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亢与悔(下)
——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
赵月斌

四、彻底和不彻底的人
读《龙湾滩》,当然还需留意与雷龙有关的人。如果说雷龙的“飞升”一半是靠了他的苦心经营,那么另一半则得力于他的敌手、同党、对头、情人、亲族的共同带动、托举,是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了一股强劲的旋风,把雷龙吹到了空中,变成了一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蟒龙。
应当说,在雷龙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遇到的正面助推力是主要的,反面的对抗力则微乎其微。包括白金龙在内,一开始也是对其恩威并用,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至于他的父亲雷天和、他的叔叔雷天彤、他的族弟雷二楞、他的同党白宝成、他的情人沈玉睫等人,一开始都是他彻头彻尾的支持者,而邻村的老书记、乡里的贺书记、王秘书、市水利局的秦工、县委书记等人又都是为他推波助澜、点石成金的大贵人。仅当察觉了雷龙的野心,看清了他的面目,意识到他的危害时,这些人才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应。有的成了坚决的敌人,有的成了暧昧的同党,还有的成了半吊子谏客。
只有敌人最坚决最彻底,尤其是翻脸无情的敌人。所以,能对雷龙构成直接威慑的人寥寥无几,只有白金龙、雷二楞担此重任了。尽管后来白金龙与雷龙的争斗可以纳入狗咬狗的范畴,不过有时候二狗互殴总比一狗独吠强,至少在它们龇牙咧嘴、躬腰撅腚的时候,人们可以看看它们的异同,从而选择一条比较好喂的狗。可见,白金龙之于雷龙,还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白金龙之于龙湾滩,还能起到一点“监督”作用,当河已改,树已伐,水已污,他便支起了马后炮,“领头”状告雷龙破坏生态环境。只是他这后发制人的功夫似乎太阴毒,既然你看出了其中的苗头,既然你晓得其中的利害,为什么非要等到雷龙铸成大错,才充起了维护“群众利益”的大好人?说来说去,“群众利益”不过是白金龙雷龙们共同的祭品,必要的时候,就要奉献出去,任其壮烈牺牲。对他们来说,只有个人利益是真实的,为了自己的仨瓜俩枣,可以挥霍整片土地。
再说雷二楞。雷龙的这位“同根同族的兄弟”,原本可是“跑过腿出过力”的,后来之所以走到对立的一面,就是因为他的“群众利益”被损害被挥霍了。在现实生活中,雷二楞这样的人通常会被蔑称为“刁民”、“难缠头”,在小说中,作者则是把他当作觉醒的农民形象来塑造的,尽管这种“觉醒”还是低层次的,不自觉的,而且具体表现为耍横动粗,不过毕竟敢于怀疑、敢于维权了,相对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说,雷二楞的出现亦不啻为晴天霹雳,至少能把他的三哥雷书记震一下。当然,像雷二楞这样的乡间“愤青”,也还是在小农心态支撑下的自我温保,目的只是要求“把多收的粮钱退回来,不替吹牛×的人交税”,虽然他也说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寻个“理儿”,为了龙湾滩村的“今后”,可那理儿是什么,今后会怎样,他则一直懵懵懂懂,更多的是意气用事,感情用事,只能是吵吵闹闹,发泄发泄,遇到关键时刻,又架不住亲族长辈的两句暖心话,被软化,被动摇,在一场哭泣的冲刷下不了了之。应当说,雷二楞这一形象的出现预示了农村中公民意识的萌芽,只是这种萌芽还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也缺乏自我壮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只能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存在,即使不遭到蓄意打杀,也可能会自生自灭,甚或被收买、招安。
