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上海知青《青春在远方》作者合影。
从听课到讲课
方文燕
记得当年,组织上把我从五营四十九连,调往营直中学担任副指导员大队辅导员的时候,当时的情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何德何能担当这样的职务,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和不解。领导跟我这样说,要服从组织分配,尤其还说到我从上海来到北大荒以后的表现很好。我当时听了又惭愧又感到有压力。因为,营部中学的教师,都是从各个连队学校抽调上来的优秀教师,在他们中间,有天津、北京、哈尔滨等地的老三届高中生,也有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这里的教师,当时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我也把自己的想法与组织上谈了,我说自己是一个六九届初中毕业的人,尤其是在当年所谓的六九届初中生,实际上的文化程度等同于小学六年级。我说,我怎么能进教师队伍?领导说,我们希望你服从组织决定!
我服从了组织决定,带着压力来到了营部中学,我到那里一看,当时,马上在头脑里闪过一个意识,我怎样以最短的时间来适应这里的环境和工作。现在想起来,当年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上面要求领导班子必须“老中青”三结合,我占了一个年轻优势,而且,还有一个女性干部的优势。但我心里面非常清楚,这是组织上有意识在培养我,那么,我怎样做才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希望呢。毕竟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程度的人。赶鸭子上架!可以这么说,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当年的情况,上世纪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悲哀的一届初中毕业生,上学时处在“文革”阶段,最多就学过有理数加减法,一个就具备这样文化知识的人,而现在却跑到中学来当副指导员,好像有点“天方夜谭。”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是那样,根本就容不得自己有过多的考虑。我就这样被历史推着朝前跑。一天,我诚惶诚恐地跨入了营直学校的知识分子队伍,同时,还成为了学校的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无论是学校老师和学生,一见我的面就和我打招呼,方副指导员好,方老师好!我当时简直就在云里雾里,尽管我表面上装的很镇静,可是,说实话,我心里确实有点虚。但是,来都来了,就先干起来再说。
学校为了早日让我熟悉学校的环境和教学程序,专门给我安排了时间,派人给我介绍情况,领我到各年级去转转。我记得当年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聂继宣指导员,他是一位南下干部,他对我这样说,小方同志,我们要让你尽快熟悉学校各方面的情况,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帮你安排解决的。但是,我也向你提出一点希望。我听了就有点奇怪,我刚来,怎么就给我马上提希望呢。或许是聂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是说呀,像我们这样的学校,非常需要年轻的女干部,或许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有很多年轻的女老师和女职工,所以,我是这么想的,由你给我们的教职员工上一次党课。我听了之后,表面上答应了,我说,行!聂指导员问我,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马上说,没问题。聂指导员对我笑着说,其实有些工作,你乍看上去好像很难,但真正熟悉和了解之后,一旦上手了,你就会觉得不难,就像你们刚从南方的大城市来我们这儿,感觉到各方面都不习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慢慢习惯起来,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嘛,叫什么入乡随俗,我就是南下干部,后来,又是组织上需要,我就来到了北大荒,参与了北大荒的开发和建设工作,这不,如今又被组织上调到学校来了嘛!我和聂指导员谈话,现在想起来很投缘。我记得,我当时把上党课的事情答应下来之后,还是感到自己心里不托底。我去找谁商量这件事?我的头皮顿时有点发麻,我拍了拍自己的头顶心,我在想主意。
我记得自己当时忐忑不安的神情,被天津知青老师田慧敏发现了,她主动问我,方副指导员,我看你好像有心事。我说我确实有心事。田老师问我能不能说出来给她听听,或许她能帮上我的忙。聂指导员要让我给全校的教职员工上一次党课。田老师,你说,这个课怎么上比较好,比如说你吧,你也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可是按文化程度的话,我绝对不能跟你比。田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嘛,我的文化程度本来就很低。这是事实,但这些事实绝对不是上不好课的理由。我问田老师这是为什么?
