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哥吴祖光

吴祖昌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大哥吴祖光107岁寿辰。他在2003年4月9日离开了我们，至今已有21个年头。  

    祖光大哥是我们吴家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人生道路的启蒙者、引路人。

大哥幼年时的一些”故事”

    在我们幼年时，母亲经常向我们讲述大哥年幼时的一些“故亊”,教育.我们。大哥是袓母庒还（辛亥革命精英庒蕴宽的胞姐、当年常州有名的才女）的宠孙。母亲告诉我们，大哥出生的前夜，吃斋念佛的祖母梦见一个小和尚从山上下来，她认为大哥就是这个小和尚“转世”。幼年的大哥经常睡在祖母身旁，大哥念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祖母先捉住他背唐诗、宋词，每次都准备了20个铜板，每背一首就放一个铜板，二十个铜板全放光了，才督促他去做学校布置的作业，然后才放他自由活动。如此坚持不懈，幼年的大哥就背下了无数的唐诗宋词，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父母亲都是京剧的爱好者。父.亲头一次带大哥去看京剧，一进剧场，他就被舞台上丑角的精彩表演吸引了，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父亲就给他头上来了一巴掌，才止住了他的笑声。从此,大哥就迷上了这个艺术殿堂。他念高中二年级时，经常上午去学校念书，下午就溜到剧院看富連成戏班子的午场京戏，还交了年龄相近的京剧演员朋友。

    大哥走进中国戏剧亊业大门，离不开中囯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的余上沅。余上沅是我们的表姑父，他当年留学英囯，专攻戏剧。三十年代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赵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创办了一个业余的话剧演出团体“北平小剧院”,不定期的演出话剧。出于对大哥的喜爱，几乎每次演出大哥都会得到姑夫赠的入场劵，大哥总是兴髙釆烈地、认真地去看每一场演出。母亲还告诉我们，大哥在念小学六年级时，就给报馆投稿，写了一万字的小说《宫娥怨》发表在文艺刊物上，要我们向他学习，好好念书。

    “七.七”亊変之后，剧校内迁长沙，再迁重庆，最后迁到长江上游的小城江安，才安定下来。学校搬迁，教职员力量大減，校长决定叫祖光大哥兼课，先安排他上国语发音课程。大哥一口京腔，上这门课驾轻就熟没有问题，很受学生欢迎。不久又安排他上国文课，由于他本来就有较深厚的文学基础，课也上得不错。于是校长又给他加码，要他上《文艺概论》和《中国戏剧史》，他从未接触过这么深的学问，怎么办？只好到学校图书馆找有关书籍，自己先学，再教学生，也都胜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剧校工作期间，他创作的全国笫一个写抗日战争的多幕话剧《凤凰城》。大哥隨剧校搬迁到长沙的途中，收到了父亲寄给他的一本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苗可秀英勇抗日牺牲亊迹的资料，还有一份父亲拟就的话剧提纲，建议他以此为篮本，写一部抗日话剧。在父亲的指引下，他又收集了一些资料，利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四幕话剧《凤凰城》。他把剧本给了校长余上沅，校长有点吃惊，答应抽时间看，然后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校长太忙，把这件亊忘了，大哥等了一个星期，没有音信。他就打开校长办公桌的抽屜，把剧本“偷”了出来，拿给时任剧校教务长的曹禺（当时26岁，祖光20岁），曹禺很惊奇问道：“你写的，是写抗日的，太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曹禺就找到祖光，认真地对他说：“你呀，真不容易！”肯定了这部剧作。不久《凤凰城》做为剧校首届毕业生毕业公演的剧目正式演出。1938年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由余上沅、曹禺、黄佐臨、阎哲吾四大导演联合执导，一人导一幕，这是少有的创举。此剧插曲《流亡之歌》张定和作曲，曾广为流传。此后，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很多地方的剧团都演出了这个剧目，鼔舞了人们的抗日激情。大哥一举成名，从此更坚定的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神童剧作家”也由此得名。不久又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年游》等多部剧。

    1941年，祖光大哥兼任了重庆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辑。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他在该u报发表了毛泽东诗词《沁园春》轰动全国。同时又创作演出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的话剧《嫦娥奔月》、《捉鬼传》，上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黑名单，被迫逃亡香港，先后担任大中华影片公司、永华电影公司编导，编导了电影《风雪夜归人》、《莫负青春》、<<虾球传》等。