数落起来,在这部书中,还是与雷龙沆瀣一气的同党居多。不要说那露面或没露面的贺书记、王秘书、县委书记,单说龙湾滩本村,就有白宝成、白会计、白金满等人。把白宝成、白会计列入雷龙的同党应当没有疑义,把白金满也拉进来大概有点牵强。然而略作考量即可看出,尽管白金满是条“恶狼”,咬住了雷龙的裤角,但是他的实质与白宝成没什么两样,只要有好处可沾,他们也一样会跟在雷龙的鞍前马后,与他共同捞取油水。在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多少章法可言的,相互之间只有利益、利益、利益,利益能让他们势不两立,也能让他们握手言欢,暧昧地媾和。就像白金满,哪怕雷龙夺取了他们白家的霸权,哪怕雷龙给他们白家戴了绿帽子,只要雷龙保证他的非法利益得以延续,他们能“搞交易”,结为心照不宣的同盟。他们有需求,雷龙有投入,他们通过雷龙寻租,雷龙通过他们发达。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位卑者哄抬雷龙,位尊者也要提举雷龙。正如那位邻村的老书记所说,“干咱们这革命工作,是要讲究方法的,是有窍门的。不是苦干拼命干,而是要会干、巧干。”小说中的贺书记、王秘书乃至那位没露面的县委书记,几乎都会使点障眼法、迷魂术,大可招揽一拨又一拨狂热的看客。即使一介秘书,也能扔掉笔杆子,在台前幕后充当执行导演,也充当替身演员,成为“权”和“法”的代言人,从而不断更换“行头”,于是秘书可以变为乡长,乡长可以变为县委书记……雷龙向往的正是这条路子,不过对于他的“入辙”,小说反倒写得别具只眼:此人“被提拔重用,并不是因为干得好,也不是因为干得孬,而是因为有人告。” 在上层官场的残酷博弈中,他非但没有成为牺牲品,反而成了一枚幸运的棋子,终于上了台面。这个戏剧性的非常规动作,怎不令人拍案惊奇?得知这样的内幕,雷龙又怎不在心里偷笑?对他来说,真是应了那句话:叫你成龙,你想成虫都难。
不可否认,这世界并未堕入深渊,葆有良知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就在雷龙身边,既与他相牵连,又与他相颉颃,还有的最终与他诀别,然而没有一个唤起他的觉悟,只是任由恶果迭生,悲情续演。
先说雷龙的父亲雷天和。知子莫如父,这位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支书、老党员,是最早对雷龙“放心不下”的人,他以过来人的悔悟提醒儿子,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心,去做劳民伤财的傻事”。然而在整个故事中,这个人物除了最初给儿子打打预防针,此后就隐身而去,不再轻易出场了,只有到了紧要关头,他才出来发话。比如,他的第二次出场,是为了给儿子解围,使雷二楞寻衅未成;第三次出场,是为了给雷家争面子,提出要给雷天富大办丧事;最后一次出场,则是为了响应雷天彤对雷龙的严厉斥责,他也对儿子进行了无情的“声讨”。乍一看,雷天和确实是个“善良”的人,可是他的“善良”尤其经不住推敲。作为历史的“知情者”和现实的“见证人”,雷天和不会不知道儿子有什么成算,也不会看不出儿子在下什么功夫,可是为什么单等雷龙造了孽,他才做出恍然大悟状,突然“明白”过来。在雷龙大干快上的那大段时间里,雷天和在哪儿呢,难道他的沉默不是在默许?难道不是暗藏在雷龙背后的总指挥?至于他那种前后呼应上纲上线的说教,恰像虚张声势的自我洗白,只是为了表明一种姿态而已。所以,在“声讨”雷龙的时候,他想到的也只是他们“爷俩”都会遭到唾骂,而不是带领儿子认罪忏悔,承受惩罚,进行补救。尽管儿子的手段有些过分,但是既得利益还是要享受的。这样,雷天和之于雷龙,就起不到任何制约作用,反倒可能给了他不少激励和启发。
既然亲情关没起作用,在沙河改道问题上,来自市水利局的秦工应该是最有力的一道防线,假如他能够深明大义,把更改河道的利弊公诸于众,不光能阻止雷龙一意孤行,更重要的是能保住龙湾滩的“风水”,不至于让广大群众陷入危难之中。然而,这位眼明心亮的专家,竟然被雷龙几句话 “感动”了,竟然对正在扩大的罪恶表示“理解”,竟然一本正经地完成了“勘测”任务!呜呼,令人尊敬的工程师就这样成了专业化的帮凶。根据这一点,雷龙评价其为“小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当然,即便如此,罪行还有中止的可能,因为还有沈玉睫。这个在小说中最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像是美好和正义的化身,寄托了作者的几多期待。沈玉睫与雷龙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她对雷龙的认识也是由浅入深,逐渐看清了他的嘴脸。从一开始她就怀疑雷龙有“作秀”的趋向,但是也免不了被雷龙的“秀”蒙蔽,进而陷入新一轮犹疑中。在这种复杂情感中,她对雷龙的“劝说”、“阻挡”也只能是点到为止,很难起到见血封喉的效果。我们看到,在雷龙发起几个“大动作”时,出于朦胧的生态观念及环境意识,当然也出于和雷龙的特殊关系,沈玉睫每次都站出来表示反对,但每次都是白费口舌,空落一肚子气。“她的力量太渺小了” 小说这样说,可是因为力量太小,就眼睁睁地让大地沦陷,让树林消亡,岂不更令人痛心?