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上海知青《青春在远方》作者合影。

两次要命的大病

田兴隆

每当我回忆40多年前的知青岁月，有些事是永远也无法忘却的，那是我生命年轮中的一次，留着深刻痕迹的坎。我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准确地说，是两次要命的大病。

第一次要命的大病

1975年，我当时在十八团五·七大学（三营新建连属地）农业连（原三营新建连）任副指导员。那年上级招收工农兵学员，我经连队选举推荐、营部批准、体检合格，眼看就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了，但是，我没想到最终还是因所谓的“需要”而被留下。那年秋收过后，三营兴隆水库水利工程会战，由我带领农业连和“五·七”大学科研连的部分青年作为突击队上了工地。约11月底，我回连队后就觉得身体有点不适，似乎像感冒，我起初没把它当回事，后来，开始发烧、头疼、腰疼、恶心呕吐、全身痛等，我已无法坚持上班，只能卧炕休息。

当时连队卫生所卫生员是上海知青陈文荣，我和他在上海市是同一所中学的，在连队又在同一个宿舍，铺挨铺，他挺关心我的，见我生病发烧后便及时给予治疗、让我吃药打针，并注射青霉素和镇痛类药。当时药物紧缺，青霉素是治发烧最好的药了，开始，我一天打一针，照理说，注射青霉素后，高烧应该降下来，但我的体温继续上升，由此，我改为一天打两针，但是，高烧还是未退。那年12月2日半夜，大家都睡着了，我由于高烧，再加上炕热，我口渴的要冒火。宿舍里没喝的水，我又不忍心叫醒身边的室友，便硬撑着从炕上坐起来，穿戴好以后下炕走出室外。我走到稍远处一片较干净的雪地，扒开雪面，双手捧起两口干净的雪往嘴里塞，这时候的感觉是一冷一热，说实话，还真不好受，再加上室外太冷，于是我赶紧回屋。

12月3日晚上，主管后勤的副连长年发跑到宿舍来看我，他在问了我的病情之后对我说，“你这么撑着不是个事，还是赶紧上医院吧”。我说，“可能是重感冒，陈文荣已在给我打青霉素了，过几天就会好的”。年副连长听着我说的话，沉思了一会，他说：“你会得出血热吗？你还记不记得去年，24连机务副连长得出血热死了的事吧。”我一听到“出血热”三个字，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我心里真的害怕。年副连长见我不吱声，他再次对我说，“你还是赶快去医院吧。”我听了他的话，点了点头，于是，我穿好衣服下炕，只见年副连长朝宿舍里的知青一挥手， “上公路截车！”

这是一条从双鸭山市直达富锦的省道，我们连就紧挨着公路。每年冬季，即使在夜里也有运煤的解放牌卡车从连队经过去团部。我们上了路，不一会儿，只见远就有灯光撕破夜幕呼啸而来，年副连长率领众知青一字形排开，大家的双手都纷纷向远方而来的汽车不停挥动，汽车开始减速了，车距在离众知青只有20来米远时，年副连长让大家都靠边让开！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危险；没想到的是，汽车缓缓驶到我们跟前，突然，又加大油门，只听“轰”地一声，车辆扬长而去。大家面面相觑，只听到有人在暗里骂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见西面有灯光闪烁，有车过来了。只听年副连长说，“这回大家都手挽手，不能再让它走了，大家都别怕。”说完，年副连长让大家手挽手站成一排，他自己站在大家的前面。卡车在远处好像看到了我们，车辆开始减速，车辆渐渐临近。我们手挽手谁也不让，逼停了这辆车。司机推开车门探出头大声呵斥，“你们不要命啦！”这时候，年副连长走上前去。“老年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巧了，没想到他俩认识。年副连长跟他打招呼说，“这不有病人急着要送医院嘛，你得帮忙！”“行，上车吧。”随即，陈文荣扶着我一起坐进驾驶室。热心的司机把我们送到了团部医院急诊室门口时，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室外零下30℃左右。

