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道之问：马启代诗歌月”研讨会专题系列（4）马启代诗歌中的良知主题◎吴投文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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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道之问：马启代诗歌月”研讨会专题系列（4）

《中文学刊》2024年第1期

【“诗道之问：马启代诗歌月”研讨会专题系列】编者按语：

在当代60后诗人队伍中，马启代堪称是特别的“这一个”，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毫无疑问，皆是出自灵魂、发自良心之诗，也是最充分地表现个体生命原生状态的诗，文字语词弹响的堪称黄钟大吕之音，指向的是大手笔大情怀的大诗品格，且带有自身的生命体温和清晰的辨识度。这是一种奇妙的而与虚假绝缘的艺术契合。它以深刻独立的生命体验、以充满智慧的诗学观、以富有个性化的话语方式，穿透生活斑驳陆离的表层帐幔，凝聚为一种“马启代式”的审美气质，进而抵达天地同参宇宙人生的一种生命哲学境界。拥有了这些，其实就拥有了内容，也拥有了艺术形式，并拥有了属于自己诗歌创作的理想天地。

2023年金秋时节，命名为“诗道之问——马启代诗歌月”的系列活动别开生面，在风景如画的浙江金华武义坛头湿地公园拉开帷幕，并蝉联举办七场，可谓盛况空前。隆重举行一位诗人的诗歌月活动，在当代中国诗坛不仅是一种创举，而且前所未有。可以断言，这是一个年度汉语新诗界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和热点事件。其中一场马启代诗歌研讨会，共收到研究论文三十多篇，均出自全国十几所高校学者及部分诗人之手，他们从各自不同角度切入，对马启代其诗其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高度评价。为此，本专题系列遴选部分优秀论文及精彩发言稿分期编发，以飨读者。

马启代诗歌中的良知主题

◎吴投文

摘要：马启代是“良知诗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诗歌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始终统一于他的自觉追求中。作为一位敏锐的现实观察者，他的诗歌具有厚实的生活底蕴，而作为一位执着的艺术探索者，他的诗歌又具有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历史感、现实性与象征性的融合，良知作为精神内涵与饱满诗意的融合，在马启代的诗中表现为一种显在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马启代；“良知诗学”；良知主题；艺术风格

作者简介：吴投文，1968年出生，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教学与研究。

The theme of Conscience in Ma Qidai's Poetry

Wu Touwen

Abstract: Ma Qidai is an advocate and practitioner of “conscience poetics”. His poetic proposition and his creative practice are always unified in his conscious pursuit. As a keen observer of reality, his poetry has a thick life background, and as a persistent explorer of art, his poetry has a variety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ense of history, reality and symbolism,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the full poetry of conscience, are obvious style features in Ma Qidai's poems.

Key words: Ma Qidai; “Conscience poetics”; Theme of conscience; Artistic style

时至今日，马启代已走过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这在一个祥和的时代，无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若在一个不祥的时代，则需要依靠内心的良知去坚守。马启代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守者。他说，“我在文字里避难，随时可做证人。”①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诗歌的趣味主义者，他的诗歌创作并非出于单纯的趣味，而是很大程度上源自内心的良知。尽管趣味是他早期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因爱诗而写诗，也因写诗而靠近中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歌心灵，又因这种靠近而发生心灵上的碰撞，这使他对诗歌创作的理解逐步深化，最后归结到“为良心写作”这一创作路径上来。显然，他对诗歌的理解带有启蒙主义文学的特征，他更多的是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辨认诗歌创作的价值，而不是从纯然个人的趣味上去理解诗歌的意义。诗人在文字里避难，这是一种何其酷烈的心灵图景，而诗人决意随时可做证人，这又是一种何其执着的良知的体现。

马启代是“良知诗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许把良知与诗学并列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范畴，但对马启代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一再强调，“写作就是对良知的不断提醒和拷问”，②这是他在四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所信守的一个准则。良知意味着社会责任，意味着清晰辨认诗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在他看来，诗人不应该自甘平庸，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诗人应该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确认自身的责任，用自己的文字去为社会呼救，去为被侮辱的人争取尊严，把促进人成为人作为一项正当的事业。良知也意味着一位诗人把诗歌作为艺术的责任感，良知不是外在于诗歌，而是包含在一位诗人的艺术掌握中。在他看来，一位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忠实于他的内心，并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把艺术作为表达社会责任感的附件，艺术与良知应该统一于诗歌的艺术完整性中，统一于诗歌的整体形式中。在诗歌的艺术标准上，马启代倡导诗歌的“繁复美学”，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坚守艺术底线，诗人应该“具备強大的艺术自觉和理论素养”，“在新汉诗的本体探索上做一些艰苦卓绝的努力”。③可见，马启代的“良知诗学”并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见证与记录，更是新诗本体探索意义上的艺术自觉与艺术建构，艺术与良知统一于其诗歌的深层结构中。