问题是,你尽力了吗?你豁出去了吗?既然你预料到了那种反自然的行为那么可怕,为什么还只是敲敲警钟、生生闷气,甚至远离现场,眼不见心不烦?乃至后来扬言要“向上级反映”,对雷龙“深感绝望”了,也没有采取什么积极有效的实际行动啊?诚然,在树林遭到砍伐时,她也想过去“制止”,然而也只是想想而已,村民的无知和短视似乎又成了她退后的理由。也许对一个孤独无助的弱女子来说,我们的期望值有点高了,但是作为农村中的新一代知识阶层,沈玉睫应该比雷二楞那样鲁莽的“觉醒者”有理性、有韧性、有责任感,至少也该甩脱对雷龙抱有的幻想,高昂起自己的头颅来。可是,让人怅惘的是,沈玉睫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离开了雷龙这个靠不住的人,离开了龙湾滩这块伤心地。为一号女主角安排这样的结局,对作者来说也许出于无奈,做人的难处大概如此,作为一平常女子,沈玉睫的选择亦属明智,对她个人来说,城市当然是值得向往的地方,或可开辟出新的生活。写到这里,倒想起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其中也有一个圣洁高尚的女主角香姑,在被进城的情人抛弃之后,她毅然选择了留守故乡,要“有尊严地活下去”,“要把这爱意撒播在这块土地上”[],带领村民种树、种花,也种“礼仪”,然而最后却惨遭残害,死在“当地人”的刀下。想想香姑的下场,确又徒然心痛,面对那飞扬的尘土,你是去还是留?所以,沈玉睫,走也罢!
那么,只能这样吗?罪行只能继续,恶果只能产生,雷龙只能“修成正果,位列仙班”吗?是的,小说就是这样写的,现实也是这样演示的,我们也只能这样接受吗?且慢,在雷龙身后,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就是他的本家叔叔,那位市里的作家,雷天彤。在本书众多人物中,雷天彤大概算得上一个文化水平最高、思想境界最高的“正面”形象,作者不但让他为雷龙营造了良好的开端,而且让他在故事的结尾正式出场,给雷龙作了一番 “不留情面的严厉斥责”,总结出“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两句话,留下了“完了!晚了!晚了!完了!”几声哀叹,可是,怎么会晚?这就算完?既然雷龙当上村支书后,龙湾滩村的好多人去找过你,诉过苦,还骂娘,既然龙湾滩村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偏要等着“晚了”才来发一通长辈脾气?难道一通臭骂一声“完了”就可以把所有罪过一笔勾销?难道这“罪过”就与你毫无干系?难道“抬腿走了”就万事大吉?不是这样,不应这样,难道在责问雷龙之前,就不需要对自己的责问?难道在责问雷龙之后,就不需要对罪过清算和承担?就算雷龙的父亲雷天和没有这样的觉悟和勇气,那么你这专业作家、社会名流为什么也没有丝毫去追究、去弥补的意思?既然雷龙“在犯罪”,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讲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为官之道,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信警告他呢?所以,从雷天彤所站的“高度”看,也还是着眼于自家侄儿的官位,他给雷龙的启示也仅是如何搞好“官民关系”而已。所以可以想见,当得知雷龙升混到乡里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时,雷天彤一定不会感到耻辱,说不定还会鼓励雷龙再接再厉,帮他营造气氛,打通关节,继续向上攀登。
也许,在整部小说中,只有一个人物是率真爽直的,就是那个心直口快嘴无遮拦的“山喳喳”。虽然她也贪小便宜,也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甚至给人留下“不检点”的印象,但是恰恰在她身上闪现出许多可爱的亮光,让人觉得到纯朴而又辛辣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被邻里村人“妖魔化”的女人,实际上也带着几分细腻和正气,从她跟沈玉睫的深入交往、相互体恤,到跟雷龙的讨价还价、正面交锋,都能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给予的特别关注,尤其后来河道工程露出尾巴时,她不仅当面大骂雷龙“心黑”,而且敢于公然“作践”他 往雷书记茶壶里撒了一泡尿,这个情节固然有些恶作剧的成分,却也表现出“山喳喳”干脆耿直的性格,比起那些只会背后指指戳戳、发牢骚的人来,她更有一种敢向风车挑战的勇气。对于这样的人物,不正需要投以理解、期待甚至赞许的目光吗?