    1949年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大哥应周总理的召唤，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于10月2日抵达天津转北京，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被分配至中央电影局任编导，他当时只想从事编剧，不想当导演。但和他谈话的电影局领导陈波儿不同意，他只好服从组织安排编导了电影《红旗歌》,还应周总理指派，编导了《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和程艳秋的《荒山泪》，为国家留下了我国京剧艺术的瑰宝。

整风” 反右” 遭难

    1957年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周扬派了小车上门接他参加5、6个人的小型座谈会。大嫂新凤霞怕他”乱“发表意见，阻拦他出席。他说：“党请我去帮助整风提意见，怎么能不去？” 随手把挡路的大嫂推倒在地上，出门上了车。事后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粗暴过。”没想到他的发言被安上：“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 的大帽子，刊登在田汉为主编的《人民戏剧》杂志上，《人民日报》转载，并登上大标题：“电影界不要右派编导、戏剧界不要右派编导吴祖光”。他成为电影、戏剧界第一号“大右派”,大会、小会的批斗不断，不少老熟人、老朋友违心的上台发言，对他臭骂一通 。

    1958年开春,大哥被发配到北大荒“改造”。1960年“摘帽”后，分配到中央戏剧研究院实验京剧团任编导。先后创作了《花为媒》、《三打陶三春》、《红娘子》、《武则天》、《三关宴》、《凤求凰》等戏曲剧作及话剧《咫尺天涯》、《踏遍青山》等。

大哥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影响

    父母养育了我们15个兄弟姐妹（7男8女），長大成人11位（4男7女）。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姐姐和最小的妹妹之间相差20几岁，大哥和我之间就相差14岁。但是,年跉的差距並不影响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是和父母的教导、兄姐们的榜样分不开的。

    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大家庭，抗战时期生活十分困难，大哥工作最早，他就将自己的收入交给母亲贴补家用，父母还安排己工作的兄姐负责分管弟妹的零用钱。1949年，我们大部分姐弟均隨父母来到上海，等待解放，只有六哥祖強、七姐吴葽留在南京念书，他们俩的生活费用就是由大哥从香港寄给的。大哥对弟妹们十分关爱。1945年抗战胜利，我正好进初中，大哥为了鼓励我学习，带我一同去皮鞋店买了一双皮鞋。此时，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生中,提倡学生做“小木匠”，制作了一套木工工具装在一个木盒子里，盒盖上四个大字：《双手万能》，大哥从育才学校买了一盒给我，所以我从小就会木工劳动，为“文革”期间“靠边”劳动打下了基础。1989年大哥从美国回来，他化了好几百美元买了一台最好的英文打字机，送给我在复旦大学念书的女儿凛凛。

     我们兄弟姐妹对大哥的事业也是十分支持的。1953年嫂子新凤霞来上海演出，大哥嫂带来了刚出世不久的欢欢，把他留在上海，二哥嫂又送来了他们的儿子欣欣，还有六姐的女儿能能,将他们一起交给母亲照管。那时,我刚我刚留校参参加工作，也就做了一阵子“代理爸爸”。       

      1955年大哥接父母到北京，过上了几年安定的日子。1959年父亲在北京北京去世，我们在各地的兄弟姐妹都赶到北京奔喪。大哥因“右派”案在北大北大荒“改造”，半个月后才收到电报，根本无法返回。父亲过世后，家里失去了他原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工资，大哥已失去了原有工资,大嫂做为“内控右派”工资也打了折扣，北京家里发生了“经济危机”。办完父亲的丧亊后，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决定每人量力而行，按月寄钱给母亲贴补家用，人多力量大，也就渡过了难关。母亲也实践.了对大哥去北大荒时的承诺，为他支撐起这个破碎的家庭，担負起对大哥三个孩子的子的管教责任，並支持嫂子新凤霞住到评剧院住，她除了演出，还要接受监督改造，演出结束不许参加谢幕，叫她去倒痰盂、打扫卫生。江青去看大嫂演出的评剧《会计姑娘》，中途退场，并说:“新凤霞不会演戏”,这么一句话就断送了她的舞台生涯,被下放去挖地下防空洞数年。