在马启代的创作历程中，“良知诗学”既是他的创作初衷，也是他始终坚守的创作原则。他的诗歌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始终统一于他的自觉追求中，作为一位敏锐的现实观察者，他的诗歌具有厚实的生活底蕴，而作为一位执着的艺术探索者，他的诗歌又具有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是他作为一位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处。放眼诗坛，有多少所谓诗人提出过多少所谓的艺术主张，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但热闹过后，都是一地鸡毛，只见主张，不见作品。马启代是一位有定力的诗人，他的作品即是其主张的实践与见证，是人与文的合一，艺术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合一，他始终把创作落实在“良知诗学”的基本界面上，这使他的创作显示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尽管当下的诗歌创作都强调诗人风格之间的差异化，但实际上又呈现出趋同的写作潮流，很多诗人被淹没在这种趋同的写作潮流中。马启代的诗歌因凹显出“良知诗学”的创作主题，较之当下诗坛普遍存在的创作趋同，反而显示出一种特有的精气神。这就是一位诗人的精神标记，是一位诗人从其创作风格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动神采，正如诗人庄伟杰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所荷载的精神和思想力量,所涵盖的艺术和创造价值,是那些‘写诗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④

马启代的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中国新诗史上的现实主义创作一脉相承，诗中往往有一种愤怒的底色，这正是其“良知诗学”的一种整体性体现。马启代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大约类似于胡风的“心理现实主义”，诗中有一种无畏的灌注强力的击打现实的声响，他并不只是从客观层面描摹现实，也注重诗人个性力量的倾入，往往把自身对于现实的感受赋予一种内含强力的表现形式，“诗人用严肃且苛责的理性视觉看社会，凭善良和尖锐写世间，把世界里的愚昧和无知写得力透纸背，把人间的丑行描述得淋漓尽致，呐喊中叫我们看到诗人的深度诗意考量和创作的求改良的批判和质疑。”⑤他的诗中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气息，现实呈现出心理层面上扭曲的一面，却在颠倒中指向现实的非正常秩序，在悖谬中指向对理想主义的热烈追求，颇有胡风所张扬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诗人的主体性凸显在词语的力量上，简直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温柔敦厚”背道而驰。马启代的诗大都有一种粗粝而强悍的底色，他不是在抚摸现实中怡然自得，而是在解剖现实中捂紧自己的伤口。马启代的诗歌是一种血性写作，他的诗中没有春花秋月的浅唱，没有花前月下的低吟，只见金石之音的铿锵，只见悲悯情怀的赤裸。他的诗具有力之美，读他的诗往往使读者顿生血脉偾张之感。

马启代大学时期学的是历史专业，又非常爱好文学，是当时活跃的校园诗人。这一背景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他对现实的关注其实是有某种历史视野的，在他的现实关怀中也杂糅着某种历史认知，他注重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处发现生活与生存的某种荒谬性重复，呈现出自己复杂的内心图景。诗人在《一滴泪的诗学分析》这样写道：

一滴泪是血的，

被淹没被浸泡……

我重复着一滴泪走过的轨迹

将它的脚印连缀成诗行

在诗人的笔下，一滴泪是“血的另一种方程式”，是“火的另一种称谓”，并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个历史学命题，“是一段历史的代表意象”（《一滴泪的诗学分析》）。从一滴泪所呈现出来的血痕中，隐约可以发现历史的某种真相。另一方面，一滴泪的轨迹又是重复着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一种循环的历史，也是一种现实的循环。对一滴泪的诗学分析，当然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进行的，诗中的意象血、火、水等都与泪具有差异性关联，却有某种共通的意义指向，似乎可以说一滴泪是血、火、水混融的综合性效果。一滴泪在一个人的眼眶里始终不干，贯串历史与现实，这就是诗中蕴含的象征意义。这首诗是饱含悲悯意识的，诗人的内心极其沉痛，诗中也隐隐地流露出诗人的愤怒，但诗人的沉痛和愤怒却又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鲜明的形象感传达出来的。马启代是一位敢于愤怒的诗人，但他更注意诗的表达效果，虽然他的诗并不特别追求诗意的曲折呈现，却非常在意诗意的圆满性呈现。马启代诗歌的力度往往就是在这种诗意的圆满性中体现出来的。历史感、现实性与象征性的融合，良知作为精神内涵与饱满诗意的融合，在马启代的诗中表现为一种显在的风格特征。