我记得,当年我和田老师之间的对话,对我后来如何把党课上好,启发非常大,比如,一是我年轻,虽然文化知识的基础比较弱,起点比较低,但这些都不是理由。田老师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那太好了。田老师还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架子。我说,是吗?我现在还哪敢摆架子,我在这个学校里连摆架子的资格都没有。这是真话,尤其对我这样一个从来也没有上过讲台的知青来说,谦虚谨慎非常重要。田老师说,从上下级关系讲呢,你是我的领导,但从知青这个角度看呢,我和你都是知青,我的岁数也比你大不了几岁,我就是比你多上了几年学。这倒是真的。我说,哪怕你比我多上一年学,那也是真的,而我这是个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说出去要让人笑话的。田老师听了果真笑了起来,说我太实在,也太可爱,她说,这样吧,我给你出主意,并且我还帮你找资料如何?我说,那当然好哇!我还说,我怎么会在北大荒十八团五营的中学里,碰到你田老师呢?我俩说着笑着聊到很晚才睡觉。我还记得,当年田老师跟我说,你不要担心,你只要上课前认真备课就好,当然,我也帮你查找资料,你只要准备充分的话,上课绝对有把握,没问题。
我听了田老师一番话之后,对上党课的事情更加有了信心。田老师看我比刚才的神情轻松了许多,又说,你看我们每年都在教同样的课程,但备课还是要认真的。”我听了之后,说,那我还不如先到各年级去听听老师们是怎样上课的。田老师听了这话,眼睛顿时亮起来,说,那当然好啊!
于是,我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按排自己上午和下午各听两节课。这也是我熟悉、了解学校环境和教职员工的一个方法。我记得当年在听高萍老师上语文课时的情景,她讲的是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我坐在后面认真地做着笔记。我把听课作为提高自己文化知识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因此在听课时也被高老师抑扬顿挫的语气深深地打动。
高老师一边深情地朗读着课文,一边讲解作者对父亲的思念和不舍的情感。高老师能这样把课文里的内容描述的淋漓尽致,我当时听了甚至都有点惊呆。同时也被高老师讲课的情绪所感染。也许我们都是远离家乡的缘故。我看见了高老师的眼眶里含着泪花。稍许,高老师平和了一下情绪,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这时候,恰巧下课铃也响了。我被高老师掌握课时的能力所震惊,我在听课时竟然收获有这么大,这是我来学校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不敢想的事情做到了,这还得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同时,我对老师们上课时的表现,在我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惊呆和震惊,我又在心里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有两点,一点是自己非常需要补课,另一点是,今后一定要求自己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这个目标有点大,要实现的话,这中间的路也有点长,但是,我必须要向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利用业余时间也向田老师她们打听一些情况,比如说,如何恰到好处掌握好课时。田老师听了笑着回答我,其实,有些都是靠经验积累,比如说你小方,如果让你当老师,你就会在实践中逐渐掌握这些所谓的规律。学校称呼我是方副指导员,对我很尊重,而作为我来讲,我该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老师们的优点和上课的好方法学到手。我的这种思路,其实拉近了我和教职员工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在学习中理解了,这就是我对学校工作的态度。
我记得高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我对高老师的讲课能力十分佩服。于是,我利用空闲时间又跑去向高老师请教。她说:“讲课要像讲故事那样来吸引同学,不能完全按照书本念,比如说,上课时要引进典故,这能起到强化同学们记忆的目的。再比如说,讲课还要带入感情,声情并茂,这时候,学生也会随着老师的情绪变化而发生变化,同学们就会被课文深深地吸入进去。”我听了之后,频频点头,我想,如果我也能像高老师那样,把课备好,并且把课讲好的话,那就妥了。高老师鼓励我,要勇敢地去面对和接受挑战。
后来,我在听课的过程中,不停地做笔记,没多久,我就记满了两个日记本,上面什么内容都有,语文,数学,物理和几何等。这样一来,不仅弥补了我文化知识上的短板,同时还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了学校的校风。这个校风就是在我参与听课之后,老师们对我们学校领导能够自觉下到班级去听课做法感到满意。
我记得那一天,高老师这样对我说,“方副指导员,你知道吗?”我问,“我知道什么?”高老师说:“自从你下到各年级去听课,老师们对你这个举动很是欣赏,都说,学校的风气有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校领导能够亲自下到各年级去听课。”我听了之后好像有点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说:“真是这样吗?”高老师连连说,“是这样的。”
由于我到各班级去听课,学校的其他领导也分别行动起来,都下到各年级去听课。我发现这样一来,不仅教师们的积极性都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融洽了。
老师们知道我要给大伙上党课,于是,纷纷给我出谋划策,比如,给我提供了好多素材,还帮我列出讲课提纲。当时老师们这种热情和帮助我备课的情景,让我有一辈子想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向!