    再说说大哥对我们的影响。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难到重庆，后来又隨国立剧专和大哥去了江安。那一阵子，凡是剧专有什么演出，均可见我们一大家子兄弟姐妹的身影，剧专的同学们都会说：“吴家班来了！”有时候还会找我们去客串一个角色。比如,祖強扮演过李健吾编剧、张骏祥导演的《以身作则》中的小少爷，葽姐扮演过《清宮外史》中跑龙套的王妃的宮女,八妹吴楚扮演过张骏详導演的《美国总统号》中的小公主,我也在丁惟敏班级毕业演出的独幕剧《杀敌报国》中扮演过一个小男孩。

    我们在中学读书时都是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排演过一些话剧的大戏。我在上海市北中学读书时，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独幕话剧《愉快的暑期生活》，参加区里文艺会演，並被选拔到兰心大剧院参加1951年的上海市大、中学文艺会演。

    大哥对我们的影响不仅在文艺、话剧方面，更重要的是引导了我们政治思想的进步。1941年大哥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我们通过他也品尝过周总理当年送给重庆文艺界朋友的小米、大红棗等延安的土特产。更重要的是大哥向我们传播了不少精神粮食：《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等，给我们指出了人生道路的方向。 

    抗战胜利后，大哥和党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和周总理有着亲密的友谊，周总理看过大哥编的话剧《风雪夜归人》有七次之多，还多次和大哥讨论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大哥和夏衍同志的关系更加密切，抗战胜利后大哥受聘上海《新民晚报》，主编副刊《夜光杯》，又和丁聰一起创办《清明》杂志，在共舞台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编辑部办公室，做为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的夏衍也有一把这个房间的钥匙，他经常在这里开地下文委会议。那时还不是党员的袓光大哥有时来到此处，正好碰上夏衍在主持地下文委会议，大哥马上取走自己需要的東西自觉离去。

    在大哥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中就有三位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又有五位加入到党员队伍，加上姐夫、嫂子中的党员，我们家真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了。 

    1957年，大哥在度过四十大寿后不久，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想得通的,因此人人都是“界线不清”而受到批判。在苏联留学的六哥祖強暑期被调回北京，和傅聪一起关在文化部招待所，不让回家，要他检查、揭发吴祖光，幸亏后来中央规定在留学生中不搞“反右”，他才得以解脫。原来在外交学院读书、准备派到联合国工作的小八妹吴楚，也被发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林学院任院长袐书。我也被免去了在区党代会上当选的上海市闸北区委候补委员和市重奌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调到一所初级中学任副校长，还被派到崇明岛围垦劳动。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姐吴冬也因此被被派去修了一阵子铁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姐夫孔凡庸（他当时担任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的袐书）更直接受到株连，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劳改农场改造，后因肺癌、白血病病故。 “文革”当中我们兄弟姐妹除在台湾的大姐外,都因“界线不清”而吃足苦头。我“靠边”三年，打扫厕所和操场、做木匠、泥水匠，接受批斗数百次，被武斗挨揍数十次，多次被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其他兄姐的情况就不一一赘述了。

    “文革”后期大哥被关在文化部“五七干校”五、六年，和著名的戏剧理家张庚一道从亊养豬、打扫糞坑等劳动。

    “粉碎四人帮”，我们获得第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大哥又重新拿起了笔，可以写文章，搞创作了。他以大嫂的经历为素材编写了话剧、电影 《闯江湖》。他还为遭遇迫害而脑溢血,半身瘫痪。上不了舞台的大嫂创造了写文章、画国画的条件，使一个解放初期半文盲的民间艺人，成了一个写了400余万字的作家，画了数千张国画的画家。这也是大哥嫂创造的奇迹，令人十分欣佩。 

 祖光大哥晚年二、三事

      入党“劝退” ，令人“哭笑不得”  

    1980年,经文艺界德高望重的领导夏衍、周巍峙介绍，祖光大哥入党了。

   当时对他的入党，文艺界几位好友有两种意见。赵丹、黄宗英等认/为：“祖光早就该是共产党员了，是很够格的党员。”而画家黄永玉却认为：“祖光不该入党，一入党他就不是吴祖光了”。意思是今后有党纪约束，他不会发言讲真话了。大哥说：“我一向敢说真话。现在通过入党，说明党组织认可我过去这么做是对的，今后当然还是这样”。