当然,小说里还有不少值得同情、怜惜的人,像困顿窘迫的孙玉高,老实虚怯的雷志河,应该代表着农民的大多数,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勤劳、安分、朴实、坚忍的优良品质,不过也必须注意到,虽然这些人构成了广大农村的中坚力量,却不敌那些善于投机、敢于钻营的“新生力量”。从这一点来看,那个先富起来的白金满倒是很有经济头脑,当初以非正当手段承包村里的果园,就在于他看到了果园的潜在利润。暴富之后的白金满“不怕露富”,把一百张百元钞票糊在墙上当画看,又着实暴露出一种滑稽的可悲来。“中坚力量”裹足不前, “新生力量”先天不足,雷二楞那样的“激进力量”又势单力孤,容易剑走偏锋,究竟什么力量能够成为激浊扬清的主导力量呢?
说来说去,在整部小说中,只有一个影子人物是清白的,就是那个疯子刘歪嘴。尽管他有偷看女人洗澡的嫌疑,尽管他死后尸体腐烂变臭,但是因为他一直与世无争,像个超然物外的先知,方才没有搅进龙湾滩的浊流中,倒是显得神乎其神,看破红尘似的。作者让这个影子人物自始至终都飘忽在文本之中,自是别有用意。这个从未正面出现的疯子,仿佛是早已被我们丢弃的灵魂,只是在大地的尽头若隐若现。因为他的存在,小说有了一些混沌的征象,又因为他的死亡,龙湾滩的故事也基本终结。作者似乎在借助这一虚化的形象,暗示一种无奈而又悲哀的事实:我们缺少的正是大地的守望者,我们缺少的正是与泥土黏合在一起的灵魂。
然而,说到底,即使刘歪嘴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假如世上真有这样一个“明白人”存在,假如他并非真的疯子,那么他的逍遥就是玩世不恭,他的不介入、不合作就是怯弱无能。所以还是姑且认为他疯了罢,若他未疯,这世界岂不更可怕?若他未疯,我们又该怎样活?鉴于此,在评价小说人物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个“影子”区别在外吧,毕竟他没有直接参与到龙湾滩的具体事务之中。
显而易见,在雷龙一步一步迈向深渊的过程中,其实有许多道防线可以让他回头的。即使他参悟不透刘歪嘴的歌谣,即使他听不进雷天和的提醒,即使他顾不上沈玉睫的劝阻,也还有秦工程师的科学论断,即使他愈走愈远、愈陷愈深,也还有雷二楞、白金龙等人的反抗和控告,即使他得到贺书记、县委书记的提携保护,也还有雷天彤能量巨大的“上层路线”,还有龙湾滩多数人的意愿和呼声。可是,可是,所有这一切“可能”硬是一一失灵,雷龙硬是能够冲破层层防线,踏上了他所理想的小轿车之旅。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承认,那些防线全都是虚设的,既然雷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虚设的防线当然不起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更加失望地认定,不仅雷龙,包括白金龙黑金龙,包括贺书记熊书记,包括沈玉睫沈宝睫,包括作家工程师,包括雷二楞雷三楞,包括龙湾滩所有的村民,大家统统都是没有底线的人,正因大家都没底线,才让其他没有底线的人钻了空子,也可以让自己去钻别人的空子,大家也就能相互去钻空子。人们总在妥协总在原谅,总是缺少主动的出击主动的担当。鲁迅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能失望地说,脊梁正在倒塌,大地正在沦陷,无形之中,大家未尝没有以恶助恶,无形之中,大家未尝不是恶的同谋。呵,在这个没有底线的时代里,只有敌人和利益是彻底的,哪里去寻找彻底的人,是刚刚写到这里的我,还是正在读到这里的你?