马启代的诗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现实主义精神指向，他始终对现实保持深刻的警醒，聚焦时代变动中人的精神变异，对人的异化有着极其敏锐的发现。他在《今夜，我深感卑微而无耻》中这样写道：

那么多丧事都当喜事办，他们继续撒谎

用人血装点门面、收获汹涌的颂歌

……而我只能沉默着

表达绝望和蔑视

从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来看，此诗写于新冠疫情肆虐最险恶的时刻，当得知那么多人“正一个一个死去”，诗人感到哀痛难言，同时面对疫情中那么多的荒诞事件，诗人又抑制不住极度的愤怒，而诗人“只能沉默着”，“深感卑微而无耻”。这就是现实带给他的创痛巨深。其实，诗人作为一个个体，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固然显得卑微，却毫不显得可耻。诗人之所以觉得可耻，正是良知所唤醒的一种内心羞愧，是深感自己无力的体现。愤怒出诗人，良知亦出诗人，愤怒的诗人就是有良知的诗人。在马启代的诗歌中，他不惮于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取向，他有自己确定的情感皈依，总是对弱小人物深怀同情，而对强权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例如《必须宽恕的事物》：

作为凡人，我心生怜悯

封城后的武汉啊

好多次，我的魂魄随着街头的流浪汉

也跟着那些试图违反禁令出城的市民

神啊，他们不想病死在家中

请赐他们逃生的权利

再一次给他们宽恕

诗中有一种激烈的呼号和无奈之下对神的祷告，诗人心生怜悯，愿意自己的魂魄跟随街头流浪汉和违背禁令的市民去逃生，祈求神灵再一次宽恕他们。宽恕是一种慈悲的情怀，然而这又是一种稀有的品质。诗人正话反说，正是因为世间慈悲不常有，才有那么多血淋淋的悲剧出现。被宽恕的人到底应该是谁？这不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吗？

在马启代的诗中，经常触及到这些现实民生问题，他以真诚而沉痛的心情描绘大地上蝼蚁般的生存场景，发出底层民众岩石般沉默的声音，具有浮雕般的表达效果。他有一首《吕梁山护工冯五孩》，写一个底层人物在时代辗轧下的命运，在平实而简洁的叙事中，凹显出一种普遍的时代症结。冯五孩这个人物可能有一个原型，但折射在他身上的命运却具有象征意义，诗人的同情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来，“无土地，非市民，已脱贫，正等下单雇主/我拉他合影，告知他到鲁可找山东兄弟”。诗中“没有抒情，没有评论，但站在不动声色的诗句后面的，是诗人抑制不住的愤怒、悲哀与忧伤。”⑥马启代说：“真正的文学就是社会和人生不正常时期结出的血痂。”⑦确实如此，他的诗中布满血痂，那是诗人的心灵创痛无法平复而结出来的累累瘢垢。他在《一只蚂蚁的叹息，会让天空为此瞩目好久》中这样写道：

我怀着尘埃一样细小的心，口噙一点阳光

只能为众生，留下很小的一片预言

秋风吹过三遍

我已经清除完所有的垃圾，心里驻满了雪粒

草木枯荣那是大事

一只蚂蚁的叹息，会让天空为此瞩目好久

众生如蚂蚁，也如尘埃，而诗人自己也是“众多蚂蚁中的一位”，所以他与蚂蚁声息相通，愿意居于尘埃之下。大自然的草木枯荣，那是大事，直接决定蚂蚁的生死命运，而这正是诗人的忧心所在。蚂蚁的生死命运固然微不足道，却“会让天空为此瞩目好久”，这何尝不是隐喻芸芸众生的苦难比天还大？马启代不遗余力地倡导“为良心写作”，他明确地标举这一创作准则，那是良知使然，也来源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烛照。按照他的解释，“为良心写作”就是“坚守人道基点，悲悯情怀，怀疑精神，批判立场”⑧的写作，就是诗人的心中要有良知，他的写作才能确定一种正当的价值诉求。

马启代关注底层人物，却与流行的“底层写作”并不属于同一类型，他并不满足于“非虚构”式的呈现，他追求的真实更具普遍性，也更具知识分子的观察视野。他讲究对事件和人物的提炼，试图直达事物的本质，因而也更具概括性。他的诗中跳荡着作为一位诗人的良心，里面有“良知诗学”的坚实支撑。他的目光是真诚向下的，对底层人物的命运感同身受，同时他的目光似乎又有一种向上的牵引力，流露出理想主义向远处瞭望的诗性冲动。他不相信一切应该如此，而是应该转换到另一个正当的轨道上来，恢复人所应该具有的尊严。正如诗人在一首诗中所说，“春风需要吹拂多久才能没有药水味/要相信春风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春天的账本/没有一项特权可以垄断春天”（《关于春天的二十个标题》）。

