边工作人员？都是什么人，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具体还不清楚，一般有警卫员多名、服务员多名，秘书多名，还有司机、炊事员等。看来共产党在吏制上有许多不同，还需要慢慢学会适应。他还是想按照1931年任浙江省主席时，不住省政府安排的澄庐，自己找房子租住的思路。只是听工作人员说还有不少的“身边工作人员”，准备自己寻一个房间多一些的四合院平房，给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住。不要这个大院子！不久，中央决定张难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将去武汉工作，绒线胡同房子就不提了。

1950年2月27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安排赫德路2号房子为张难先的住宅。张难先随即迁入。楼下客厅、饭厅，由饭厅门前向右拐是厨房。穿过厨房有几间房子，分别是警卫员、司机、炊事员、服务员的住房。楼上两间房，正对楼梯的一间房较大，是张难先的办公室兼卧室，襄勤夫人及孙子铭玉、孙女铭淑用楼上另一间房。武汉城市变化太大，赫德路现在是惠济路。赫德路上的小楼已经没有踪影。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张难先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将去北京工作。他是国家三级干部，按照相关制度应分配一个相当宽敞的四合院。张难先知道后拜托李济深先生转告相关部门：我的家人不多，除身边工作人员住房外，有我的办公室、卧室、客厅；到北京照顾我的大女儿生活用房外，有餐厅、厨房足矣，一定不要按规定准备。按张难先的要求，除身边工作人员用房外，其大小面积低于县团级干部的标准。1955年6月17日，张难先到北京，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引他到北京前圆恩寺十四号甲。这个小院是在前圆恩寺十四号大院子的东南角间隔出的，单独开一个门。院子南部是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炊事员住房，还有餐厅与厨房、车库；小院中间是一个三开间房屋。房子东抵小院东墙，房子西有一个一米宽走廊，通向后院。房屋中间是客厅，东侧是张难先卧室，西侧是张难先办公室，西侧的北边间隔一个卫生间；后院也是一个三开间房屋，房屋东间分别是男女厕所，西间是卧室。就是长女端君使用。这里最大的房间是客厅，就5个大人站一排的宽度。不过，房子虽然小如“蜗舍”，但在文化da革命前接待过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齐白石、梅兰芳、郭沫若、文怀沙等。

张难先到北京工作后，湖北家乡常有人到北京探望他，没有办法安排住的地方。在张难先逝世后，这个小院并回前圆恩寺十四号院，前圆恩寺十四号甲的大门拆除，恢复原来围墙，前圆恩寺十四号甲门牌消失。自1955年张难先入住，到1968年，张难先在这个小院工作生活了近十四年。现在想探访一下这个“蜗舍”，竟找不到了。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