    却不料1987年来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又把吴祖光套进去了。这年的8月1日，大哥十分敬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理论权威胡乔木，以耄耋之年，吃力地爬上大哥位于四楼的家，进行了一场不寻常的拜访。他态度严肃，完全不象1985年到祖光、凤霞家亲切交谈时的满面春风。他坐下来说：“我来是奉命执行一项任务，这是经过慎重研究的，由我来看你最为合适。时间很短，不和你辩沦”。说完就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纪委的红头文件，严肃地读起来。文件指出吴祖光从五十年代就“反对党的领导”，并列举了吴祖光的三条所谓“反党言论”：（1）1980年，吴祖光入党后对新闻记者说：“入党使我啼笑皆非”；（2）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期间，吴祖光说：“反精神污染是一场居心把国家搞乱的瞎胡闹”；（3）1986年，吴祖光在《羊城晚报》发表《理应取消戏剧审查制度》的文章中说：“谁有权，谁就可以决定一个作品的生死命运，这种现象是可笑的”,“这种制度是完全继承了过去腐朽没落、濒临死亡的国民党的腐朽傅统” 胡乔木接着对吴祖光说：“根据这些问题，你不适合做一个共产党员，因此中纪委决定劝你退党。”祖光大哥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在胡乔木宣读他的“反党言论”时，他几次插话想说明列举的几条或者捕风捉影、或者断章取义，却都被胡乔木以“今天我们不辩论” 而打断。最后大哥坚持澄清自己从没说过“入党使我啼笑皆非”的话，希望知道此话的出处。胡乔木回答：“是香港杂志上说的”。接着又说：“这还要查查，我也不太清楚。香港的报道可能没有根据，不过你这个人一向说话随便，这种话你是绝对说得出来的。” 胡乔木还说：“你退党后一切待遇不变，如果你不接受退党，那就开除出党。”

    久经风霜锻炼的大哥此时虽很激动与恼火，但又很冷静。他不能不认真思考：如果我坚持不退，公开开除可能又会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对党不利。因为前不久，中央的正式文件和胡乔木本人都表示过，只开除已公布的方励之等三人，绝不会再有第四个，这一表态已在社会上传开，如果自己不接受劝退，真正成了第四个，岂不影响党的信誉。自己也不愿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卷入－场政治风波。于是，他做出这样的回答：“这个决定出乎我的预料, 也使我难以理解, 但是现在由于是您乔木同志亲自来劝我退党，我很感动，所以我决定接受。”

    坐在旁边的凤霞大嫂心潮翻滚，她回顾历历往事，尤其是祖光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帮助，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祖光不够党员条件的论断。她问：“劝祖光退党，我是不是也要退党？” 胡乔木马上说：“你和祖光不同，你是好党员，你对祖光爱护多，而帮助不够。”乔木走了。她想着想着，渐渐脸色苍白，心脏绞痛，手脚冰凉，经过抢救才缓过气来。她无比悔恨，在乔木同志面前，怎么没为祖光说句公道话。

    大哥再次经受了痛苦煎熬的折磨。他翻阅了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有关章节，与眼前发生的事进行了对照，对党员义务的规定“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歪曲事实真相，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对此要求问心无愧。再是《党员义务》第9条规定：“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劝党员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经上级党委批准。”对照这一点使他茫然。他所在的文化部艺术局党支部从未讨论过这个“劝退”问题，更没有人来对他进行过任何“帮助”。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去劝一个基层党员“退党”，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直到十多天后，中纪委才通知吴祖光“劝退”。这个“劝退”真让他有点“啼笑皆非”了。为了顾全大局，他接受了，但内心很不平静，感到必须表明自己的所思所想。于是在同年8月10日，他给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对“劝退”文件中所列吴祖光“的反党言论”逐条作了申辩，有根有据地提出有的是反右后已正式宣布改正的言论，有的纯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有的则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并对违反党章的“劝退”做法提出了意见。他在信中说：“我之所以接受‘劝退’，一是出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敬老，乔木同志年事己高，身体瘦弱，辱承光临寒舍，吃力地爬上我家四层楼，使我深感不安，所以接受‘劝退’；二是为了维护党的信誉，不愿做被开除的‘第四个’；三是不忍心说的理由，是对党的某些做法感到失望。”他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有虚心纳谏的雅量，能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才得以成就统一祖国的大业。然而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某些领导人却只是爱听一些歌功颂德的恭维话，对批评意见则日益反感。许多年来被整、被害的大多是忠贞敢言的知识分子,当此改革大业正在艰难行进之际，如再不加改变，危险至极。”他最后表示：“尽管我己经在口头上接受‘劝退’,但对中纪委这一错误决定保留不同意见。” 中纪委对此始终没有回应。