到了我给大伙上党课的那一天,虽然我做了充分准备,但是,当我面对教室里坐满了教职员工时,我竟然会高度紧张,一时说不出话来。就在我无处适从的时候,校长李长白同志带头鼓起掌来。这是在鼓励我。然后,我在老师们齐刷刷的眼光鼓励下,我渐渐地投入进去。我说:“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一个上海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其实也只有小学文化,而今天,我却要为老师们讲课。”时间就这样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由紧张变得自然,我从上海谈到北大荒,我还用实际例子给教职员工们进行介绍,比如,我联系实际讲了田老师和高老师的教学态度,把她们的态度介绍给大伙,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善于从身边发现好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中,我竟然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我一气呵成。
当我讲完课时,老师们的掌声又起。老师们都说我是一块当教师的料。课后,我仿佛意识到,这就是学校主要领导和教师们对我的宽容和信任,这才激发出我登上讲台的潜力。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我几乎时常走上讲台,给各年级的学生们上课。这是因为有的老师家中突然有事,一时又找不到代课的,学校就很难准假,而我和聶指导员还有李校长等,都不直接兼课。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主动提出代课,这样一来,好让某个老师能解燃眉之急。人家家中真有急事的话,那也是一件大事。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去代数学课。我把题目写在黑板上,让男、女生各派一名代表上来解题,要求是,当一方一旦写出了解法,而另一方也必须要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题。没想到,同学们听了我说的话之后,学习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当时,我一直认为在数学方面男同学要比女同学好。可是,我却看到了女同学表现出来的学习热情并不示弱。我记得全班同学都伸长着脖子给各自的代表鼓励或作提示。一节课很快就上完了。同学们还觉得不过瘾,还要继续解题并进行探讨。
下课后,有同学跑来问我,“方老师,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上数学课?”我说:“会的,会有机会的。”当年,我就是用这种探索方式,来活跃和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这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还拓展了学生们钻研问题的想象力。之后,又有老师跑来告诉我,“方副指导员,你知道学生们都怎么说你?”我说:“我不知道啊?”“同学们说,我们都喜欢方老师来上课!”我听了,心里面热乎乎的。
就这样,我在学校的日子里曾经代过不同年级的课,在方法上,我是采取了“拿来主义”,就是把各个老师讲课的不同风格,深深地印在自己脑海里,然后,再到课堂上去临场发挥。我发挥自己的特点,主要是认真和不胆怯。在我代课的日子里,普遍受到学生们的好评,甚至有的同学还问我,“方老师,你能给我们当班主任吗?”我说:“你们难道真想让我当你们的班主任?”同学们说:“想!”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我还会想当年上第一次课时的情景,北大荒的学校,红瓦房,空旷的操场,还有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们。有时候,我的思绪会深深地被北大荒的生活所吸引,于是就会不断地去遐想,不断地去回忆。
后来,在我的岁月里,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完全从事教育事业,但也做了一些和教育沾边的事,比如,受邀请担任过职工教育的培训老师;还比如说,我在新闻出版局全国厂长培训活动中,我的讲课普遍受到学员们的好评。我知道,这些都和我当年在北大荒上课的经历有关。这些情景,至今还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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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