我被扶着进入急诊室，护士给我测体温，39℃多。当班医生听了我的自述，又对我进行了检查，医生检查了我的眼结膜、口腔、前胸、后背。医生检查后已基本确认我患了流行性出血热。接着，又对我的血、尿作了化验，后来，我被安排住进了传染科病房。我一进到病房里，当班医生就开始为我挂点滴。

第二天，我因高烧不退，医生又改用酒精浴为我进行物理降温。流行性出血热在医学上又称为肾综合症出血热，其病毒主要由野鼠等传播，患者一般都有野外作业接触史，青壮年发病率高。典型临床分为五期：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及恢复期；主要表现为感染性病毒血症和全身毛细血管损害引起的症状，比如，有发热（38℃-40℃）、三痛（头痛、腰痛、眼眶痛）以及恶心、呕吐胸闷、腹痛、腹泻、全身关节痛等症状。皮肤黏膜三红（脸、颈和上胸部发红），眼结膜充血、口腔粘膜、胸背、腋下出现大小不等的出血点或瘀血，或呈条索状、抓痕状的出血点。据目前百度关于出血热的介绍，病死率高达20%-90%。该病因体内病毒量高，肝肾等主要脏器功能损害严重者愈后也差。

我住院期间，连队派上海知青黄敏前来陪护。虽经医生精心治疗，而我的病情还是日益严重，出血点在增多，由点滴状发展到索条状、块状；从眼结膜、口腔粘膜到前胸后背腋下、臀部均有出血状；从皮下出血到黑便出血；从腹腔脏器感染到胸腔肺部感染；肺出现了哮鸣音。

出血热的典型5期我都经历了，我高热期过后进入低血压期。记得那年12月6日，低血压到过90/70mmHg,人虽然有昏沉的感觉，但未发生过休克和昏迷。低血压期刚过去，我的血压却未恢复正常，而且，直接发生高血压了。那年的12月10日为160/110mmHg； 12月11日为180/130mmHg；12月12日升到200/110mmHg时，我头疼的似乎要裂开，眼睛疼得有一种突出眼眶的感觉。当时，我的头和眼痛压过了其它的痛，当时，我实在难以忍受，我请医生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医生商量后跟我说，他们用药如果没办法控制，那只能请针灸科的医生来给我扎针试试。我小时候就怕那长长的银针，但在这时候的我已经没了惧怕，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针灸，就是从那天经历的。

我记得入院后一星期左右，一天，有几个连队的同志都来医院看我，当时，黄敏正好有事不在病房，他们几个进了病房后，眼睛扫过一个个病床，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出我，只有当我招呼他们后，他们几个人这才呆呆的看着我。他们看我的那种眼神是无语状，我知道这是我浮肿的缘故，所以，他们有点认不出我来了。我说：“是不是我有点浮肿变样了？”他们点点头。

我还记得当时我故作轻松地和他们说，“没事的，会好的！”其实，我心中真不知到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那天如果没有年副连长对我的规劝，如果我当时没有听年副连长的劝，我可能已经“挂”了。

那天，来看我的同志给我带来一封家信。知青岁月，家信是我们和家人相互寄托关心、思念、亲情的纽带。我珍惜每封家信并及时回信；我计算着何日能够收到来信，若超期的话，双方都会担心的。那年，我父母已经60多岁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下乡，他们特别关心我，我不能让家里人为我担心，我更不能让老父老母亲为我担心。我记得有天晚上输液结束后，我是趴在病床上给家里写回信的。当时，我跟往常一样，写信给家里报平安，我说我身体很好，不要家里为我担心等。我当时写信时，浑身的疼痛，连眼睛都睁不开，我对生命的去留无知。像这样的心绪撞击着我，使我心中隐隐作痛。在那天晚上，这种心情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不知道这封信寄出去以后，我的生命能否坚持到父亲的来信。我孤身一人，说没了就没了，只是我的老父老母受此这样的打击，他们会怎样活下去。后来，我就不敢往下想了。

我感恩生命之神的顽强，我更感恩有那么多的“贵人”给予我战胜病魔的勇气和能量。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医院传染科，治疗出血热治愈率是很高的。科主任张滨生医生、副主任关大勇医生都是哈医大的高材生，都是治疗出血热的专家。尤其突出的是张滨生医生，他当时是省和国家出血热专家委员会成员。