    后来，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曾对他说，关于劝他退党的问题，希望他能写个检查，文化部将帮他申请恢复党藉。大哥当时表态：“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写什么检查报告。再说，我确实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就不必再麻烦了。”

    这件事发生后，大哥一度又成了“新闻人物”，忙着接待慰问者、访问者将近半年。但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写作、生活确实没有发生像1957年及“文革”时的情况，兄弟姐妹也没有谁受到株连，说明我们这个党、这个社会己大有进步。

生平就爱打抱不平    高龄老人竟当“被告”

    1992年大哥因为偶而看到《中华工商时报》一篇惠康超市无理对二位女大学生强行搜身的报导，仗义直言，写了一篇《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员工》的文章，又被卷入一桩“官司”，当了“被告”。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北京国贸中心所属的惠康超级市场状告吴祖光损害“名誉权”的案子。已75岁的大哥出乎意料为官司所累，但他却精神饱满，依然风趣幽默，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大半世的跋山涉水、颠沛流离之后，没想到今天又进了法庭，而且当‘被告’，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它填补了我一生中的一处空白”。北京国贸中心的原告，没有想到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吴祖光。吴祖光到庭接受庭审，同时提出反诉，告国贸中心侵犯吴祖光名誉案，法院也受理了。于是，出现了双方都既是原告又都是被告的局面。这样一个简单的案子，一拖三年，直到1995年5月12日，法院避开记者单独通知吴祖光到庭宣布一审判决：吴祖光胜诉。判决书说：“正常的舆论监督应受法律保护，吴祖光的文章是从不同角度对国贸中心不尊重顾客的行为进行的批评，属正当舆论监督范畴，不构成对国贸中心名誉的侵害，故对国贸中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但这几年，这个案子严重干扰了他的生活，打乱了他的创作计划，白白浪费了老年时期的宝贵的创作时光。他为此付出很多，但他坚持正义的品德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重。至于他本人，他对采访的记者说：“今后遇见这种‘闲事’我还是会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

大嫂突然仙逝   大哥悲痛欲绝

    1998年4月，大哥、嫂应家乡常州市的邀请，到家乡出席刘海粟纪念馆落成庆典活动，做为“常州的儿媳妇”，大嫂十分兴奋，在宾馆为友人作了许多画，大哥为之题词。4月9日傍晚不幸脑溢血过世。大哥悲痛欲绝。他说：“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觉得她依然和我在一起。她每天都有好几遍叫我的名字：祖光！祖光！而她一晕倒，再也没有叫我。原来我从来不爱哭，现在我成了林黛玉，看到她的文章，听到人们谈起她，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我不能不难过。” 这个打击对大哥来说可能是空前的，也是致命的，他有点扛不住了。大嫂去世不到一年，大哥脑萎缩，病倒了，一改往日爽朗、健谈、幽默、潇洒的风貌，不爱说话、反应迟纯，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大嫂去世五年后的同一天，2003年的4月9日大哥病逝。大哥、大嫂和我们的父母亲一样，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都是同月同日去世,也许都是因为他们身前十分恩爱的原故吧！

文坛沉浮为真理  平生荣辱天下知

    我在这里摘抄几篇当时的有关报导以为纪念。

    2003年4月10日，《文汇报》在标题为《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逝世》的报导中写道：“曾经创作出《风雪夜归人》等经典作品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因病于9日在京逝世，享年86岁。”