五、畸变还是突变
读《龙湾滩》,还要留心什么,许多变乱使人心碎,我们只能抚摸着书页,让躁动的文字平静下来。的确,作者在龙湾滩埋藏的秘密还有很多,需要换一个角度去发现。比如,小说里反映的农村宗族关系的变化就很耐人寻味。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家族集团)往往是一种靠血缘关系和精神传承筑起的宏大堡垒,不单结构紧密,而且牢不可破,它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兼容性,不利于公众(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育。不过,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乡村社会也在不由自主地“市场化”,原本牢不可破的家族集团当然也受到冲击,所谓“家法”不起作用了,所谓“忠、孝、节、义”也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利益最大化”,是想方设法赚取更多的利润,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六亲不认,不择手段。具体在龙湾滩村,就可明显看到,白、雷两大家族自古以来就势不两立,争执不断,乃至到了白金龙时代,村里的权力斗争实质还是两个家族集团的斗争。然而这种情势在白金龙任内就发生了逆转,因为利益分配明显不公,白氏家族内部首先发生内讧,白宝成公然站出来反对他的本家叔叔,联合雷姓集团的雷龙、雷二楞等,并进而说服白氏家族的白会计、沈玉睫,成功“弹劾”村支书白金龙,夺取了部分权力。后来雷龙离开龙湾滩时,也没有把大权传给雷家人,而是移交给了白宝成。白宝成与雷龙的联手,当然说不上出于公心,只是觉得对方具有利用价值罢了。同样,后来雷二楞与白五等人合伙反对雷龙,也是冲破了家族的界限,一切都因“利益”使然。尽管如此,这种变化也算得上一大改观,家族势力的消解,使得家族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家族集团的利益不再是不可动摇,至少,像白宝成、雷二楞这些不安分的人,可以率先摒弃家族观念,把个人利益纳入到公众利益之中,去争取更大范围的公平。当然,这种变化也并不容乐观,假如只是像龙湾滩这样,产生自发的利益组合,就有可能是一种畸变,由家族集团分化重组为新的利益集团,就如雷龙与白宝成,就已初显端倪,一个在村里,一个在乡上,这样的攻守同盟,不是比家族势力更可怕吗?由此可见,如果缺少和谐的乡村秩序和宽广的思想空间,乡村社会的内部心理结构还是很难发生突变。
也许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临的难题。在这个变像丛生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心理不正经受着极端严峻的考验吗?龙湾滩已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它还能照出我们分崩离析的灵魂吗?我们说“风水”被阉割了,大地被出卖了,人类的精神日益虚脱,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难道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副产品?难道为了“进步”就要付出不计成本的代价?不是这样的,“龙湾滩”本该拥有更加诗性的未来,它的文化积淀本该打通更为开放的出口,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也该稳住重心,不要被浮云遮住了眼睛。所以,在即将写完这篇文章,在即将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要问:那出卖大地、出卖灵魂、没有底线的人,是不是就是自己,是不是就在自己身边?
读过《龙湾滩》,或许只能这样结束:作者让他的主人公雷龙坐进红色的轿车,驶在去往市里的路上,比起《黑魂》和《龙凤旗》两部小说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来,这部小说的结尾无疑是充满炫惑的,可这种酸涩的喜剧色彩无法让人发笑,反而让人悲从中来。所以,用一种审视目光看《龙湾滩》,总会碰到一些硌眼的砂子,它磨砺着你的角膜,让你隐隐作痛。作为一名读者,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没有理由逃避这种感觉,虽然读至最后仍觉意犹未尽,有些含混不清的期待落了空,可我还是怀着自审的心情摩挲这部书。而今,“农村题材”往往拖累沉重,“乡土小说”往往是披着油彩的伪乡土,倪景翔能够直面失落的农村,关注失语的农民,确是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小说的平民视角和批判色彩,他所揭示的现象虽然普遍、常见,甚至被我们认可、习惯,他所塑造的人物虽然特殊、个别,甚至被我们不齿、唾弃,却远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觉,有时候,我们就是那种现象本身,有时候,我们就是被自己骂过的人。
此时此刻,我已无话可说。也许大家都是失去家园的人,也许我们都一样前途未卜……
刊于《海峡文艺评论》2023年第3期

倪景翔(1947-2023),山东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原枣庄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为“龙殇三部曲”。长篇小说《黑魂》荣获首届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首奖,《龙凤旗》《龙湾滩》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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