我发病入院时，二营上海知青小魏也因出血热在住院。他当时的病情比我还要凶险。有一天，护士告诉我，小魏吐血吐了有半痰盂，人已昏迷，医院已出具病危通知。连队已经通知他的上海亲人，并已经在为他准备后事了。当时，张滨生医生没在医院，他被应邀到佳木斯市抢救市政府一位领导。当小魏病危的消息上报到团部以后，团党委连夜开会，我团知青因出血热病危，而我们自己的出血热顶尖专家正在抢救兵团范围外的病人，如果发生万一，我们无法向知青和知青家长交代！于是决定，马上派车前往佳木斯把张医生接回来。

由于团党委的英明决定，张医生的高超医术使小魏起死回生！当时，我的主治医生是关大勇医生，他对我的治疗非常尽心。张医生回来后，也到病房来看我，并且参与对我的治疗。  

除了两位主任医生以外，科室中的其他当班医生、护士对我也特别关心，比如，我因为大量输液出现浮肿，静脉针从手背、手臂到脚，找不到扎针的地方，护士每给我打针就特别紧张，而且每次要扎好多针，有时对准血管了吧，却因为过于紧张又把血管扎穿了；如果她们能扎针成功，我就为她们高兴。有时，她们也确实努力了，还是扎不好，她们就把护士谭淑清叫来。大家都叫她谭姐，谭姐的美称是“谭一针”，名副其实。谭姐多次对我说，你要扎针时就让小护士去喊她。我说，小护士也需要提高的机会，她们如果觉得自己实在扎不好，她们会去找你的。

谭姐对我的关心是一种温暖，我忘不了。我还忘不了许多关心和爱护我的人，他们都是我的贵人，其中，章黎明大姐如同我的亲姐，她是上海知青，是我们同校的68届高中生，当时，她在团部任青年干事，当她听说我病了便来医院探望，言谈之中，她更加关心我的饮食。我流露出对上海青菜的思念，不可思议的是，没几天，她就带着烧好的绿色蔬菜来医院看我了，我真不敢想，当时的气温应该在零下30℃左右，就我所知的整个十八团，都不可能会有绿色蔬菜。那时候还没有大棚蔬菜，物流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后来，我打听到，她是想尽办法通过佳木斯市的朋友给买来的，这让我太感动了，至今想来，心里还是暖融融的。

我记得那年12月3日入院，经抢救治疗，我的病情日渐好转，到了那年的12月29日我出院了，医院给我开了30天病假，我由连队上海知青陈文荣和黄敏一起护送回上海作短期休息。

我们在大连换乘船，我们上了一艘到上海海运局的客轮，在船上，陈文荣主动去跟船医打交道。开始，船医对他说，你不要瞎讲，啥个出血热，是猩红热吧。当陈文荣把我的出院证明递给船医看时，船医才相信，上面写着：重型典型流行性出血热。

船医马上随陈文荣来到我床前，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说，如果有不舒服马上找他。记得他还说，上海医院医生对出血热是有点怕的，病死率高。当时上海在全国排名是第12位。其他疫病死亡率在上海的排名都没有这么靠前。

我到家后，家里人才知道我在东北生了一场大病，于是把我的病情通知了部队参军的二哥。我二哥的部队驻地当时在江苏阜宁，那年，部队也有好几个战士因患出血热病而死亡。我二哥跟部队首长请假，首长破例准假，让他回上海看我，就这样，家中的父母才知道出血热病竟是那么的凶险。

第二次要命的大病

第二次要命的大病距第一次大病出院后仅8个多月，那是在1976年的9月。那年，我回到连队后大家都挺关心照顾我的，比如，春播、夏锄基本上都没让我上阵。接着麦收来临，由于连队没有晒场，麦收晒场借在三营营部。当时，连领导班子分工要有一个人去分管麦场。我在连里休息半年多了，感觉自己身体应该好了。另外，连领导班子里就我一个是青年，又是独身，其他都是有家室的。这样一来，整个麦收我就在晒场里度过。我们住的是仓库，在水泥地上铺些麦秸，然后再铺上炕席就当床了。麦收也是一个龙口夺粮的季节，天气多变。在晒场上的活，主要是摊场、抢场、灌袋、装车等，这些活我都跟大家一起干。白班一起干，夜班正常后我才能休息。等到小麦上交粮库后已经是9月份了。