    “吴祖光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戏剧创作，年轻时期的代表作有《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其中《风雪夜归人》久演不衰，成为话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作了京剧《三打陶三春》、《凤求凰》、《武则天》、《踏遍青山》、《蔡文姬》，评剧《花为媒》以及电影剧本《北大荒》等作品，执导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兼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廖奔，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沈沉重。他说吴祖光先生是中国剧协的顾问，自己每年都去看望他。吴祖光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知名剧作，更可贵的是他历经坎坷、风风雨雨，却始终保持着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良知。

    ”吴祖光是江苏武进人，生于北京。他1936年于中法大学文科肄业，1937年—1948年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他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4月10日 ，《新民晚报》以《勇敢刊出〈沁园春·雪〉》为标题，刊登了下文：“吴祖光先生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老报人。1944年末，他随抗日剧团在四川长江上游各地巡回到陪都重庆，应《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先生的邀聘，加盟《新民报》主编了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嗣后又主编了上海《新民报·晚刊》的副刊《夜光杯》。虽然服务于《新民报》的时间不到3年，却因编辑了大量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版面而嬴得读者的高度赞赏。尤其是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更是在《新民报》的历史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晚报·晚刊》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引起极大轰动。一时，仅重庆就有十余种报刊连续发表步韵唱和之作及评论文章。毛泽东在这首词里所展现的宏大气魄、万丈豪情和斐然文采令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同年4月11日《新民晚报》以《平生荣辱天下知—首都各界痛悼吴祖光先生》为标题，作了以下报导：“手捧饱含着新民晚报全体同仁深切哀悼之情的花篮，记者昨天中午来到北京工人体馆东路一个普普通通的居民住宅楼，这里是刚刚去世的吴祖光先生与他的爱妻新凤霞相濡以沫度过最后二十多年的地方。”

    “仅一个多星期前，挚友们和儿孙们相聚在客厅里，为吴祖光先生祝贺86岁生日，当时宾朋满座，气氛热闹。可现在这里却变成了灵堂，令人肝肠寸断！南面墙上银色框边的遗像中，吴先生含笑望着大家，下面是他和新凤霞老师的半身合影，照片上这对恩爱夫妻英姿勃发，儿子吴欢说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照的; 遗象对面钢琴上，一束香袅袅燃着，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文坛沉浮为真理,平生荣辱天下知”，老友张德林的挽联挂在进门处，勾画了吴先生的一生。大大小小的鲜花花篮络绎不绝地送来，摆满了大半个灵堂和过道，再顺着楼梯摆到了三楼；邮递员来了，手里是一厚叠唁电，发自全国各地。”

    “昨天，京城春雨淅淅沥沥。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的女儿赵青夫妇进门后放好花篮，抽泣着在吴先生的遗像前长跪不起，。相声演员牛群的太太刘肃举起相机，对着遗像和花篮挽联连按快门。她说，牛群曾给吴老和新凤霞老师拍了很多照1片，她要把大家送吴老的整个过程都拍下来，和以前拍的照片一起做成“一个本”，让两位长者的音容永存。周巍峙先生喘着气爬上四楼，他拉着吴霜的手说:王昆还在苏州，让我代她表示悼念和问候你们,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定要用你父母的合影照。吴霜连连点头说:黄苗子伯伯也这样建议。” 

      “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带来了孙家正部长的问候，他告诉吴欢兄妹，文化部老干部局已开始起草吴先生生平。吴欢表示，‘一切由组织上来定位。总之父亲是共产党的好朋友。’”

    4月20日，《解放日报》以《鲜花送别吴祖光先生》为标题，发表了以下报导：“伴随着芬芳的鲜花和新凤霞的评剧演唱，各界人士4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吴祖光先生。”

    “吴祖光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乔石、李瑞环、尉建行、贾庆林、曾庆红、李岚清、吴官正、李长春、王乐泉、王兆国、刘淇、刘云山、吴仪、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刘延东、罗豪才和丁关根等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前来参加仪式的有刘延东、孙家正、王蒙、王昆等。人们默默列队向吴先生遗体鞠躬，向爱国艺术家作最后的道别。”

    报刊上还发表了众多的攵艺界著名人士如：黄苗子、郁风、邵燕详、刘心武、舒展、杜高、秦绿枝、高汾……等纪念吴祖光的文章。历史终于给了祖光大哥一生,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202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