在马启代的诗歌中，有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历史是作为现实的另一面来呈现其“良知诗学”的精神内涵的。历史是过去时态的现实，现实又是正在进行时的历史，二者之间并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而是浑然粘连在一起。当历史开口说话的时候，往往是现实在重复处于过去时态的历史，当现实沉默的时候，往往又是历史在复活曾经的现实。以历史作为镜鉴，是人类在现时的精神处境中寻找一种反思的力量，以建构更为合理的生存状态。对诗人而言，言说历史往往是出于观照现实的冲动，但诗人言说历史又是一种审美观照，是带着内心寄托的。马启代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往往有自我形象的置入，因而曲折地隐含着现实感的真切流露。马启代处理历史题材，总是带着一种纠结于现实的困惑，又因这种困惑涉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思考现实问题。在《谭嗣同墓前》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如今，时代需要有人再死一次

我今天带来的

是您曾经弹奏过的残雷琴、崩霆琴

如果您不能坐起来重操琴弦

那我就凭肝胆弹奏吧

让装聋做哑的聪明人

知道天地间仍有雷霆万钧

诗中的谭嗣同固然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转化，诗人借历史人物吐心中块垒，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凸显在在巧妙的转换中。诗中似乎激荡着历史的烟云，却又是现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精神传统，谭嗣同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符号，而是诗人所确认的一个自我化身。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传统的延续，也是诗人良知意识的显现。诗人从谭嗣同身上所看到的恰恰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对应，而在这种对应中，诗人对历史的感喟包含着对一种精神价值的确认。谭嗣同并没有在历史中死去，当“时代需要有人再死一次”的时候，谭嗣同的精神传人就是那些站在时代前哨位置的人。显然，马启代所确认的精神价值是时代所需要的，是值得一代代人所承传下去的。他写历史，对照的是现实；他写历史人物，对照的是自我心灵。他诗中的对照却不是简单地套用历史事实，而是在诗性的转换中去表达某种寄托，去宣示时代所需要的某种精神价值。

这种类型的诗歌很容易写得空洞，写得轻飘或板结，但马启代写得游刃有余，“您”与“我”之间的置换显得过渡自然，可见他的心中有一个鲜活的立体的谭嗣同。在马启代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中，郁结着他的良知意识，他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大都折射现实的某种光影，隐含诗人对现实的幽曲隐微心理。诗人以历史作为参照，照见的却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循环，正如诗人在《写给乔治•奥威尔》一诗中写道，“这样想你时，我正活在你不愿来的去处”。然而，这正是悲剧的来源。在历史的循环中，尽管聪明人装聋做哑，但仍有诗人视为兄弟般的“不断撞响警钟的失败者”。

从总体上看，马启代诗歌的主题忠实于他自己的创作主张“为良心写作”，良心、良知是其诗学与创作的关键词，这也是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始终恪守的创作准则。同时，马启代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着某些重大差异，他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真实之外，更倾向于发掘现实在内心世界所引发的强烈情感风暴，更具诗人的主观色彩。他是一位把现代主义艺术手段成熟地嵌入现实主义诗歌题材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混融的风格特色。他的诗中遍布整体象征、多向隐喻、自由联想、悖论、反讽、戏仿等艺术手法，诗中的情境往往既是客观化的呈现，又有偏离客观真实的变形变异，呈现出由世界的复杂性所生成的错乱心灵图景，对称于现代人在时代瞬息万变中惊慌不定的生存状态。这使马启代的诗歌显露出复杂的主题意向。另一方面，马启代的诗歌主题始终有其着力聚焦的视域，这就是良知主题的凝聚，这也是马启代诗歌主题的变而不变，是内聚焦与丰富性的统一。马启代有一首《所有金黄的，我都唤作黄金》，或许从中可以发现他在艺术追求上的别具匠心。全诗如下：

所有金黄的，我都唤作黄金

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油菜花

曾让我这个时代的穷人兴奋不已

仰望天空中金灿灿的阳光也是一样

我为拥有这些而幸福

所有发光的地方

经年不化的雪山冰峰

光芒四射的哲人的思想

看到这些

我恨不得跳起来

吹响心灵的集结号

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