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上海知青《青春在远方》作者合影。
“近水楼台”学摄影
王杰廉
下乡到友谊,每个知青都有不同的处境,也都有一段成长、锻炼的经历。
1972年夏,我从三营报道组,调到十八团宣传股报道组。这个当时以“反修兵”为笔名的充满朝气的团队,在组长李德仁带领下,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兵团时期,平均每年向《兵团战士报》及各地报刊、电台等媒体供稿约五百篇左右,年平均在《兵团战士报》见报达一百篇左右,保持多年的这个水平,当时在全兵团各团中名列前茅。
十八团报道组主要的任务是采访写稿和对内对外供稿,还承担着大量的组稿、改稿、培训营连基层报道员的任务。自兵团成立以来,通过办学习班,组织重大报道“会战”等多种途径,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基层报道员,成为十八团宣传报道战线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团报道组和营连报道员主要以提供文字稿为主,图片(照片)报道相对较少。对内对外的图片报道,主要由专职的摄影干事来做。十八团宣传股在这方面非常重视,配备了两名专职摄影干事——许长山和徐连荣。他俩长期活跃在十八团的各行各业、基层一线,采访拍摄了大量鲜活的、高质量的新闻照片。因此,十八团的图片报道在各媒体中的采用率同样也是很高的。
我从小爱好摄影,在下乡之前上学时,偶尔也会买上一个胶卷,借一台相机,约上几个同学、好友,到公园、去景点、跑郊外拍照。还把自己家里的一间小屋蒙上窗户,布置成暗房,自己学习、硺磨冲卷、扩放(黑白照片)等,然后就是得意地欣赏自己的作品。
到宣传股工作后,遇上许、徐两位老师让我深感荣幸,“近水楼台”为我学习和提高摄影及暗房技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当时,我们报道组也有一台玛米亚135单镜头(胶卷)相机,这是一台不错的机器,尽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文字报道,但是遇到重大报道的采写,我们也会带上相机拍几张,配合文字一起投稿,使稿子更有分量。
既写文字又配照片,这是我喜欢做的。每当有机会采访拍一点东西回来,我就会兴奋地盯住老许或老徐,要他们带我进暗房冲卷扩印。他们工作的暗房就在我们报道组办公室对门,钻进暗房,是我最开心的时刻。老许会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取出胶卷,如何剪断胶片(因为一般不可能一次就把一卷三十六张都拍完,那时是很注意节约用胶卷的),如何再把剪断的胶片挂上冲卷架,放入显影水冲卷,如何听着秒表声音控制冲卷时间,然后就是放进定影液中定影。接下来就是等着胶卷晾干(烘干)后,放到放大机片架里,从投影中看照片的图像质量及选取要扩放的片子,最后就是扩放照片。
扩放照片是暗房技术的重点,那时用的都是120、135黑白胶卷,如果直接冲印出来只有一寸、二寸照片这么大小,无法看清,必须扩放到六英寸、八英寸以上,因此选中的照片就必须经过扩放。老许和老徐二位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们扩放的照片黑白分明,清晰度高,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强。记得许长山老师曾对我讲,现在我们对外投稿,报纸的制版、印刷技术就这么点水平,印出的照片粒子粗,见报的效果要比原照片差50-70%左右,因此对原照片的各方面要求非常高,我们必须把这第一步做到位。
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造就了两位摄影大师的摄影和暗房技术在全兵团也是响当当的。在他们的直接辅导下,我的摄影和暗房技艺也不断有长进,直到基本可以独立操作。在扩放照片时,会根据底片的情况确定曝光时间,显影时会尽量把照片洗得“硬”一点(反差强一些);定影时则把时间尽量长一点,以避免照片容易老旧发黄,以至于最后给照片烘干上光、切边整理,这些技能都能基本掌握了。
许长山和徐连荣二位都是我们宣传股专职新闻摄影干事,也免不了不少重要会议、领导的重要活动、重要人物的视察来访等的现场采访拍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长山老师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两鬓花白,但干起活来一点也不逊于年轻小伙。为了抢镜头,他常常背着摄影包,爬高落低,小跑快奔,充满了活力。连荣老师稍年轻一些,动作的敏捷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而且能写,为新闻照片配上文字说明是他的强项。在二位老师的身边工作,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尽管我的主业是搞文字报道,但老师的言行举止和敬业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近在眼前的榜样。
在工作的空闲,我总是有意识地向二位老师讨教拍照的“诀窍”,如何取景构图、如何抓拍神态、如何巧妙用光、如何虚实结合,乃至速度、光圈如何最佳使用等等,都是我们探讨的话题,两位老师会毫无保留地为我讲解,大家互相切磋,获益匪浅。
那年月,没有摄像录影设备,图像资料的保存主要靠拍照。遇到团里开什么重要会议、领导有什么重要活动、上面有什么领导来参观、考察这类任务,两位老师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团宣传股还有一个好的做法,就是遇到重大事件,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图片资料,还会组织一些有相机、爱摄影的战友一起参与采访拍照,这种机会,我也经历过几次。
1978年夏天,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农场视察。事前,宣传股的领导召集大家专门开了个会,要求多角度多场合地把领导人视察活动的情况记录下来。我也拿起相机参与了这次活动,跑东跑西拍到了领导人看望、慰问农场职工、与大家合影、交谈的一些照片。还跟随领导人到基层到田间活动,抓取了一些镜头。如此近距离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是我生平第一次。至今,我还保存了两张当年我拍摄的、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睹物思情,又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也是在1978年8月,又有重要人物来访。这次来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媳、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邵华一行,我有幸又参与了这一次陪同和拍摄。邵华对五分场二队的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兴趣浓厚,反复观看、询问,还拿起相机拍照。她对“天下第一场”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大手笔盛赞有加。在参观过程中,徐连荣老师不停地按下快门抓拍一个个珍贵瞬间,其中有一张照片,我居然也在陪同者之列(有照片为证),于是我将此照片保存了下来。四十多年过去了,珍藏的这张照片已经微微泛黄,但依旧清晰,当时的场景仍然在我脑海里闪现,成为幸福的回忆。
回沪后,我长期在报社搞报纸版面编辑。由于有了在友谊工作时学到的本事,不但在文字编辑把关上得心应手,在选用新闻照片稿时也派上了用场,不但注意照片的新闻性、真实性,还会关注它的画面质量、拍摄角度、扩印质量等等,尽量把高质量的新闻照片选用上报纸的版面。来兴趣时,也会背上相机去拍一些新闻照片,更是喜欢为家人与朋友拍照,保留下来的照片足足装了十多本厚厚的相册。
细细回忆,在我下乡友谊的岁月里,因为长期在宣传战线工作,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跟着李德仁等几位老师学采访、学写稿、学写各种材料,跟着许长山、徐连荣两位老师学摄影,这些技能在我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受用无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时常惦记着这些老师,可惜徐连荣老师早已作古,耄耋之年的许长山老师在红兴隆管局居住多年后也于2018年驾鹤西去。
如今,摄影早已告别胶卷时代进入数码时代,琳琅满目的数码相机、手机成了平民百姓的“标配”,依托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人人都成了旅行家、摄影家,摄影摄像早已不是少数人拥有的本领和技术了。
或许有人会讲,时代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讲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的观点是,历史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胶卷时代打下的基础和普及,哪来数码时代的到来和突飞猛进,不管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摄影的基本要领、基本技术、基本规范总是这些,万变不离其宗,就看你如何用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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