我回到连队后，开始感觉有气无力。当时，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之际，连队要搞悼念活动，我也坚持着张罗；到了那年的9月14日，我开始发烧，我感到头痛、腰痛、呕吐，全身不适。经连队卫生室进行退热止痛药治疗还是无效。到了那年的9月18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连队的胶轮拖拉机送我去团部医院。

我经医院内科和传染科检查，很快就被确诊为“肝肾综合征”。肝与肾都出问题了。肝肾在医院要涉及到两个科室，当时，传染科当班医生我不认识。医生说，你急性肾病要赶紧去内科救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而内科当班医生则强调，你是急性肝炎带有传染性，我们内科无法收治你。我听两个科室的医生说的都有道理。当我再次回到传染科时，正巧，我碰到了张滨生主任，他看到我很吃惊，问道，你怎么啦？我就把两个科室的检查情况跟他汇报。他听完，马上吩咐传染科给我安排病床，收治入院。随后，张医生又问我，你怎么会犯病的？我就把我参与晒场麦收的事跟他一说，他几乎叫了起来，“出血热恢复期要一年！你怎么可以干体力活？而且还是重体力活，你不要命啦！”。我当时听了，感到有点委屈，也没人告诉我要恢复期一年啊，我自己又年轻，我还真不懂病需要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

就这样，我又一次面临这要命的大病。肝肾综合征治愈率低，死亡率高。这两种病有点“冲”，比如我刚入院时，肝功能黄疸10个单位，谷丙转氨酶200-250单位。我由于肾的状况不好要先治肾，几天后黄疸升至35个单位，谷丙转氨酶升到470个单位了。医生要根据肝肾的不同状况适时调整治疗方案。无论是肝或是肾，有一样衰竭就没得活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我得了如此要命的大病，更要命的是当时药物奇缺。张医生跟我介绍了缺药的情况后，明确跟我说，即时他们尽可能多给我用点药，但肯定也无法满足我治疗的需求。我相信他说的话。治疗出血热时张医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让他告诉我，治疗需要哪些药？我好写信告诉家里，请他们帮我弄药。我当天就给姐姐写信，请她帮我买药，并特别嘱咐，我生病的事千万不能告诉其他兄弟（他们跟父母住一起），更不能让父母亲知道，我不想让老人为我担忧。

我姐姐收到信后，她想尽办法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买了一批药，通过航空急件给我运来。在我住院病历医嘱单上，相当大部分是“自代”药。当家中药未寄到前，我尽力托有可能搞到药的朋友去弄药，比如，当时在三营营部医院的牙医章忠良同学，他是上海知青，我们是校友，下乡初同在21连。章忠良通过师医院的朋友搞到一点后马上给我送来，虽然不多，但真的很不容易。在我病况很危急时，张滨生向医院申请了三粒牛黄丸。当时这种药作为抢救药，科主任无处方权而必须向医院领导申请、并经医院领导批准才能使用。当护士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时，我满含热泪，我想，在今生今世的十八团医院，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包括医生和护士。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才好。时隔多年，那些感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让人难忘。

就这样，我在重病期间又逢少药的情况下，经过张滨生、关大勇等医生两个月的抢救治疗，使我度过了危险期，我的肝肾都有所好转，不久，达到了基本正常。经团部医生商量和建议，与其因为少药无法快速好转的在农场医院治疗，还不如回上海继续治疗，这样更有利于疾病的治愈。在出院前，团部医院还为我作了全身检查，确认我路上不会出现问题后，于那年的11月18日给我办了出院手续。张滨生医生在我的出院小结结尾处写明：“仍需进一步治疗，休息叁个月”。

这一切苦难在过去之后就不再是苦难；而是更难得的经历，它让我感受到了十八团医院曾经给我的温暖，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不可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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